毛共靠欺骗煽动贫穷农民去屠杀富裕农民，来进行“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底，血腥的“土改”在攻占的江南地区也完成了。毛共吹嘘：“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但是他不肯使用暴力手段，所以不能成功。现在他的主张被中国共产党用暴力手段实现了。”可是仅过两年，毛共又推行逐步剥夺农民土地的政策，使耕者无其田了。
一九五四年，毛共强迫农民成立“互助组”。即是把几户农民联成一个生产单位。“互助组”是比较松散的组织。仅是在劳动生产上互相帮助。劳动力弱的农户给劳动力强的农户相应的报酬(钱或粮食)，或者是一些农户用人力换取另一些农户的畜力。生产所得仍归各农户支配。一九五五年，毛共强制推行把若干个“互助组”联合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的政策，使农民失去了一部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一九五六年，毛共又强迫实行把几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的政策。农民的生产与分配由“高级社”统一进行。毛共在农村推行“集体化”，“公有制”，加强对农民的奴役，向农民强征苛捐杂税。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程中，有不少农民不肯入社。因为人一入社，必须连田地、耕畜、农具一齐入社。实际是入社如卖身，一切都充公。生产的粮食必须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分配。毛共对付不肯入社的农民的办法，就是派出干部或积极分子上门去纠缠。你要下田干活，他们拉拉扯扯不让你去；你想吃饭，他们坐在饭桌旁边唠唠叨叨；你要上厕所，他们跟到厕所外边啰啰嗦嗦；你想睡觉，他们坐在床上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结果是大多数人都经不起纠缠，就都垂头丧气地入了社。
如果这一招“软功”不奏效，毛共就用“硬功”。不分日夜地强迫“钉子户”去开会，让工作队的人指指戳戳地咒骂：“田地是共产党从地主富农手上抢来分给你们的。没有共产党你们什么也没有！现在共产党叫你们入社，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们不肯听从，是忘本！你们不肯入社，坚持个体单干，难道是想自己日后又成为地主富农吗？我们共产党和广大群众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这样咒骂兼恐吓，就没有谁敢再坚持不入社了。一九五八年，毛共又耍新花样，推行“公社化”。全国一下子组成了几万个公社。每个公社由一二十个高级社并凑而成。原来的高级社改称大队。每个大队统一安排农事劳动，集中一个大饭堂吃饭。各家各户的厨具统统缴交大饭堂。两三千人集中一起劳动和吃饭。开工像蚂蚁出动，毫无效率。吃饭似一窝马蜂，挤挤拥拥，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才领到饭菜。农民失去自由行动的权利，不得随意旷工。凡是探亲访友或到墟市购物都必须先向干部请假，获准后才能去。如有不请假或请假未获准而旷工的，一律停止供应饭菜，还要遭受“斗争”。毛共声称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私人财产。田地、山林、房屋、牲畜等一切都归国家和公社所有。经济建设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要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的干部可以随意决定把一些村庄拆迁，空出土地搞“园田化”，或者建造水库，或者开采矿藏。拆掉房屋的农民被强迫搬到别的村庄的猪栏牛棚去住。有很多农民被迫远迁外县外省，又受到外县外省人的欺负，因而流离失所，或死或逃不知所终。
农民在公社的组织下，成为一支庞大的劳动队伍。可是这支劳动大军被派去种植水稻小麦，进行田间管理，从事收获入仓等常规农事劳动的人却很少。毛共的政策本末倒置，把大批强壮劳动力安排去建造水库堤坝，挖掘引水的运河网。说是既可发电，又能灌溉。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两年内建起了近十万个水库，加上横七竖八地开凿的河渠，使亿万亩良田沃土无法再生产粮食。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减产，得不偿失。发电厂又没建成，因为根本找不到发电的机器设备。被驱赶去筑堤坝、掘河渠的农民冒着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的挥锄掘土，用竹筐扁担肩挑背负，每天劳作十八个小时以上。很多人积劳成疾，三四十岁就夭折了。也有不少人因营养不良，劳动强度过大而支撑不住，在劳动中突然倒地而亡。毛共却鼓吹“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因工死伤或得病的农民无片言只字的体恤。那种场面和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雄壮。那种情境又像孟姜女哭崩长城一样惨烈。
毛共在驱赶农民去建筑水库堤坝挖掘河渠的同时，又驱赶大量农民去掘铁矿石，建土高炉，搞所谓“全民炼钢”。炼钢需要煤炭。毛共就下令砍伐山岭上的树木，烧制木炭供炼钢之用。山上林木全部砍光了，木炭仍不够用。于是又下令把农民房前屋后的果树斩伐一空。甚至拆掉一部分民房取木桁烧炭。这样杀鸡取卵式的“全民炼钢”，还是不能完成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的指标。毛共为了达标，又出酷招，强迫农民把家里的旧锄头、铁锹、柴刀、挑水扁担的铁钩、窗框的铁柱全部捐出。如果有农民表示不愿意，毛共的干部就大喝一声：“国民党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就要反攻大陆了。你不肯交出是打算留下给国民党蒋介石吗？”农民害怕被指为“反革命”，十分无奈地交出了家中的铁器。全国乱哄哄的闹了一段时期。后来发现炼出的“钢铁”同石坯差不多，毫无用处。这样的凝固“石坯”到处丢弃，劳民伤财，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英国历史学家肖特写道：“这种拜伦式的纪念碑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愚行。”肖特先生说得不正确。这些都是毛共强迫中国农民去干的，应该说“这种拜伦式的纪念碑记录了毛共的丑行”才对。
当时所有的大、中、小学都关门停课。有部分师生被派去修筑水库堤坝，掘河渠，分定“土方”指标，限定时日完成。另有部分师生被强迫去挖铁矿，砍树木，烧高炉，也定下死任务，非完成不可。还有部分师生被派去种菜或斩伐柴草换钱买菜。因为公社只拨米给学校，下饭的菜和油盐要学校自行解决。不少人入学读了几年书，毕业出来仍和文盲一样。所有师生受毛共奴役都忍气吞声，没有谁敢站出来反抗。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已经把他们吓怕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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