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4)

三、水深火热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自从解放以后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来了，河南都总是站在潮头浪尖，甚至还花样翻新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在滑县老家，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时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当着“革命群众”的面踹自己的父母一脚，或者煽一耳光，以示彻底决裂。有一些人顶不住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那么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然而，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五岁，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既然拒绝选择“革命道路”，我母亲也就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斤重的大木牌。然后，他们像欣赏一件亲手创造的艺术品一样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一左一右加挂了两块砖头。母亲的腰被压成了九十度，细细的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整人成了一些人赖以娱乐和寻开心的方式，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在统治者的怂恿下肆意妄为地释放出来。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外婆脑子聪明，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于是她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坏”们仇恨新社会的证据，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公社之间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郑八为当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连骂带打一会儿以后，再一脚踢翻；然后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

　　　　后来，造反派们又采取了“分开批斗”的方式：外公被作为“地主分子”在一个会场批斗，外婆作为“地主婆”在一个会场批斗，母亲则作为“地主羔”在另一个会场批斗。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斥了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和见钱眼开？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堕落成没有骨气的政治娼妓，只会一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为什么那几个向克林顿发难，以显示自己特别 “爱国”的北大学生一毕业，竟然如飞鸟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经痛骂的美国，而不留下来报效祖国？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鼓励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

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几年，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于实行“三自一包”，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为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吃的虽好却家徒四壁。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极少数”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外公比较麻木，身体也比较硬朗，倒是还扛得住；而外婆这个人自尊心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跑到村外上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后救下来了。此事发生以后，造反派们就当着外婆的面对我外公和母亲宣布了一条纪律：每天必须看着外婆，不许她自杀；如果外婆自杀了，那么就拿外公和母亲是问。外婆怕牵连外公和母亲，只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就是那个时代：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

　　　　外婆自杀未遂并没有激起这些平时互相以“自家”、 “亲自家”相称的造反派们的丝毫怜悯，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斗争经验”的日益丰富，批斗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像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彭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的母亲，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其实，外公、外婆和母亲所受到的这些迫害，在当时来说还并不算特别恐怖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成分高者的屠杀行为，有的全家惨遭灭门之灾。例如湖南省道县，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有四千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残杀，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个月的婴儿，都不能幸免；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起他们的命运来，外公、外婆和母亲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批斗对像、黑七类，惊恐不安地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他妈受不了这种刺激，不久就疯了，我小时候在农村住时还经常见到这个疯老太太深更半夜要去公社“告状”。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十五岁的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我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甚至动手打人，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洗礼后，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

　　　　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因此对支书儿子、民兵队长们的求婚，一概婉言谢绝。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亲十六岁，我的父亲三十二岁。(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