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接上10）
五“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为新中国而战（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
毓武是几个月前经朋友介绍来的。当时，夏家从暂借的住处搬入北城内的一所大院里，想找一位富裕的房客，以减轻房租压力。毓武来时，身穿国民党军官服。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太太”和一位年幼的孩子。事实上，这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助手。孩子是这女人的孩子，她真正的丈夫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党正规军中。后来，日久生情，他们弄假成真，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原配夫人和丈夫也都与别人结了婚。
毓武于一九三八年参加共产党，抗战结束时被共产党从当时的大本营延安派到锦州，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并传送给在城外活动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他的公开身份是锦州政府军事科科长，这是共产党花钱替他买下的。那时，国民党的官职，甚至特务系统的职位，都可以用钱买到。有的人买官是为了家人避免被抓去当兵，或免受恶棍骚扰，有的人则是为了自己敲诈勒索。由于锦州地处战略位置，国民党驻扎了大批不同系统的军队，多如牛毛的大小官员充斥于五花八门的机构，这有利于共产党人混入。
毓武把掩护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经常聚众豪赌，或大宴宾客，一方面扩大关系网，一方面使他的伪装更加天衣无缝。他的众多“表兄弟”和“朋友”频繁来访，混杂在常来往的国民党官员和特务中，未引起任何怀疑。毓武还有另一层掩护，夏瑞堂的诊所总是开着门，那些“表兄弟”和“朋友”可以直接通过诊所而进入内院，外人看来好像是就诊的病人。
我母亲听到胡表哥被处死的消息，找到毓武，要求为共产党工作。毓武拒绝了，理由是她还小。我母亲只好另找门路，她当时在学校已经是个学生领袖，她希望共产党会来找她。共产党呢，一直在观察她、审查她。舒姑娘离开锦州前曾把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头人介绍给了我母亲，说是“朋友”。一天，这“朋友”找到她，通知她到锦州南站和北站之间的铁路隧道去，与一位二十来岁、上海口音、容貌英俊的年轻人接头。她去了。这个人姓梁，梁成了她的上司。
我母亲的第一项任务是散发毛泽东《论联舍政府》这类小册子和有关土地改革、共产党其他政策的传单。这些宣传品有时藏在大捆用作燃料的高粱秆里，有时则在大甜椒上钻个洞塞进去，由人化装成农民以卖柴草、卖蔬菜为幌子，送进城来。
夏家成了这些宣传品的集散地。毓武妻子买下这些带有秘密使命的柴草或蔬菜，把宣传品取出藏在洞炕、中药堆和柴垛里。当我母亲的联络人登门取走这些宣传品时，她还帮忙把风。这些东西学生们得偷偷传阅，但一些左翼小说或多或少能公开阅读，最流行的小说是高尔基的《母亲》。
有一天，我母亲散发的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手里，她把小册子塞进书包，就去市场买东西，在那儿掏钱时，不小心翻了出来。附近正巧有两个特务，他们看到这薄薄的用黄草纸印成的书，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品。那位姑娘被抓起来，死在酷刑下。
许多人就这样死在国民党特务手中。我母亲心里很清楚，如果她被抓，也将面临拷打和送命的危险，但她一点儿也不胆怯。她此时已偷偷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在与朋友们讨论时，他们都为马克思和列宁所勾画的共产主义远景所吸引，被毛泽东对农民、工人以及妇女的许诺激动得热血沸腾。我母亲一想到自己在共产党指示下做事了，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分子，就勇气倍增。
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作战的关键战场。锦州是东北的大门，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场战争不是双方在某一固定的前线上对峙。共产党占领了东北北部和大部分农村。国民党拥有除哈尔滨外的主要城市、海港和大部分铁路沿线城镇。到了一九四七年末，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的对手。那一年他们打垮了二十万国民党军队。有许多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或支持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一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农民们感到支持共产党就能保住他们分得的土地。
共产党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农民们感到支持共产党就能保住他们分得的土地。（网路图片）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锦州四周大部分的农村，国民党加强了入城检查的关卡。农民不愿进城卖东西，因为他们在通过关卡时常受尽刁难，被敲诈勒索，产品有时甚至被全部没收。城里的农产品价格天天飞涨，加上奸商和贪官操纵，情况就更糟了。
国民党刚到时，发行了一种新货币，称为“法币”。此时夏瑞堂已年近八旬，他担心自己死后我姥姥和母亲生活会无着落，就把全部积蓄换成法币存起来。过了一阵子，法币被“关金”取代，但国民党没法控制通货膨胀。贬值速度惊人。夏瑞堂的全部积蓄便随着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交的那个冬季，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抗议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的游行示威此起彼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两万饥民抢劫了市内国民党军队的两座粮仓。
经济崩溃了，但有一个行业却很兴旺：卖年轻姑娘到妓院或给有钱人做奴仆。乞丐满街都是，卖儿鬻女多不胜数。有好几天，我母亲都在校门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绝望不堪的妇女颓坐在冰凉的地上，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满脸麻木呆滞的神情，头上插着草标，胸前挂着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教师们也是食不裹腹。他们要求加薪，政府答应以多收学费的办法解决，但无济于事，因为家长付不起更多的钱。我母亲的一位教师吃了一块从街上拣来的肉，死于食物中毒。他知道这块肉已经腐烂变质，但实在太饿了，饿到一厢情愿地以为把肉煮熟了就可以杀菌。
这时，我母亲已当上女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她的共产党上司粱先生指示她为教师谋福利，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这边来。于是，她组织同学到电影院和剧场，在开演前向观众募捐。或搞街头义演义卖。但所得无几，人们不是太穷就是太吝啬。
一天，她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这姑娘的祖父是个旅长，她本人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了婚。她告诉我母亲这天晚上在城里一家豪华餐馆有个宴会，约有五十名官员携夫人参加。那时，国民党官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交际宴会。我母亲跑回学校，通知同学们于下午五点在城里最显着的地方——六十尺高的十一世纪石鼓楼前集台。当她带着一些人到达时，已有一百多位姑娘聚集此地听候她的命令。到了下午六时许，官员们乘着小车、马车和黄包车陆续到达。女人们穿戴得珠光宝气，极尽娇娆。
我母亲等宴会进入吃喝高潮时，指挥姑娘们列队迅速进入餐厅，国民党安全措施竟是如此松散，我母亲的队伍毫无阻碍就进去了。喧哗的宴会顿时鸦雀无声。我母亲站到椅子上，不加修饰的深蓝色棉袍在周围华丽的绫罗绸缎中格外突出，使她看去好像是简朴的化身。她先简述了教师们的困境，然后说：
“我们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大方之士，肯定会慷慨解囊，以表爱民之心。”此时此刻，军官和太大们尴尬之极。他们不想显得太小气，更想尽快摆脱这些不速之客。姑娘们围着摆满山珍海味的桌子，挨个记下捐赠的数目，第二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分头赶到各个军官家收取承诺的捐款。募集到的款子立即分配到教师手里，让他们在贬值之前赶快花掉。否则几小时之内，就可能一文不值。
此事很快在城里传开。我母亲没有受到报复，也许是因为赴宴者对自己大吃大喝而教师生活无着感到很窘，不想再招惹更多难堪。况且，国民党不反对募捐，既然如此，何乐不为呢？再次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境，我母亲更加相信共产党了。
城里吃饭是问题，城外穿衣则是问题，因为国民党当局严禁向农村出售纺织品。玉兰的丈夫效石专门负责拦截把纺织品偷运出城卖给农民或共产党的走私者，走私者中有的专事倒手买卖，有的为国民党官员捞取外快，有的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
效石和他的同伴只要截住走私车，通常做法是没收布匹，然后把走私者放掉，希望他会再带另一批货来，有时，他们也和走私者坐地分成。无论走私或是捉拿走私，货物最终仍是卖到共产党控制区。效石和同伴越捞越肥。
一天晚上，一辆肮脏不起眼的货车来到效石当班的缉私关卡。他又施展通常的招数，摆出十足的派头来想镇住车夫。他一边估计这批货物的价值，一边揣摸这个车夫的来头。他也盘算要把这一大车货拉到哪里去放一放再脱手。最后他坐上车，命令车夫调头回城。车夫自然遵命。
深夜一点左右，后院响起一阵敲门声，把姥姥从梦中惊醒，她打开门，只见效石站在门口，说有一批货，想在她家放一晚，他没有说明货的来龙去脉。姥姥不能不点头同意，中国人很难对亲戚的要求说“不”字。姥姥没有惊动还在睡觉的夏瑞堂。
天濛濛亮时，效石就带着两辆大车出现了，把所有布匹装上就走。不到半小时，武装特务包围了夏家大院。原来车夫是为另一个特务系统工作，自然，他们想抢回这批布。
夏医生和我姥姥非常生效石的气，但心里暗自庆幸至少货物已搬走。不过对于我母亲来说，却是大祸临头，因为她的一些共产党宣传品就藏在屋里。特务一出现，她抓起宣传品就往厕所跑，跑进去就把它们塞进裤脚扎住的棉裤里，外面罩上旗袍和厚厚的棉大衣，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外走，说是去上学。特务们拦住她，说要搜身。我母亲急坏了，冲着他们大声喊：“我要到我的诸葛舅舅那儿去告你们！”
我母亲开口前，这群人并不清楚夏家与特务系统的关系。由于国民党机构在城里五花八门，任何带枪的、有后台的人都享有专横的权力，车夫也未弄清是谁没收了他的布匹。但“诸葛”名字一出口，带队长官的态度马上发生戏剧性转变：诸葛是他上司的朋友。他一个暗示，部下就低下了枪口，转变了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位长官鞠躬敬礼，咕咕哝哝地对他打扰了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家庭表示歉意。下面的队员看上去比长官更失望，没有货物，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饭吃。他们懒洋洋地拖着步子走了。
锦州当时的一所新成立的大学——东北流亡大学，教师和学生是从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北部逃出来的，共产党在那里一度实行严厉的政策，许多地主被处死，城镇商店老板和小产业主被批斗，财产被没收。知识分子多出身富家，他们不是目睹了家人受罪，就是自己遭殃，于是纷纷南逃。
流亡大学有一所医学院，我母亲想就读。她的理想是当医生，部分原因是受到夏瑞堂的影响，另外，医务工作是使女人独立的最好职业。梁先生热烈支持她，共产党对她进医学院有他们的打算。她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同等学历进入医学院半日制学习，同时保留了师范生学籍。
流亡大学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战场”。国民党已经看出东北局面江河日下，开始打算撒出，于是鼓励师生向南方“流亡”。共产党不想失去这些受教育的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政策上的错误，随即进行修改，保证要保护城市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锦州地下共产党运用这些温和的政策，开始劝说学生和教师们留下。这成了我母亲的主要活动目标。
尽管共产党政策有了改变，不少人仍决定南逃。六月下旬，一船师生到达锦州西南二百五十哩处的天津。上岸后，他们发现既没食物，又无住处。当地国民党竭力鼓励他们参军，口号是“十万学生十万兵！”“打回老家去！”他们从东北逃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当兵送命。在同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策动下，七月五日学生们在天津游行示威，要求食物和住宿。军队开了枪，许多人受伤，数人中弹身亡。
消息传到锦州，我母亲立即召集了全锦州七所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会领袖开会，选举成立了锦州市学生联合会，我母亲当选为主席。会议决定给在天津的学生发声援电报，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游行到警备司令部向邱司令递交请愿书。
那是一个灰濛濛的雨天，地面被雨水浸泡成黏稠的烂泥。我母亲的同学们聚集在校园里急切地等待消息。天已经黑了，她和另外六名学生会主席仍不知去向。最后有人报信，特务突袭了学生领袖们开会地点，把他们全部抓走，是我母亲学校的政治主任尧寒告发的。
他们被带到警备司令部一间小会议室里。过了一会儿，邱司令走进来，隔着桌子盯着学生们，一副痛惜的样子：“你们太年轻，做事太容易冲动。读好你们的书就行了！”他问道，“你们对政治究竟懂多少？有没有意识到被共产党利用了？”他的语气时而缓和，时而严厉。最后，他许诺只要他们肯签署悔过书并交出幕后的共产党人，就放了他们。他停住口，开始观察这番话的效果。
我母亲无法忍受他的盛气凌人和装腔做势。她一步走上前大声反问：“请问邱司令，我们究竟有什么过要悔？”邱司令显然被惹火了，“你们被共匪利用，无理取闹，还不是过吗？”我母亲立刻回敬道：“我们的朋友就是因为听了你们的话，跑到天津，才死在天津。他们应该遭枪杀吗？我们为他们申冤是胡闹吗？我们做了什么无理的事？”激烈对吵了一阵，邱司令一拍桌子，召来卫兵，“让她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在卫兵来抓我母亲一瞬间，她跳到邱司令面前，一拳也砸在桌上，“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没做任何错事！”
我母亲的两臂被紧紧抓住，从桌旁拖开。她被沿着通道拉了很长一段距离，又走下几级台阶，推进一间黑屋里。面对房屋的另一端，她依稀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男人，似乎坐在长凳上，背靠着柱子，头向一侧低垂。稍顷，她才看清他的上身被捆在柱子上，大腿被捆在凳子上。两个大汉正向他小腿下塞砖头。每一块砖头塞进去，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母亲的脑袋里“嗡”地一声仿佛充满了血，她仿佛听到了骨头的碎裂声。忽而她又被带人另一阔屋子，引路的军官把她的视线引向一个离他们不远的男人。那人被悬吊在房梁上，上身裸露，乱糟糟的头发向下垂，遮住半边脸。地上有个火盆，一个大汉坐在旁边，漫不经心地吸着香烟。当我母亲看着他们时，大汉从火盆里拿起一根铁棒，铁棒顶端是一块被烧成赤红色铁块。他裂嘴一笑，举起铁棒直烙向男人的胸膛。我母亲听到一声可怕而短促的呻吟声和烙铁烧在皮肉上的滋滋声，似乎闻到了强烈的焦糊气味，她没有尖声大叫或吓得昏倒。恐怖的场面在她内心深处产生的是强烈愤怒，而愤怒给她巨大的勇气，压倒了恐惧。
军官问她现在是否愿意写悔过书了，她说“不”，结果被关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在这里，她度过了几个特别漫长的白天和夜晚，与她相伴的只是隔壁刑讯室不时传出的惨叫声。审问者反复要她提供共产党名单，她只是摇头。
然后，有一天，她被带到一处空旷的院子，那里杂草丛生，碎石瓦砾满地。她被推到一堵高墙边，与一位陌生男子并排而立。此人明显受过酷刑，只能勉强立住身体。几个士兵懒散地站在对面的位置，端起步枪。一个士兵走过来，用布条蒙住她的眼睛，尽管看不见，她还是闭上了眼睛。她作好了临死的准备，只为把生命献给了她所追求的伟大事业而自豪。
她听到枪响，但没感到什么。约莫一分钟后，蒙眼布被去掉，她眨眼打量四周，身旁的男人倒在地上。那位曾引她到刑讯的军官走来，眼神充满了惊讶，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居然没有他所想的吓傻了。我母亲沉着地告诉他，她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又被带回囚室，没有人再来找她麻烦，也没受刑。几天后，她获释了。在这之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营救她。我姥姥天天到警备司令部哭闹、乞求，扬言要死在那里。夏瑞堂带着贵重的礼品拜访他有权有势的病人。家里的特务关系也纷纷动员，不少人写保证书，保证她不是共产党，只是年轻冲动。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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