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之4（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5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去西昌的卡车。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命令许多重要工厂（包括我姐姐男朋友“眼镜”工作的那家工厂）迁移到四川，还特别在西昌地区建设了一个新的工业基地。毛泽东的理论是四川的大山是最好的掩体，可防御美国或苏联的攻击。从五个不同省份调来的卡车组成了车队，不停地向西昌的工业基地运输物资。通过一位朋友介绍，一个北京车队的司机答应让我们搭便车。我们得坐在卡车尾部，因为驾驶室里坐了一位副驾驶员，以换班驾车。每辆卡车属于一个车队，每天黄昏时会合。
这些司机跟他们的全世界的同行差不多，乐意载姑娘而不愿带小伙子。因为卡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男孩子们很愤怒。沿途都可以看到贴在树干上的标语：“强烈抗议五省车队搭女不搭男！”有些胆大的男孩挡在路中间想强迫司机停车，我学校就有个男同学因没及时跳开而被辗死。
偶尔也听说幸运搭上便车的姑娘被强奸的事，不过，多的却是浪漫的恋爱故事，这些旅途造成了不少眷属。参加战略基地建设的卡车司机享有一些特权，其中包括允许把他的妻子的农村户口迁到他所住的城里，有些姑娘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载我们的司机很善良，行为无可指责。当黄昏停车住宿时，他们总是先帮我们找好住处，才去专门接待他们的招待所，还请我们一起吃晚饭，使我们能免费享受丰盛的饭菜。
只有一次我觉得他们脑里或许有点点与性相关的念头。一次停车时，另外一辆车的司机邀请我和南南下一段坐他们的卡车。当我们告诉我们那位司机时，他的脸拉长了，酸溜溜地说：“那好，你们去好了，和你们那些好人儿们一起走好了，反正你们更喜欢他们。”南南和我面面相觑，喃喃地说：“我们没有说过喜欢他们，你们对我们都很好……”结果我们没有去。
温表现得好似南南和我的监护人，不断要我们小心司机，小心男人，小心小偷，小心吃东西，晚上不要出门……他帮我们提东西，给我们送热水，吃饭时间总是要京明、南南和我随司机一起去吃饭，而他呆在旅馆里替我们看行李，当时小偷遍地都是。我们吃完后再带些东西回旅馆给他。
温对我们没有任何不恭的地方。进入西昌地界后的那天黄昏，南南和我想去河里洗个澡，天气很热，而西昌的月夜又是那么美。温替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河湾，我和南南在弯弯的芦苇旁边，在野鸭的陪伴下洗澡。月光洒在河面上，散成千千万万闪闪的银环。温坐在路边，一丝不苟地背对着我们，为我们放哨。像许多小伙子一样，文革前的教养使他们觉得要有骑士风度。
住旅店得有证明。温、南南和我的证明是各自的宁南生产队开的，京明的是四中开的。住旅馆很便宜，但是我们的钱不多，因为父亲的大部分工资被扣发。所以南南和我同睡一张床，温和京明则在另一个房间挤一张床。旅店很脏，设备又简陋。上床前，南南和我总要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检查被单，看有没有跳蚤和虱子。旅店的洗脸盆上是一圈圈黑灰色或深黄色的污垢，极容易染上沙眼，我们就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脸盆。
一天晚上，大约十二点钟，我们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每个人都得起来“向毛主席作晚汇报”。这种滑稽的表演和跳忠字舞是孪生兄弟，表演方式是晚上聚集在毛泽东画像或塑像前朗诵语录，一遍遍有节奏地挥舞着小红书，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睡眼朦胧的南南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别的旅客也三三两两出现了，用手揉着眼睛，扣着衣扣，拉着鞋后跟。没有一个人抱怨，没人敢。早上五点钟，我们又得起来，“向毛主席作早请示”。当我们重新上路时，京明说：“这个城里的革委会主任一定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
唱颂歌、背语录、戴毛泽东像章、挥舞小红书，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全国各地革委会在一九六八年末先后成立后，这类荒诞可笑的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仪式更变本加厉。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们认识到：最安全、最划算的行动就是什么工作也不做，除了整人，就是使劲搞毛崇拜。一次，我在成都一家药店买药，一个老营业员从他的灰边老花眼镜后面无动于衷地瞄了我一眼，嘴里呐呐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干巴巴地停住了。我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我应该接下句：“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段林彪讨好毛泽东的话，这样的对答成了打招呼用语。
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忙于修建毛泽东塑像，成都市中心就竖立了一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毛泽东站像。为了容纳它和兴建“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炸掉了成都市雄伟的古城楼。记得几年前，我站在这个城楼上兴高采烈地观看国庆烟火。大理石取材于西昌，由专门称为“忠字车”的载重卡车运来。那种车队每辆都插满小旗，披上红绸彩带，还有朵大大的红绸花束在车头。车队从成都只能空车出发去载大理石，而往西昌基地运物资的卡车即使空车返回，也不准载大理石，做毛泽东雕像的石头得专车专用。
我们和那位载我们到西昌的司机挥手告别后，搭的就是这样一辆“忠字车”去宁南。路上，我们在一个大理石采石场停下来休息。一群汗流浃背的工人光着膀子、蹲在地上喝茶，抽几尺长的细烟杆。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用任何机器采石，全靠一双手。以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他赤裸的胸膛上别着一个毛泽东徽章，使我又吃惊又为他痛。当我们又上路时，京明说那个徽章可能是用胶布粘上去的。至于他们赤手空拳采石，他说他们大概本来就没有机器。
京明总爱说这样不敬的酸话使我们大家笑个不停。这在那些年月很罕见，幽默很危险。毛泽东虽然鼓励大家“造反”，但并不想要任何人真正犯上，对权威不恭也不行。想问题没有“忌讳不恭”的约束，是我启蒙的第一步。就像平一样，京明帮助我解脱了脑里的桎梏。
我们进了海拔约五千尺的宁南，我的肠胃病又犯了，一吃东西就吐，眼前天旋地转。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尽快到生产队，以在六月二十一日前办完迁移手续。南南的生产队较近，我们决定先去那里。我们在大山里爬上爬下，走了一整天。夏季的山洪咆哮而下，山涧里的水面上没有桥梁。温走在前面探水的深浅，京明把我背在他瘦骨嶙峋的背上。我们常常得在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上走，一面是陡峭的石壁，一面是万丈深渊。学校里有同学就是在夜间行走时跌落悬崖摔死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我们都脱了皮。我渴得忍不住，很快就渴光了每个人水壶里的水。但还是渴，每到一个山涧，就一下子扑在地上大口大口喝冰凉的山水。南南想阻止我，说甚至农民也不喝这种没煮沸的水。但我顾不得许多。当然，紧接着是翻肠倒胃的呕吐。
终于，我们看到了人家。门前是几棵高大的板栗树，四下伸展着威风凛凛的华盖。农民请我们进去歇脚。我一眼看见灶台上放着一个大陶钵，就舔着干裂的嘴唇不知不觉走了过去。陶钵里可能盛着米汤，在这样的大山里，这是最可口的饮料。主人很客气地请我喝，米汤本应是白色，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暗黑。突然一阵嗡嗡声爆发了，一群苍蝇从米汤表面走起，再往里看，还有些被淹了的苍蝇。平时，我看见苍蝇就恶心，此刻却视若无睹，把苍蝇吹开，大口大口吞下米汤。
到南南村子天已经黑了，第二天，她的生产队长十分乐意地在三张证明上签字盖章，巴望她快离开。几个月来，农民们明白了，他们得到的并不是额外的劳动力，而是额外的供养的嘴巴。他们没法把这些城里的撵走，现在有人自愿离开，自然求之不得。
我病倒在床，无法去自己的生产队。温就独自前往办理姐姐和我的手续。南南和她队上的女伴们尽力照料我，给我喝喝反复煮沸的东西。但我仍躺在床上浑身难受，想念姥姥和她美味的鸡汤。在那些岁月，鸡是珍品，南南开玩笑说，我的肠胃病害得妙，只想吃最好的东西。她和别的女孩及京明都四下为我买鸡。但当地农民既不吃鸡，也不卖鸡，他们养鸡是为了下蛋，这是这里祖宗的规矩。朋友们却听说原因是这里的鸡带麻疯病菌，这种可怕的疾病在这些山区相当普遍。这一说吓得我们连鸡蛋也不敢吃了。
京明决心为我做姥姥那样的汤。她爱发明些小玩意的长处派上用场了。房前是一个晒谷场，周围麻雀很多，他用棍子支起一个大圆簸箕，下面洒上谷子，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棍上，他握着另一头，躲在屋里，从一面摇好的镜子里观察动向。只见麻雀蜂拥而至抢食，偶然还会来一只大模大样的斑鸠。京明把握好时机拉绳了，我就有鲜美的野味汤喝了。屋后的山坡上长满了桃树，现在结实累累。京明和姑娘们每天上山大篓大篓地背桃子。京明说我生吃不行，于是为我做果酱。
我就这样被“娇惯”着，每天坐在门厅里看远处一重重的山。读京明带来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书。我对屠格涅夫的小说情有独钟。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能背下《初恋》的许多段落。
夜晚，蜿蜒的远山轮廓就像一条神话中的火龙出现在黑沉沉的天边。由于西昌的气候十分干燥，森林保护法又没有施行，设有防火设施，许多山天天在燃烧，只有当一道峡谷挡路或一场大雨自天而降时，山火才会熄灭。
几天后，温回来了，带来盖好章的文件：我们生活队同意放我和姐姐。我们于是立刻上路去找县里管户口的李安办。虽然我仍然十分衰弱，走几步就两眼金花乱冒，但没法子，离六月二十一日只有一个星期了。
我们到了宁南县城，发现这里的气氛就像在打仗。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已经被制止了。但是在宁南这样的边远山区，武斗还在继续。打输的一派躲到了山里，不时袭击。县里到处是武装人员在把守，大多数是彝族人。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西昌地区的深山老林中，传说他们睡觉的姿势不是躺着，而是蹲坐着，双手抱膝，头枕在膝上手臂里。武装派的头头，指使彝人在前面冲锋或干持枪站岗这些危险的事。我们到县政府找李安办时，得和彝人守卫用手势比比划划解释个老半天，因为我们不懂彝语，他们不懂汉语。一接近，他们就举起枪对着我们，还把指头扣在板机上，我们吓得要命，却又不得不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据说他们会把任何害怕的神色看做是心虚的表现，并会据此行动。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李安办的办公室，但他不在。遇到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李安办躲起来了，因为大多成都来的“知识青年”找他解决问题，忙得他不可开交。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不过他建议我们去找一队“老知青”，说他们可能知道。
“老知青”是指文革前下乡的青年人。共产党一直在动员大学考试落榜的青年到农村去，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大显身手”。这鼓舞了青年的浪漫热情，许多人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下乡落户。农村生活的严峻，去了就出不来，又眼见干部子弟即便落榜也不下乡的现实，不少人由理想破灭而转为玩世不恭。
这群“老知青”对我们十分友好，招待我们吃了一餐丰盛的野味，又去帮我们问李安办在哪儿。我们在等答复时，坐在宽敝的松木阳台上，面对一条叫作黑水河的咆哮河水谈天。河中高高的礁石上，鹭鸶一只细长的脚独立着，一只展伸着，好像在摆出优美的芭蕾舞姿。有些鹭鸶在飞翔，优雅地挥动白雪般的翅膀，我还从没见过这样自然而千姿百态的舞者。
主人指给我们看河对面的一个黑暗山洞，洞顶悬吊着一把銹痕斑斑的青铜剑。山洞位于湍流的江边陡壁上，人进不去。传说这把青铜剑是公元三世纪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留下来的，他七次远征这一地区的历史十分有名，现在故事里的剑就近在眼前，我兴奋得不得了。故事里诸葛亮七擒当地部落酋长孟获，又七次放了他，希望以宽宏大量来征服人最重要的是征服他们的心，毛泽东和共产党对这种战略很在行。我隐约想到，恐怕这就是为何要我们“思想改造”的原因——这样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做驯服工具了。这也说明为什么要我们以农民为榜样，因为他们是最不会思索地听从指挥的。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传说的又一寓意：攻心要有强力做后盾。
主人的话打断我的沉思。他们热心建议我们见到李安办时向他暗示父亲的职务。一位笑眯眯的小伙子说：“他一听就会马上拿出大印来给你们盖上。”因为我们学校颇有名气，他们都知道我们是高干子弟。我对他们的提议半信半疑，有点犹豫地说：“但是我们的父母都成了走资派了……
几人齐声回答扫除了我的忧虑。“这有什么关系？他是老共产党员吧？”
“是。”我喃喃地回答。
“是高干吧！”
“也算是，”我含糊地说， “但这是文革前的事了，现在……”
那有什么关系，有人宣布撒他职了吗？没有？那就对了呀！你看，事情明明白白，共产党老干部气数未尽，他就知道……”那位乐呵呵的小伙子指着诸葛亮留下的铜剑说。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中国老百姓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体系足以取代文革的共产党体制。他们似乎都相信被撵下台的共产党干部还会东山再起。这时，那位乐呵啊的小伙子还在继续说话，摇着头加强语气：“这时的干部谁敢得罪你们，将来给自己惹麻烦！”我想起“二挺”耸人听闻的报复性迫害。中国人总得防著有权势或可能有权势的人哪天报复。
离开时，我问他们该怎样向李安办暗示父亲的职务而又不至于显得庸俗。他们都大笑起来，说：“他只是个农民！没有那么细腻的感情，怎么说都行，反正他们也辨别不出来。你干脆就直接了当地说，你爸爸是什么长……”我注意到他语气时的轻蔑。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知识青年”，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在农村落户后都渐渐看不起农民。这结果与毛泽东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在几天焦虑地满山乱转后，我们终于在六月二十日找到了李安办。我一直在脑里演练该怎样说出父亲的职务，但和他一对话，却发现原来完全没有必要。李安办主动问我：“你父亲文革前干什么？”他又问了好多个问题，与其说是必要，毋宁说是好奇，问完后，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肮脏的手帕包，打开露出一个木头印，还有一个扁平的小盒子，装的是印泥。他慎重其事地把章戳在印泥里。然后在我们的三张证明上一一盖上了大印。
在户口冻结二十四小时前，我们总算盖到这个非同小可的最后一章。当然我们还得去找管理户口簿的办事员拿户口簿，不过这只是手续而已。我一下子松懈了下来，结果是剧烈的胃疼和腹泻。
我挣扎着返回县城，到达时天已大黑。我们找到了县委招待所，这是一幢单调的两层楼房，在一个四面有围墙的院子里。招待所登记处没有人，整个大院也空空如也。大多数房间的门紧闭者，只顶楼上有些房门虚掩着。
敲了敲，里面没人，我就进房间。窗户开者。可以看到一处后院墙半塌，外面是一片田野，走廊对面是另一排房间，四下似乎连个鬼也没有。从房间里一些私人物品和喝了一半的剩茶，我猜出有人刚在这里，走了没多久。我实在太疲倦了，没有精力去想这人是什么人，为何离开。我甚至没有力气把门关上，就一头栽在床上和衣睡着了。
扩音器声把我惊醒，大声播放毛泽东语录，特别震地下注一条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凭经验，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在攻打这座楼了。
接着我听到近旁子弹的呼啸声和玻璃窗的破碎声。扩音器在叫唤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字，警告他们赶快投降，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炸楼了。
京明冲了进来。一些端着枪、戴着藤帽的人跑进走廊对面面向大门的房问，其中有一个满脸稚气的少年，背的枪比他还高。他们什么也没说，就冲到窗户边用枪托砸碎玻璃，端起枪往外打。一个人看上去是这伙人的头领，要我们赶快离开大楼。原来这是他们这一派的司令部，现在反对派来攻了。我们当然越快逃离越好。但现在从楼梯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楼梯面对大门，出去就挨打，怎么办？
我们疯狂地把被单撕成条，结在一起，好像根绳子，一头拴在窗框上，另一头抛下楼。当我们手抓着被单两腿乱蹬到地面时，子弹飕飕打在四周的硬土上。我们弓着腰跑，跳过倒塌的围墙，一路飞奔，奔得像快断了气，直到觉得安全后才停下来。此时天色和玉米地都开始泛白，我们前往附近一个公社的朋友处歇口气，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路上，听一些农民说那个招待所已被炸飞了。
在朋友处。有一个消息正等着我。我姐姐从成都发来电报，电报到时我们刚好离开南南村子去县城找李安办。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朋友们便把它拆开，并逢人就告诉电报的内容，使得不管谁看见我都能把话带到。
我就是这样得知姥姥去世的。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