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九六七年）
（接上37）
走资派本来是指那些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共产党官员。其实，共产党官员对他们推行什么路线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毛泽东和中央机构里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以党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各级官员的责任只是无条件服从，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得执行。如果他们实在不喜欢某项指示，顶多能做的是消极抵抗，即便如此，还得尽力掩饰。因此不可能根据官员的工作决定谁是走资派。
许多官员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共产党的规定使他们不能向公众流露，他们也不敢流露。所以一般群众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共产党上司的真正想法，更不用说靠这些想法来决定谁是走资派了。
现在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些群众来打倒走资派。他们并不知道谁想“走资”，毛泽东也无意让他们独立判断。结果变成以官员职务来决定是不是走资派。这还不在于级别高低，关键是这个人是否为独立单位的领导。在中国，人们分属一个个“单位”，对一般群众来说，权力的代表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单位领导。不少人对顶头上司难免有怨气。（此处删去一句），这是一种最普遍的心态，（此处删去一句），就像学生对老师不满的心理。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也是共产党权力结构中的关键环节，而毛泽东现在就是要除掉这个权力结构。
我父母亲都是各自单位的领导，所以他们成了走资派。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突然间，大大小小单位的领导都被谴责说是执行了“资本主义”政策或“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如：农村自由市场、工厂工人搞技术、文学艺术相对自由、体育竞赛（这项如今成了“资产阶级锦标主义”）。大多数官员此时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政策，但这些政策不是来自党中央吗？毛泽东不是党的主席吗？现在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被告知原来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布资本主义的政策。
每个单位总有一些人很活跃，他们称为“红卫兵造反派”（造反派）。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宣称“打倒走资派！”召开批判大会斗争上司。这些大会往往声势浩大，而内容空泛，被斗的人总是辩说，他们是遵照党的命令行事。毛泽东以前总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党，他从未告诉过他们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怎会知道呢？又怎敢不服从，自己另搞一套呢？各个单位的领导也有许多支持者，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这些人被称为“保皇派”。结果两派互相指责，有时还动起手来。由于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过要打倒所有的共产党领导，有些造反派也犹豫了：如果他们斗争的领导最后又不是走资派了怎么办呢？除了写写大字报、大标语、参加批斗大会外，一般群众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时，感觉到四周充满茫然的气氛。我父母现在回家里住了，疗养院要父亲这种走资派离开，不得再享受特权，住院医疗，省委大院的小食堂也关了门，我们得到还在正常营运的大食堂去搭伙。尽管共产党的机构已经瘫痪，我父母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他们却照常按月领工资。我父母的单位都和文化有关，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又是毛泽东不喜欢的对象，所以我父母跟全国宣传部长们一样首当其冲。大字报、大标语一个劲儿地猛烈抨击他们：“炮轰张守愚！”“火烧夏德鸿！”攻击全中国别的宣传部长们的话也都大同小异。
我父亲的省委宣传部开批判会斗争他，朝他喊口号。和大多数政治斗争一样，群众的真正动力其实来自个人怨恨。斗争我父亲最积极的要算姚女士，一个看上去正经得要命、“革命”得了不得的副处长。她一直渴望有扶“正”的一天，认定是我父亲挡了她的路，眼下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她在一次批斗会上，朝父亲吐口水，还抽他耳光。但一般说来，愤怒的程度是有限的。许多我父亲的下属喜欢他、敬重他的为人，对他并不凶狠。那些隶属他管辖范围但非直接领导的单位，如《四川日报》，也斗争他，但那里的干部对他没有个人恩怨，斗争会只是形式。
我母亲的宣传部根本就没有开过批斗她的会。身居此位的人一般都难免会挨斗。但没人斗她。她平素待人和善，又总努力帮助下属解决像住房、调换单位这样的切身问题。在过去历次运动中，她总是尽力避免整人。大家都喜欢她，不愿意整她。
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一晚，姥姥忙着给我做馄饨、蒸八宝饭。饭桌上母亲乐观地述说她和父亲的遭遇。她说他俩商量好了。文革之后不再当官了，要当一般老百姓，享享天伦之乐。我以后才了解到这只是他们自我安慰的幻想，他们不会不知道，一旦加入共产党就没有退出去的余地。但在当时，他们得抱点希望才能支持下去。
我父亲也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都可以在一夕之间变成普通公民，更何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辈子当官不是好现象，这会造成滥用权力。”他还向我道歉，说他一直在家搞“一言堂”，“把你们搞得噤若寒蝉，现在，你们青年人起来造我们老一辈的反，我看是件好事。”他接着说，仿佛是一半对我，一半对他自已：“我觉得我们这些干部挨批、挨斗没什么了不起，就算狠了一点，让我们威风扫地，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父母是在竭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他们对丢官、丢特权并无怨言。但是，不久文革摧毁了他们最后一丝幻想。一九六七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突然加大了马力。第一阶段的红卫兵运动已制造了“红色恐怖”。现在毛泽东把目标转向了他真正想打击的人，以他的班子替换“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原有的层层共产党组织。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陶铸，都被正式点名批判，并被关押。
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和新闻广播宣布“一月风暴”在上海爆发。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以他们为榜样，从走资派手中夺权。
“夺权！”这在中国是一个极富魔力的词语。有权并非意味着你能制定政策，而是意味你对下属有生杀予夺大权。除了金钱以外，权力还能带来特殊待遇，受人敬畏，被人讨好，还有报复的机会。当时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几乎没有出气的安全阀门。这里没有狂热的足球赛、压力集团、出气官司。甚至暴力电影。人民既不可能反抗国家体系和不公平现象，也不可能示威游行。甚至议论政治是非——这种大多灵敏社会里重要的缓和紧张气氛方式——在这里也严格禁止。下级不敢对上司发火，但有了权就有了发作的机会。由于这种种因素，毛泽东的“夺权”号召获得许多支持者，他们都想对某些人展开报复。权力固然会带来危险，但它到底比没权强些，对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现在毛泽东犹如降了一道圣旨，“权力”成了一个可以抢夺的东西了。
造反派的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各种各样的人：工人、教师、营业员，甚至政府机关的干部，都当上了造反派。造反派以上海为榜样，对失势的保皇派大打出手，逼他们投降。全国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包括我学校里的）也在此时解散了，因为它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而现在高级干部全成了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北京一些老红卫兵起来反对文革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结果都被逮捕。四川省主要负责人的一个儿子写了张反对毛夫人的大字报。被乱棍打死。
省委宣传部那些把我父亲从家里带走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姚女士是他们的领袖，她也当上了整个省级机关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一出现就分裂成若干派系，为争夺每个单位的权力而混战，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保皇派”。在成都，多如牛毛的派系很快在两所大学的大旗下汇聚成两大派：即四川大学的“八•二六”和成都大学校温和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它们在全省内各自指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姚女士的组织依附于“八•二六”，而她的反对派则和“红成”挂钩，后者的成员多敬重我父亲。
我们省委大院围墙外的树木和电线杆上，“八•二六”、“红成”各自安装了扩音器，每天不分昼夜地谩骂对方。一天晚上，我听到广播说“八•二六”聚集了几百名支持者武装攻下了一家“红成”控制的工厂，他们抓住了“红成”派的工人，用各种刑法折磨他们，有“喷泉”（打破头颅，血喷涌而出），还有“风景画”（用刀乱割受害人的脸）。“红成”的广播说有几名工人从房顶上跳下来成了烈士。我猜想他们是不堪折磨而自杀的。
造反派斗争目标之一是各单位拔尖的业务人才，不仅包括杰出的医生、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还有工程师、熟练工人，甚至掏大粪的模范。造反派指责他们是走资派的红人，当然，仇恨的真实原因往往是妒忌。不少人假革命的名义要踩着别人头顶爬上去。
“一月风暴”也触发了对走资派的野蛮施暴。现在这些人已被夺走权力了，人们受煽动，放胆地折磨他们。那些过去仇恨共产党上司的人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报复，当时四川流行的话是：有仇报仇，无仇打欺头。当然，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没机会这样做，因为中央明文规定不准他们造反。这段时期，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该让谁去执掌权力，于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都忙于表现好斗精神，以便顺杆爬上去。对立的派别也争着比狠。人们纷纷卷进这场运动，或是慑于形势，或是随波逐流，或是对毛泽东忠诚，或是期望清算个人宿仇。或者就是出出闷气。
我母亲开始遭受折磨，打她的人并非她的下属，多是些刑满释放的盗窃犯、强奸犯、毒品走私犯，还有鸨母。他们重返社会后，被分配到街道工厂里。过去的政治犯现在也还是文革的靶子，这些刑事犯却不受限制尽情地打走资派。虽然他们对我母亲没有个人恩怨，但她是这个区的高级领导之一，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批斗她的大会上，这些刑事犯最活跃。一天，她挨斗后回到家，脸部痛苦地抽搐着，原来在斗争会上她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整个晚上，姥姥用镊子和大针一点一点挑出陷进她膝盖肉里的玻璃渣。第二天，姥姥给母亲做了一对厚厚的护膝、一个护腰，因为打人的人最爱打腰部，引起内伤。
好几次，我母亲被押着游街示众，头上戴一顶丑化她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一块沉重的牌子，上面用粗黑字歪歪扭扭写着她的名字，还打了一个大×，表示她是“罪该万死”。每走几步，她和她的同事就被迫跪在地上向围观群众磕头，孩子朝他们扔石子、吐口水，有些高喊他们的头磕得不够响，要重新来。我母亲和她的同事只得在石头路面上使劲再磕。
那年冬季的一天，街道一家工厂开批斗会，开会前，参加者在食堂里吃午饭，要我母亲和同事在露天的粗砂砾地上跪一个半小时。当时下着雨，她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身体上，寒风吹透湿衣，冻得她浑身发抖。会议开始后，他们命令她把腰弓成九十度，站在台上。她的双腿因刺骨的冷而不断打颤，得用尽全力才忍得住。当空洞粗野的口号呼喊得震天响时，她的腰部和脖颈疼痛难忍，于是稍稍扭动了一下身体，想抬头减轻一下痛苦，突然，有人从背后一掌将她打倒在地。
她后来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她抬头的那一瞬间，一个坐在台下前排的女人霍地跳起来，举起一把长锥子，向她左眼猛刺过来。这人过去是妓院老鸨，共产党取缔妓院，判了她的刑。现在她盯上了报仇的目标——我母亲，大概是因为我母亲是挨斗人中唯一的妇女。眼看锥子就要刺到时，站在母亲身后的造反派看守赶快把她打倒，躲过迎面而来的锥子。要是没他，母亲的一只眼就瞎了。
母亲没有告诉我们这件惊险的事，她很少讲述挨斗的经过。当她不得不提到跪碎玻璃渣这样的事时，也总是小心翼翼地尽可能轻描淡写。她从来不给我们看身上的伤痕，始终显得沉着，甚至乐观。她不想让我们为她担忧。但是，姥姥看得出来女儿受了多少罪，她焦虑的目光总跟着我母亲转，一面还得尽力掩饰自己的痛苦。
一天，我们从前的保姆和她丈夫来看我们。在整个文革期间，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做。我很感激他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他们得冒者被指责为“同情走资派”的危险。交谈中，保姆不小心说漏了嘴，对姥姥提到她刚看到我母亲游街示众的情景。姥姥顿时神色大变，抓起她的手催她往下讲，结果还没等她开口，就一下失去了知觉，身子直挺挺地往后一倒。头“砰”地一声碰到地板上。待她慢慢醒转过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淌。嘴里说：“我女儿到底犯了什么法？要受这种罪？”我母亲在不断的折磨下得了子宫出血症，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几乎是天天淌血，直到一九七三年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才根治。有时她昏倒了，被送进医院，医生开的处方是用荷尔蒙来控制流血，我和姐姐轮流替她注射。母亲深知依赖荷尔蒙很危险，但她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她能熬过批斗会的唯一办法。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