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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1日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是中国２０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１２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不过迄今为止，有关她的记载又往往处于她的丈夫刘少奇的影子当中，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杨澜走近王光美，去结识一下她本人吧.
年近八十还在游泳
杨澜：我看您现在身体状况挺好，听说您现在还游泳？
王光美：当然，我喜欢游泳，因为夏季中央在北戴河那里办公，就有一个学习游泳的条件，我第一次游泳，就在北戴河工作时。
杨澜：那时候是少奇与您一块儿，他教您，还是
王光美：一块儿，还请了一个老师，少奇他在自己的家乡，前面有塘，可能小时候就能够游一点，不是正规的蛙式、自由式，没那么讲究，反正跳到水里是可以的。
杨澜：您现在一个星期比如说要游多少次，每次能游多少呀？
王光美：我最近规范点??一个星期两次，可是我限制自己，游２０分钟就上来。
杨澜：您这体力可真棒，都快八十的人了，２０分钟可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是，２０分钟我没觉得费劲，假如我今天没事，游４０分钟也行。
良好的身体状况使王光美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１９９５年起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的组委会主任，帮助穷乡僻壤的贫困母亲改善生活。
王光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她们的困难都是为了孩子，比如说我去的近的地方吧，就是咱们石景山这儿。我去了，一个老太太拉我坐在床沿上，她给我铺了一块布，我现在老记得她给我铺布，特别优待我。
刘亭亭（王光美的女儿）：她现在教育我那个小外甥，平平的孩子，只要手里你给她放了钱，她马上想一定要送给谁，捐给谁，一定要帮助谁，所以我姐姐就说千万不要把现金给她，给她就没有了。
杨澜：１９９６年的时候，您为了幸福工程，您把母亲留下来的那几个瓷器都拍卖了，拍卖了５０万都捐给幸福工程了？
王光美：对，是这样，我刚刚一捐，就有一个外国记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你母亲不在了，这些东西你怎么就舍得卖掉？我说我是有点舍不得，可是那么多贫困母亲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的妈妈的确很好，她上过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天津。我外祖父是个校长，所以她有条件上这个学校。
感受母亲的关爱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
王光英：她欺负我！从我们家来说，父亲母亲照顾她，宠她。
杨澜：怎么宠法呢？
王光英：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的，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杨澜：她那个时候希望您将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
王光美：那她真是愿意我们学习好，她没有催我们早点结婚什么的。
王光英：那个时候她很时髦，她穿的那个大衣，灰的，到现在拿出来也不落后的，而且还有风斗。
刘亭亭：我们在外面看到大字报的时候，有没有刘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就是说我妈妈在去延安和去美国之间犹豫，那个时候，小孩嘛，在文化革命初期，那绝对是原则性问题，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然后回来就问她，然后我妈妈说，我是犹豫，我是全奖学金送去，而且是最好的学校，是我梦寐以求的要去读的这个博士。
杨澜：什么学校？
刘亭亭：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ＰＨ．Ｄ．，就是读原子物理系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杨振宁还是李政道，你可以问问她自己，她是他们的学姐，所以在物理界她比他们都早，而且当时大概是在荷兰，我在哈佛时见过，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她的学习成绩单，写着数学女王。
杨澜：大概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缘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学业上都很优秀，其中刘亭亭是文革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第一批大陆学生之一。
刘亭亭：毕业的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希望她能够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她来不了，就觉得挺伤感的。人家现在美国的ＷＨＯ’Ｓ ＷＨＯ都是说她在美国生的，其实她一次都没去过。
奔赴延安，初见刘少奇
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５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４６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１９４７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
杨澜：去延安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是糊里糊涂有点被动地去的，还是自己决心特别坚定，就是我就是要投奔共产党？
王光美：那是决心要去的，我跟我妈一说，妈挺赞成的，她倒没有掉眼泪，我倒有点舍不得我妈。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１０天就撤退了，那时候形势变化挺快的。
刘亭亭：我妈妈就说她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是北京的学生，生活特别艰苦，挺不适应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馋，但那个时候是供给制，也没有货币。她听老乡讲，最好吃的就是大枣烧肉，但是吃不着，她们同屋的女同志也跟她讲过，后来发现老乡特别喜欢她从北京带来的一个红缎子被面，所有的老乡都来摸，说这个缎子被面真好。她就跟她们同屋的说：”要不咱们就把这个被面拿出去给老乡，因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咱们能不能换一顿大枣烧肉，大家一块吃？”她们同屋乐坏了，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她们吃得特别高兴。后来她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没有被子，她忽然就想，哟，坏了，当年我把那红被面给吃了。
杨澜：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时是徐冰带我们去看朱老总，把我们从北京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然后朱老总就留我们吃饭，康克清就把我们带着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带着我们这些人，就去跟他握握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结果有一天少奇就到我们办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嘛，都有人陪着走，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上了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跟着去了，我们这是城市去的，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小屋。我和吴青两人住，都挂着一些相片什么，瞧瞧，转转，走走。第三次，又过了一段时候吧，我和吴青，吴青调到哪里去了，不记得了，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在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杨澜：北平的洋学生成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刘亭亭：忽然有一天，是叶总还是王炳南通知，因为我妈妈那时是军委外事组，通知她说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谈话，我妈妈说，怎么找我谈话呢，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她一匹老马，说是王震的马还是谁的马，说这老马识途，这马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她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她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她吓坏了，但是她看了一眼吉普车，那就是江青。这是她和江青的第一面，没打招呼。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她骑这匹马。后来她到我爸爸那儿去，什么都没有，我爸爸也不知道招待她什么。她给我爸爸削了梨，整个梨的皮在上面不掉下来，我爸爸说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所以他们俩是因为背景、各方面很不相像，才有这种吸引力，我看我妈妈后来对我爸爸是比较崇拜的。
杨澜：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去的呢，还是怎么样？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就是吃饭那天，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就这么含蓄的，让我上晋察冀，你说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这个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这是他的意思。
刘亭亭：后来我爸爸和妈妈坐在一块的时候，我就老问她，他怎么开始跟你谈恋爱或者怎么表示的，她说他特别奇怪，上来就忽然说他家里，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一直工作没有时间，所以我妈妈说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吗呀。
王光美：我一个知识分子，政治落后，没入党，所以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就觉得，我好像连党员都不够。
杨澜：那就连夫人也不能做了。
王光美：嗯，我就有点这意思，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讲恋爱跟年轻人讲恋爱不太一样。
杨澜：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我特别尊敬他。
杨澜：那尊敬他干吗要嫁给他？
王光美：尊敬他还没有完啊，后来接触多了才会觉得，呀，这人
杨澜：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真专心，上我们单位参观，观察什么都特细。
杨澜：您那时跟少奇结婚，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妈妈在场她会同意吗？
王光美：那个我倒没有想，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去问她了，隔那么远。
杨澜：但是您会觉得他们会同意吗？
王光美：他们不过问我和谁结婚的事，我不希望他们过问。 恩爱夫妻有时也闹点小别扭 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王光美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她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工作中，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
王光美：就我刚刚和他结婚以后，星期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儿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他忽然中央开完会，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在家里的我，说他现在直接到怀仁堂看戏去了，你来。我又生气了，我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
杨澜：是不是生孩子的时候，他对您的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其实还是挺动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的，他还来。
杨澜：他来看到你是怎么样一种表现，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么样一种表现？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就亲我一下，总得慰问一下吧。（笑）
刘亭亭：尤其是和我爸结婚以后，她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因为和我爸爸来比，她当然很愿意为我爸爸的工作省时间呀，然后有了我们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爸爸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庭，从她这个人的个性来看，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错的选择。说她英文那么好，说她原子物理那么好，我有时侯笑话她，我说您是一天也没用上过。
杨澜：您那个时候，跟少奇结婚之前，您应该说是从学校到学校，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生活环境长大的，而且也是衣食无懮的，搬进中南海以后，就陆陆续续再生小孩，这一大家子这十几口人，然后你还要带少奇前妻生的孩子，对于您来说困难不困难呀？一下协调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家庭的关系？
王光美：这跟我母亲有关系，我母亲跟我父亲也不是第一次结婚，我有三个哥哥不是我母亲生的，可是他们跟我母亲相处得也非常好。你看我们小时候，就是二哥爱看球什么的，老带我们出去，兄妹之间也没觉得有隔阂。
刘亭亭：实际上这和我外婆很有关系，我外婆从来都不讲谁是她亲生的，谁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们家全部的钱就交给了前几个实际上不是她亲生的孩子去国外上学，那么最后到她亲生的这几个就没钱了，所以后来到最后，我妈妈以下的姨们连上大学都上不起了，后来我妈妈也是这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涛涛和丁丁不是我妈妈亲生的所以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较像。
严寒中的温热亲情
王光美和她的母亲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同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们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十多岁、曾经结过婚有过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们又都担当了一个传统的女性角色，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们在性格上的相似之处恐怕更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坚强，当大难临头，男人们都不得不沉默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却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胆识。
杨澜：据说那个时候您把您母亲接进中南海，帮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您的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因为进中南海难。要是我妈妈在外面，他们想去随时就到我母亲那儿，见着容易；一进中南海，要见我母亲很麻烦，进中南海要办手续，门口要登记。
杨澜：那后来董老夫人也因为受到你们的事情的牵连，在监狱中生病，也遭到很多折磨，您后来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把她接进来？她当初要是没进中南海
王光美：不管你接不接，她都跑不了呀，因为那是我的妈妈，你说能放过吗？
杨澜：您还记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们母女最后一次见面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王光美：那反正是挺惨的，她一点都没有怨言。
杨澜：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间有什么感觉？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们在外院一块又走了几步路，因为那个时候在家里已经开斗争会了，反正我是跟她说你暂时不在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嘛，反正那时候都不能掌握命运。
杨澜：那个时候是您安慰您母亲呢还是您母亲安慰您呢？
王光美：当然是我安慰我母亲，因为我母亲不说话。她是一个比较深沉的、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可能她也有精神准备的，可我觉得她在这个斗争会上处理得挺冷静，也没有害怕。有人说老太太吓得哆嗦，根本没有。
生活中的一些决定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的命运，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去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是命运也许拒绝这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是女主角。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有一处宁静的院落，这里就是百灵寺，现在它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友谊博物馆，这里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在馆内一个不起眼的保险柜里，保存着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的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
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杨澜：”文革”中您挨斗的时候，您站在台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还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上我家来，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车子就开在中南海府右街那西门，进来几个人，说要翻我们家，正好我们家有个特点，我出访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我平常用不着就放那里，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是来接我的那些造反学生给我穿的。
杨澜：您一下子在３０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这种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可我有反应，因为我听这些人坐在吉普车里吹牛，说我们从哪里调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点精神准备，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他从不想出名，从我接触来看，凡事他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亲阅，我是他的机要秘书，他起草主席的东西，从我这儿过，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的。可是那时候，江青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刘少奇，是这种状况。
杨澜：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横出去了，只能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我能说上几句什么话，我是不检讨的。
杨澜：您还顶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还顶了他们。
只有刘少奇敢批评江青
杨澜：您觉得江青她对您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去是组织上批准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出去，关键不在这儿。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权。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她来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觉得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少奇就不吭声，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江青谈了话，就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杨澜：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态度，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杨澜：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怨，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为什么死，我听人说她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她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因为她已经绝望了，她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杨澜：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你，怎么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杨澜：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也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警卫员就不止一个，他那特殊情形，后来警卫人员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批斗结束她拉住了刘少奇的手
杨澜：文革中有的人家破人亡，或者有人受到人格的侮辱以后，很多人自杀了，您当时有没有想过？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药，他有他的安眠药，我那天拿着我的安眠药瓶对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他很少说话，可是这话就在关键上，那一句”不能自己做结论”就是看出我拿这药问他，不是吃一粒两粒的问题。
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那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真的要吃那时候也是一人吃一罐，那就麻烦了，没那想法，什么一罐不一罐的，没进一步想。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托付给自己的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有一次我们在门外那个院子，没办法的事，反正我还是跟他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因为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嘛。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就来了，也是逐渐演变到这个地步：家里贴了大字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给拔掉了，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把他揪斗，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因为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傻了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两人使劲抓着，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应该证明，是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后面。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真惨，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身陷囹圄，不知亲人音讯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是木炕，但是都矮，这矮我现在才懂，因为本来监狱的炕都是一个木板床，它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
杨澜：那个时候您在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您当时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给我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后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见不到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说”可能是便宜了他”，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因为我想，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我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到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
重见天日后的那一声呼唤
王光美重见天日了，１９７９年也就是入狱１２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划了一个圈。
王光美：现在我走过翠明庄，我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杨澜：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１９岁，被分配给王光美当服务员。
刘红：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就像咱们一般的普通衣服，那种布的衬衫，头发都过肩了，都到这里那么长了。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他们家人，家人一起过来。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尤其是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有时她一做操，都是这种弯着手，这样做操，当时她那个屋子，就６平方米，她伸不直，后来我就说，有的是地方，没关系，伸直了，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个２０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你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你现在不一样了。
历史当然是人民写的
１９８０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
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哭出来的时候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是最悲痛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当然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又是我爸爸的遗嘱（海葬），我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它（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洒出去，因为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保留着，他拿着那红布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这边就是瀛台，就在瀛台台阶上他说洗一洗，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把红布给我了。
杨澜：您刚才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的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有没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有这可能。现在我就不同意搞运动，这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我们是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可这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过火的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但是如果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呼啦一下子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
杨澜：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６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转自《新世纪网》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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