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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4日訊】在7月1日烏魯木齊的那場名為“祝福”的演唱會上,艾斯卡爾的神秘嘉賓齊豫用三首歌就把大家給震了。她穿著一襲長裙,披一條大圍巾,赤著腳,還是那副漂亮的嗓子,就像唱片里的一樣,還是那一派純淨。
在演唱會前一天的記者見面會上,至少有三個記者在提問前說:“齊豫,我是你的歌迷。”
齊豫的雙親都是東北人,她的血管里無疑還流著東北人的血液:落落大方,豪爽,沒有一絲小女人的過度敏感和扭捏矯情。
記﹕你的歌好像只和心靈相關,是一种非常深處、非常高渺的東西,也就是你剛才說的不食人間煙火,但在這個流行歌曲和淺薄感情泛濫的時代,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堅持的那一套有點不合時宜?或者說越來越曲高和寡?
齊:曲高和寡的感覺是一直都有的,因為我是從李泰祥那儿出發的,他的作品本身傾向于古典,介于古典和流行之間。他老是夾在一個夾縫中間,從事古典音樂的人說他是搞流行的,流行音樂的人又說他根本就不流行。曲高和寡這個標簽是我一出道就貼在了身上的。可是,雖然曲高和寡,《橄欖樹》卻又受到大家的全面接受,又是暢銷的,所以這說起來很矛盾。
記﹕你是怎么出道的?
齊:參加歌唱比賽。1978年的時候我在台大讀大四,我們吉他社組團去參加,得了一個金韻獎,李泰祥是評委。結束后他就來找我,說他有一些創作歌曲,讓我去听。那時也不太知道李泰祥,只知道他有一首演奏曲叫《鄉》,很有名。他是用弦樂編制去做流行歌曲。第一次找我去听他的歌的時候,他就彈《橄欖樹》給我听。我覺得好好听哦,里邊既有我喜歡的美國民謠,又有歐洲音樂的味道。后來他就請我唱,讓我參与一些台北的新歌發表會。他每年都有一些新歌發表,一半是嚴肅音樂,一半是大眾音樂,我跟他一起出了4張專輯。
記﹕《橄欖樹》是什么時候出的?
齊:1979年2月。之后我就出國讀書了,讀了兩年,后來覺得自己不是個當教授的料,就回來了。到1981年,又出了第二張。
記﹕你在台大讀的什么專業?
齊:人類學。
記﹕有沒有就人類學做過什么課題的研究?
齊:后來去美國讀的是藝術人類學,那時人類學已經分得很細了,文化人類學里就可以分出都市人類學、藝術人類學、心理人類學、社會人類學,其實我一直把校園民歌當成一种社會運動,也就是說音樂在社會中的功用,后來寫過一些這方面的東西。碩士修完后我沒有讀博士。
記﹕美國六十年代的民謠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我記得你唱過瓊貝茲的歌。
齊:對,我在大學吉他社的時候就開始唱瓊拜雅(台灣把瓊貝茲譯成瓊拜雅)的歌,就听美國的民謠。六十年代的民謠不全然是創作的,它也吸收和改進了很多老的英國民謠和愛爾蘭民謠,很有旋律性,那時我就特別喜歡。
記﹕听你的歌感覺跟瓊貝茲、朱迪科琳斯等人很像,她們都是六十年代出道的。
齊:對對對,可能也是緣分,我的聲音很像瓊拜雅,在美國錄音的時候,碰到一個美國人,說我做過瓊拜雅,啊,你們倆的聲音好像!那時就唱她的歌,我的聲音跟她多像啊,就是一种緣分。一直听她的,學她的。
記﹕瓊貝茲身上有很多抗議色彩。
齊:對,她有很多抗議色彩,但我沒有。我不喜歡去做那么尖銳的對峙。
記﹕能不能說說你的第一場個人演唱會?
齊:我沒有開過個人演唱會。
記﹕這跟你的歌沒有流行到那個程度有關系嗎?
齊:沒有流行到那個程度是一個原因,跟我的歌的編制也有關系。以前我到哪儿唱歌都非常痛苦,《橄欖樹》看起來那么簡單,可是沒有一個樂手可以不看樂譜把它彈完,大家都是一閉上眼睛就彈錯了,尤其是那些不太厲害的樂團,比如電視台的樂團,每次出去都很痛苦。
記﹕在你的歌曲中我們很少听到小女人的哀怨,你對這种東西是不是比較排斥或者不屑一顧?
齊:那不是我的生活態度,我就不是一個小女人,唱不出那個味道來。
記﹕你對搖滾樂是怎么看的?喜歡崔健嗎?
齊:喜歡。第一次是听《一無所有》,那時就很喜歡,那張都很喜歡,覺得很漢子。台灣是沒有這樣很血性的聲音的,台灣早期男生唱歌都像合唱團的歌手,是教堂小男生的聲音,都是這一類型,一直沒有(這种很硬朗的聲音),我也覺得很奇怪。
記﹕人們常用天使來形容你的人,用天籟來形容你的聲音。當你全身心投入音樂時,是一种什么狀態?
齊:其實我是一個很理性的人,所以唱歌的過程中我很控制,對于我的喉嚨我也非常清楚,我很清楚我該用什么樣的聲音,這一句可以唱多長,要用實音、虛音、气音還是喉音,如果哽咽,得哽咽成什么樣。我要像個演員一樣控制情緒,不能太濫情,不能洒狗血,不能太惡心,可是又要傳達出那個味道,這些都是我設計出來的,是一個控制的過程,很清晰。閉上眼睛,關上燈,喝點酒那樣去唱,我是不會的。我不是那种型的。
記﹕不是那种全憑感覺的。
齊:對,我反而老在听我的音准不准,有些人討厭我老是在听音准不准。但我覺得音准是最基本的,音准了以后我們再來談感情。我是希望在這樣的控制之下會有多樣性,如果是在失控的狀態或者說感性的狀態,永遠只有一种聲音。因為一進入感性,習慣的聲音就很多,就像演員,老是有習慣的動作,他碰到什么的時候喜歡眨個眼睛,但每一部戲都這樣,那就很難過。我的特色是我的音色,可能有些人認為我的唱法是固定的,可是我覺得我是有變化的。
記﹕我們在你的音樂里听到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東西,而實際上你是很技術地達到這种精神性的。
齊:可以這么說,我希望我給你30度,你就能感覺到30度,如果我給你30度,你只感覺到15度,就不夠准确。有些人是很濫情的,他自己都唱到100度了,別人只能感覺到10度。
記﹕三毛對你的影響大不大?
齊:《橄欖樹》一出,大家都把三毛的形象扣在我頭上了,把我想象成和三毛一樣的人,一樣的浪漫,一樣的流浪。實際上我不是啊,我不是常常流浪,我不像她那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玩就走了,我不是,我比較三思而后行,比較理性,有規律性。
記﹕你怎么看羅大佑和李宗盛的歌?
齊:當年大佑是我的偶像啊。他開演唱會的時候我就在台下叫,很興奮,完全是歌迷的那种感覺,非常非常喜歡他。但我還是喜歡他早期的東西。他后來到香港的東西,還有回台灣寫的有政治色彩的作品我也沒怎么去關注。李宗盛是另外一個形態的人。大佑對社會有興趣,李宗盛對個人有興趣,他可能會花很長時間去創作,比如他想寫一個女人,他就會想一個特定的對象,進入到那個人的一切的狀態。他關注人的弱點,喜歡人性的東西。大佑看到的是比較大的社會性的東西。李宗盛的詞是不唯美的,大佑的詞比較唯美。
記﹕你有沒有什么宗教信仰?
齊:比較偏向佛教。台灣是佛道一家,但我沒有那么道。我想我只是喜歡佛的哲學,它的慈悲、不具攻擊性和不具批判性。(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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