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第一看守所】
———2008年11月30日———
判決下來後的十天是上訴期，過了上訴期就要被調到三所去，在那裡每天都要編亞麻墊子，大家都擔心眼神不濟的我會天天挨打，他們講了三所的可怕場面，幹點活倒沒什麼，再把我打壞了太不上算了，我每日都愈加心焦。
我知道自己要離開301了，把被褥之外的東西都分給了大家，監號裡沒有取暖設施，全靠著被褥。兄弟們實在是太缺少物資了。有十幾個人託我出去後給家裡傳信，我都一口答應下來，我覺得他們都沒有機會見到親人了，我就當是他們去看看他們的父母吧，但是我沒有完成任務，不是因為我不守信用，而是裡面的情景實在無法實說，我除了用電話安慰一下親人們的情緒之外，我什麼都不想說，因為說了也只能增加親人的痛苦。
在跟大家依依惜別的日子裡，又有兩個兄弟再也見不到了。「權子」又得了重感冒，他單薄的身體本來就十分脆弱，現在更是臉色紙白、顴骨突出，蹲在地上不停的嘔吐。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跟管教報告：「張管教，我有一點事情要說，有時間提我一次吧。」張管教立時暴跳如雷：「我他媽的剛來上班，忙都忙不過來，那還有時間照顧你，你感冒也不看個火候，我放你出來看病，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吧！」我為「權子」捏了一把汗。
做手工活把他戴鐐子的部位磨爛了，賈坤不讓他繼續幹了，他一整天直勾勾地望著窗外，或者默默地對著牆角發呆。「權子」二十八歲，像這類出生於地位卑微家庭的孩子，漂泊不定的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唯有一幫同甘共苦的小兄弟。
「權子」舉著一雙鞋吹掉上面的灰塵，用了幾乎半個小時，又拿起一條手巾摘上面的毛毛，用了幾乎半個小時，一切準備停當，他開始在茅坑裡蹲著，用了幾乎一個下午，只要不想起來死亡，好像做什麼事情都無所謂。
一個赤條條的生命在監獄生活中揉搓成一種形狀，已經很難分辨得出哪個是人、哪個是物。不知道從什麼時刻，他開始用花花綠綠的塑膠紙疊一個個小星星，一個個五彩的夢被投入了可樂瓶裡，他才有了一點人氣。
在「權子」最後的時光裡，兩個姐姐每隔一段時間就給他存一筆錢，家盛萬貫難養一個刑事犯，更別說他的姐姐都是農民。所以省高法的二審和送到北京的復核都沒有任何意義，法定程式對一般老百姓只是一個過場而已。
「權子」算一個有善心的人，每次吃東西都給「賤賤」一點，其實殺人犯們的人性都不是那麼差，有的很老實本分，有的很膽小慎微。「李鵬」在跟女朋友的前夫爭吵的幾分鐘裡，激動中無意識地用西瓜刀砍死了對方；上高中的紈絝子弟「小龍」因為看不起一個人抽《紅山茶》煙，幾腳踢死了對方。
共產黨執政創造了一個太過離奇的江湖社會，「大成」之後第三天「權子」被拉，回想起當時的情節歷歷在目，張管教突然開門：「靠邊！」我們都下意識地向後退縮到鋪上，張管教：「張國權，出來！」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怎麼回事，「權子」就在身邊從容地走了過去。
隨後，鐵門「嘭」的一聲關上，那個瘦弱的身軀連衣服都沒來得及換上，就消失在走廊盡頭。他走得如此匆忙，甚至沒有跟大家道別，他的父母都已經死了，親人一個也沒來，他略顯蒼老的臉上還保持著冰冷的表情，他並不恐懼離開這個冰冷的世界。他如同一株野草般地生長，又如野草般無聲無息地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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