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事者也」，史官，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扮演著極其獨特的角色，他具有歷史記載者和行政官員雙重身分，對前代和當朝歷史進行記載和評點，並將君王言行記錄下來，把君王處理的日常事務對今後具有成例性質的事例公開，以便下層官吏處理政務時效法。
史官之制始於黃帝而「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唐韓愈說史官所記為「垂諸文而後世法」。宋歐陽修說：「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功過善惡，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訓誡以示後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
通過直書筆錄對當朝君王產生制約力量，即所謂「以史制君」，迫使君王自律，慎重從事，盡量使自己的言行不受非議，形成楷模。所謂：「慎言行，昭法式。」
史官，「秉筆直書」者令人敬佩。所以對於史官的保護，雖然中國歷史上並沒有成文法律，但卻以不成文的道德或是規矩約束君主。如：史官是不可以殺的，讓君主、臣子警戒，即使自己的汙點被歷史記載，也不可以殺史官，否則就是逆天不道之舉；起居注作為記載帝王言行的檔冊，「天子不觀起居注」。
晉之董狐 齊之南史
「晉之董狐，書法不隱」；「齊之南史，直書崔弒」，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為美談的兩個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兩位先驅者。
周匡王六年 （公元前607年），晉國發生內亂，趙穿殺死晉靈公，當時晉國當權者為趙穿之兄正卿趙盾。靈公被殺後，趙盾迎立晉成公為君，也沒有追究弒君之事。
晉國的太史董狐認為這事應由趙盾負責，乃在史冊上直書「趙盾弒其君」。趙盾見了不服道：「我又沒有害死君主，怎麼說我弒君？」董狐說：「你身為正卿，事變時你藏起來，事後又不追討弒君之賊，則弒君的責任你不負誰負？」
後來孔子讀史至此，嘆道：「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周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他的君主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便將這事據實直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便將太史殺死。太史的弟弟繼承兄職，依樣直書，崔杼又把他弟弟殺死。太史的第二個弟弟，還是一樣，崔杼再把他殺死，於是一連殺死了史官兄弟三人。哪知輪到了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依然不怕死，依然照實直書，崔杼莫可奈何，終於屈服在正義之下，不再干涉。
這時齊國還有一家史官南史氏，聽到這個消息，唯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手持寫有「崔杼弒其君」的竹簡上殿。行至中途，聞知太史的三弟得存，歷史記錄未改，遂欣然而返。
南宋殉國的文山公文天祥，曾特別稱頌這兩樁事，他在〈正氣歌〉中謂之：「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後來，人們稱讚正直的史官，把直書其事的文筆，讚為「董狐之筆」。
唐朝史官「起居郎」
唐朝曾置「起居郎」與「起居舍人」的職位，記錄天子的言行，凡皇帝每日各項政事活動，均有日講起居注官將其言行按規定體例記錄下來，按年月日順序裝訂成冊，謂之「起居注」。主持起居注的史官，稱知起居注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諫談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事，太宗詢問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褚遂良道：「史官書寫人君言動，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觀看。」太宗問道：「朕有不善之事，你是否也記下？」褚遂良說：「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倚郎劉洎在一旁說道：「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太宗嘆道：「誠然！」
後來宰相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問他：「前世規定史官所記不許人主得見，是甚麼道理？」玄齡道：「史官的責任是不虛美、不隱惡，恐人主見而憤怒，干涉史官。」諫議大夫朱子奢道：「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如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之下，還有可靠的歷史麼？」
唐文宗開成初年，有一天文宗和宰相議事，看見起居郎鄭朗執筆站在一邊作記錄，文宗要索取觀看，鄭朗拒絕，並引述太宗與褚遂良、朱子奢的故事，曰：「史不隱善惡，人主或飾非過失，見之則史官難以自免，亦不敢直筆，昔楮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傷也』。」文宗說：「朕恐平日言語不合治體，想要參看起居注以便改正。」鄭朗不得已而獻之。
後來到開成四年，魏暮為起居舍人，文宗又要索閱「起居注」，而魏暮堅持不許，文宗乃引鄭朗之例論：「朕曾經看過。」魏暮說：「這是史官失職，若陛下常閱記注，從此史臣執筆，必有迴避，後世何以能有信史！」文宗只得作罷。
尊重客觀事實，直書其事，是史官的責任，也是史官應有的品藻和史德。中國古代秉筆直書的史官，儘管命運多蹇，或「身膏斧鉞」、或「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或遭秘密殺害而「無聞後代」，面對權勢和屠刀，史官們寧可殺身成仁也不肯歪曲史實。他們這種忠實記錄歷史的工作，可以起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的作用，為後世留下一部真實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