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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學徒:宣傳部長怎樣工作

郭老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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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2年08月26日訊】宣傳部長是一個嚴謹嚴肅甚至有些嚴厲的人,他不允許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有任何紕漏。

每天早晨,首都主要報紙和電台的主編們都要聚集到宣傳部裡來,宣傳部長或者他的助理會當面向他們發佈關於宣傳工作的指示。宣傳部長的指示一般都非常具體:甚麼新聞可以報導,甚麼新聞不可以報導,甚麼新聞以怎樣的方式怎樣的角度甚至怎樣的標題報導,以及當天應當寫怎樣的社論評論,都有明確的交待。宣傳部長不認為新聞的功能就是提供消息,而是要賦予它政治任務。

宣傳部長擔心口頭的指示容易引起誤解,還會同時給各個媒體下達書面指示,對外地媒體則發出電報指示。

宣傳部長不僅控制媒體,也對出版和其他文化領域進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書的出版和每部電影的發行都要預先報送宣傳部審查。他是研究藝術和文學史出身的,他認為通過滲透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可以更好地教育和改造人民。他強調藝術為大眾服務,為政治服務。要求藝術形象包括建築形象要追求高大,要體現戰鬥的精神。

宣傳部長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無比忠誠,政治上可靠。他不折不扣地動用國家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灌輸最高領袖的思想。在宣傳部長卓有成效地領導下,全國人民所知曉的天下事都出自一個口徑,一個論調,全國的輿論高度統一,全國人民看到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千篇一律。領袖的語錄無所不在,對領袖的讚頌無所不在。宣傳部長營造了舉國一致空前團結的政治局面,深得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的看重和器重。

這位宣傳部長就是德國納粹政權的輿論總管戈培爾博士。

戈培爾年輕時就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4歲時因為生病腿瘸了,但這並不影響他堅定地走在復興偉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征程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18歲,儘管有殘疾在身,他還是一次又一次地申請參軍,遺憾的是都未獲批准。沒有條件在戰場上為國效力,戈培爾選擇了在政治文化領域實現理想。他在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不久,就開始了政治生涯,加入了納粹黨。

戈培爾是從做黨報編輯開始為納粹工作的,那是1924年。當時納粹黨還是個沒有多少影響力的小黨,黨員多是工人和復員軍人,黨的高層領導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領袖希特勒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戈培爾是一個博士,一個高級知識份子,他為甚麼加入這樣一個看上去由一群低素質的人主導的小黨呢?是納粹黨的宗旨吸引了他。戈培爾堅信「只有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才能拯救德國。」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早期的宗旨恰恰這兩個主義的結合。

戈培爾喜歡讀書,善於思索,才華出眾,講演口才極佳,又有高學歷,在納粹黨內鶴立雞群。他很快被希特勒看中,他也折服希特勒的思想和魅力。特別是在德意志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這方面,他特別崇拜希特勒毫不掩飾的極致的狂妄。復興人類最偉大最優秀民族的偉業令戈培爾無比興奮,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黨的事業中。1928年,他被任命為黨的宣傳部長。5年後的1933年,納粹黨奪取了政權,他又擔任了政府的宣傳和國民教育部長。

希特勒是一個非常重視宣傳工作的政治領袖。納粹黨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寶,即:宣傳、群眾運動和製造恐怖。其中,宣傳這個法寶起了最關鍵的作用。

希特勒認為:歷史上的大規模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是理智號召的結果,而是鼓動群眾熱忱的產物。如何鼓動群眾的熱忱呢?就是要靠宣傳,那種能激起群眾狂熱的宣傳。希特勒說:「狂熱是唯一能吸引廣大群眾的巨大力量。」

人類歷史上的強人――為了實現目標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強人――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實現他所認定的目標過程中,完全不受道德的約束。

對於如何向群眾宣傳,希特勒直言不諱地說:「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地表現在情感領域。情感宣傳需要擺脫科學和真相的束縛。」「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而且,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情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沒有設想編造大的謊言,因而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希特勒繼承和發展了馬基亞維里主義。

馬基亞維里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思想家,是現代政治學的鼻祖,他是個唯目標主義者,他主張:為了實現目標,可以不擇手段。馬基亞維里還清醒地指出,若要維護專制統治,必須依靠暴力和欺騙兩個支柱。歷史事實也確實如此,越是極權,越離不開謊言。

戈培爾與希特勒一樣,也是唯目標主義者,為了實現黨的目標,為了祖國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宣傳上可以不擇手段,撒謊也無所謂。戈培爾說到:「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做出任何空頭許諾。」「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

儘管德國的政治文明在歐洲是最保守的,德國的新聞出版自由比英法等國要晚許多年,但早在普魯士威廉四世時期的1840年,德國就放鬆了報刊出版物的審查制度。到了1874年則取消了預先審查制度。1914年德國徹底開放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納粹黨在奪取政權以前充分利用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進行宣傳,但在奪取政權以後立即取締了言論出版自由。納粹黨的邏輯是,為了實現自己政黨的政治理想,絕不允許別的政黨存在,也絕不允許別的聲音、自由的聲音出聲。納粹黨的黨綱規定:「報紙在國家中,為最有影響的工具之一。因此所有報紙如與公眾利益牴觸,必須予以禁止。」

希特勒則直截了當地說:「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須使其為國家而服務。」「報紙上的言論,應當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說所迷惑」。「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

雖然希特勒沒有像列寧那樣把宣傳媒體和有關機構都收歸國有,直接嵌入權力機器,使之成為權力機器上的螺絲釘和齒輪。但他的做法與列寧也相差不大。在戈培爾具體策劃和組織下,納粹政權取締了所有反對派的報紙,迫害監禁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反對納粹的人員,把所有媒體置於宣傳部的控制之下,強令所有的出版物和媒體必須宣傳納粹黨的思想和方針,對於媒體從業人員進行政治上的甄別,只有在思想上與納粹黨保持一致的人才可以從事媒體工作。

戈培爾是個做事情追求效果的人,他要求宣傳工作要達到一呼百應喚起群眾共鳴的效果。本來,納粹黨的政治主張就容易激起狂熱,「民族優越」「國家至上」和「平等社會」的承諾在群眾中遠比自由、民主和博愛更具有號召力。再加上希特勒與戈培爾不惜用撒謊的手段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就更容易讓群眾熱血沸騰。

戈培爾知道群眾渴望甚麼。一個卑微的人渴望自己偉大,他把民族和國家的強大看成了自己的外延;一個貧窮的人渴望平等,他把偉大領袖的承諾看成了實現平等的唯一途徑。

戈培爾也知道甚麼最能煽動群眾的情感,那就是製造敵人。

於是,戈培爾緊緊抓住「民族主義」「國家至上主義」和「平等社會」的主旋律進行宣傳: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我們是最偉大的國家,我們如今的不幸是我們的敵人――猶太人和與猶太人勾結的英法資產階級――造成的,我們只有跟隨黨和領袖,才能告別恥辱,振興德意志,才能實現平等社會。戈培爾的宣傳簡單清楚,卓有成效。戈培爾認為: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複。

戈培爾在宣傳工作中還格外注重儀式,突出聲勢,講究細節。納粹黨集會一定會有儀仗隊樂隊,會有無數面飄揚的黨旗,會有嘹亮的歌聲,會有與會者整齊劃一的肢體動作,會有瓦格納雄壯的樂曲。戈培爾在參加群眾集會做講演時,甚至故意遲到,讓群眾等一段時間,以製造入場時的歡呼浪潮。

戈培爾不僅重視軟件,也重視硬件。納粹時期收音機剛問世不久,戈培爾發現廣播宣傳的作用巨大,於是下令生產了1000萬台收音機,讓每個德國家庭都能通過收音機及時聽到黨的方針和領袖的指示。戈培爾沒有忘記指示收音機的生產廠家,必須把收音機設計得只能收聽德國電台。戈培爾還要求德國人在聽收音機時要放大音量,打開窗戶,以便路過的行人也能聽到廣播。戈培爾非常得意廣播宣傳的效果,他宣稱:「由於廣播的作用,我們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

戈培爾不僅對國內實行飽和宣傳,還向全世界輸出納粹思想。德國一共建立了53種語言的廣播電台,對全世界廣播。

二戰爆發以後,納粹政權更是重視廣播宣傳,德國軍隊每佔領一個國家,宣傳機構就會立即在這個國家開展工作,首先做的就是建立納粹廣播電台。希特勒說:「戰爭期間,語言即是武器。」戈培爾更是把宣傳看作是與飛機、大炮和軍艦並駕齊驅的武器,他說「未來的歷史學家將要對第四種武器致敬,這第四種武器就是宣傳。」

宣傳部長得意地把宣傳比喻成第四種武器,但是他不清楚,任何武器都不能消滅正義,也不能維持邪惡。

希特勒和戈培爾迷信巨大的宣傳機器的功效,他們靠宣傳起家發動群眾奪取了政權;他們通過摧毀新聞出版自由,把德國人民封閉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裡,人民只能愚昧地盲從黨和領袖的指引;他們把德國人民帶到了他們所夢想的征服世界的征程上;他們靠宣傳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然而,他們不會獲得最終的勝利,靠謊言支撐的邪惡不可能獲得終極的成功,徹底滅亡是必然的歸宿。

希特勒和納粹黨的滅亡是徹底的。戈培爾的滅亡也是徹底的。1945年4月29日,宣傳部長親手毒死了自己的5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然後,他與嫵媚動人的太太飲彈自殺。

這就是試圖把謊言變成真理的代價。德國人民和全人類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轉自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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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6 1: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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