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律師國會作證:美須盡力阻止中共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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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6月24日訊】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6月23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向眾議院多位國會議員介紹他與兩位合作者共同完成的、調查中共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最新報告。麥塔斯建議美國國務院進行獨立調查,基於自己的調查結果進行立法,阻止中共為盜取人體器官而虐殺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及其他良心犯。

本次國會聽證會由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屬下多個附屬委員會聯合舉辦,旨在審視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活體摘除人體器官的殘酷行為。

以下是麥塔斯在聽證會上的書面發言稿:

大衛·喬高和我一直在研究,寫作和談論關於(中共)殺害法輪功學員以謀取器官的問題,已有十年時間。記者葛特曼先生採訪了我們,然後進行了他自己的研究。

大衛·喬高和我發行了《血腥的活摘器官》一書,這本書是我們所做的研究報告的第三版,是書籍版,與此同時,葛特曼發行了他的書《屠殺》。自從以後,我們三個人一直在中國濫用器官移植方面最新著書,進行研究和調查,並就此發表講演。昨天(22日)在國家記者俱樂部,我們發表了871頁的最新報告,這份報告現在已經可以從網上下載了。

這份新報告有7個不同的課題。

第一個課題,我們自己評估了中共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我們過去一直從字面上理解中共官方公布的總體器官移植數量,試圖從中了解和確認他們公布的器官移植的數量的來源,然而中共統計的器官移植的數量不一定可靠,我們必須做的,而且我們最終也做的就是我們自己估計中共器官移植的數量。

中共試圖隱藏各家醫院器官移植數據

我們通過了解和收集實施器官移植的各家醫院的數據來進行我們自己的評估,其中有些醫院公布他們自己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而那些不公布自己移植手術數量的醫院,我們則可以根據他們的病床數量,從事器官移植的醫務人員的實力,潛在的病患群體,以及這些移植中心的發展速度,技術開發速度,學術論文發表量,和媒體報導量,來了解他們進行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

我們進行的第二個課題是,即第一個課題的延續,提及中共掩蓋真相的問題。掩蓋真相是應對不道德行為的一種很普遍的做法。掩蓋其罪行對中共而言並不是一件新鮮事。但是因為我們在處理新數據,最終我們不得不提及中共試圖隱藏各家醫院器官移植數據的新嘗試。

對器官移植量上進行欺騙,限制了數據研究了領域,因為中共的限制影響了我們正在收集的數據量,因此我們無法有把握地說出某個數字,因此我們對於中共器官移植量的估算不是一個單一的數字,而是一個數值範圍。

中共對其罪行進行掩蓋,加上我們得​​到的數字受到限制,以致於我們無法提供一個準確數字,但是我們深信中共醫院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而這巨大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讓我們進行了這個新報告中的第三個課題,了解這巨大工作背後的驅動因素。

一旦我們開始了解是什麼造成了這巨大的器官移植需求量,我們不得不了解中共為了進行活摘器官所建立的一套系統,以及中共一些官員的罪責,而我們的新報告也談及了這個話題。

第五個課題,我們分析了中共最近宣稱的對器官活摘系統進行的改革。中共宣稱定期對器官移植採購進行改革,有些說法是真實的,有些不是,因為中共自我們最新發布了報告後已經做了手腳,我們也必須行動來評估他們宣稱的改革,並嘗試著判斷這些說法的真實性。

我們最新報告的第六個新課題是結合了舉報人的證據。過去我們趨向於避免重新提及這些證據,雖然我們有這些證據。我們不得不保護我們的舉報人的身份。這種保護雖然可以令人理解,卻意味著獨立的研究人員無法確認和質詢我們的舉報人。

哪怕不為其他原因,僅僅是為了鼓勵其他舉報人站出來做證,舉報人的證據就應該公開,當然是在掩護舉報人身份的情況下公開。

數據顯示法輪功學員是塑化屍體和活摘器官兩種罪行的受害者

最後,這個最新報告除了器官採購渠道之外,還談及了塑化屍體的問題,這是我們以前基本上沒有提及的問題。我們以前迴避觸及塑化屍體的問題,因為塑化屍體與我們的研究目標:中共的活摘罪行是不同的問題,雖然如此,但有令人信服的數據顯示法輪功學員是塑化屍體和活摘器官兩種罪行的受害者,這兩種罪行中任何一個罪行也同時證實了另一個罪行的存在。

西方世界沒有人目擊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但是很多西方人都已經看到了來自於中國的塑化屍體展。此外,中國塑化的人體器官已經出售給了西方世界的醫學院和醫科大學。這些被塑化的屍體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直接的、廣泛的、放眼可見的現實,而為謀取器官而濫殺無辜的活摘器官罪行則不是這種方式。

我們這份新報告的最終結論是,中共令整個國家都捲入大規模謀殺之中,而受害者主要是無辜的法輪功學員,同時也有維吾爾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會成員,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獲得用於移植的器官。

因被盜取器官而遭謀殺的法輪功學員數量遠高於預期

中共聲稱其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於死刑犯和自願捐贈者,但是就是中共政府過去宣稱的器官移植手術數量都與中共政府自己確認的器官供應源的數字存在著實質性的差距,這個差距是我們得出這些移植手術的器官絕大多數來自於法輪功學員這個結論的數個原因之一。

而我們現在查證的證據顯示,活摘器官數量遠遠高於中共所聲稱的數量,這個事實指明了活摘器官量與中共政府確認的器官來源之間的巨大差距,而我們以前也認為中共移植手術的器官來自於死刑犯和自願捐贈者。而這兩個數字之間差距被加大,這令我們得出結論,那就是因被盜取器官而遭謀殺的法輪功學員的數量遠遠高於我們的預期。

當我們逐一考察醫院和那些醫生時,我們發現了幾個特點。第一是活摘手術的數字。中共官員公布中國每年的移植手術總數為1萬人次,但是僅僅是幾個醫院就能夠非常輕鬆地做到這一點,無論最終的數字是多少,都會比這個官方數字高出很多,甚至成倍增長。

第二點,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部門都相對而言較新,或者都有新的器官移植科或器官移植病房。但是如果對於持續獲得器官供應沒有信心的話,一個醫院是不會進行這種開發的,中共器官移植的發展不僅僅是自2001年以來就有充足的現存的器官,而且那些人相信這種器官充足的狀態會繼續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第三點,從事這大量器官移植手術的是大量的專業人員。在中國,器官移植行業僱傭了大批人員,中共針對器官移植行業的人員和器官移植大樓的投資是另一個證據,證實有大量(充裕)的可用於移植的器官存在,不僅僅是在前不久的過去和現在,而且在那些將器官移植作為自己的職業的人或推薦別人從事器官移植工作的人看來, 在不確定的未來也將是充足的。

第四點,在中國,器官移植業進行了大量的培訓和研究,而沒有器官是無法從事這些移植學的訓練和研究的。這種大量的研究本身就表明了大量器官移植手術以及用於手術的大量的現成器官的存在。

第五點,大量的專業機構,大量的新建築,以及大量的器官移植方面的研究都涉及錢,在中國器官移植就意味著錢,很多很多的錢。

當我們把中共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算進去之後,我們認為中共每年移植手術量達6萬到10萬次,而且是更傾向於相對較高的數字。而這份新報告顯示了我們如何得出這個結論。

贊成:禁止向中國或其他國家從事強迫摘除器官或身體組織的人提供簽證

對此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必須讚揚眾議院通過的兩個決議案,採取「戰略反對掠奪器官法」或「停止器官販運法」以及譴責中共的國家合法性的強摘器官行為決議,我們贊成美國公布的條款:禁止向中國或其他國家從事強迫摘除器官或身體組織的人提供簽證。但是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

眾議院343號決議案呼籲美國國務院,在年度人權報告中詳細分析:非自願的良心犯所面臨的國家批准的被強制活摘器官的行為。我建議,這種分析不應只是一個向我們和其他研究人員所做的介紹內容,加上空洞的中共政府的否認等等。國務院的人權部門,履行眾議院的授權,應該得出自己的結論。

讓我拿一段歷史做類比,參考一下一個不同的問題──奴役,不同的國家──比利時,不同的世紀──二十世紀初,和不同的人──航運公司職員埃德蒙·莫雷爾。

埃德蒙·莫雷爾通過剛果和比利時之間的貨物運輸得出結論,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Leopold)奴役剛果人。運到剛果的貨物是槍,彈藥和炸藥,給了剛果或其代理,沒有商業貨物輸送。而來自剛果的貨物則是象牙和橡膠,價值更高。當地人不允許用錢。埃德蒙·莫雷爾問,那麼被運到比利時的這些象牙和橡膠在剛果是如何被收購的?答案正是他在1901年首次發布的研究結論,生產象牙和橡膠的人都沒有獲得報酬。他們是奴隸。

最後的結論是值得關注的,因為這一結論並沒有任何目擊到奴隸的證人證據。這結論只是來自運輸記錄。他的說法最初遭到官方否認。然而,這是準確的。

在當時,很多人都擔心提出這個問題會得罪比利時。儘管如此,英國政府委託他們在剛果的領事羅傑·凱斯門特(Roger Casement)進行獨立調查,並於1904年寫了一份報告,在3個月時間裡,凱斯門特的足跡遍及剛果,他寫出的報告毫無疑問地證實了奴隸制的存在。儘管,應該說,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持續否認這個結論。

當今,在中國, 器官移植的數量與器官來源的數量之間有著如此之大的差異,中共政府稱這些器官來源於死刑犯和器官捐獻志願者。正如二十世紀初剛果運往比利時的貨物與從比利時得到的貨物在價值上的差異。在中國當今所發生的差異與比利時昔日的差異一樣,一個獨立的調查也同樣是需要的。

也許大衛·喬高、葛特曼和我正在扮演埃德蒙·莫雷爾的角色。而國務院的人權部門,由眾議院賦予其使命,應該像羅傑·凱斯門特那樣去做,做出一個官方調查並製成一個報告。

還需要更直接地反對器官移植旅遊

此外,還需要更直接地反對器官移植旅遊。美國立法應視器官移植濫用和代理器官移植的行為是境外犯罪。美國立法應強制要求境外所有的醫療機構及醫院報告其為美國人做器官移植的治療和住院情況。有必要設立一條法律,反對美國人成為助長外國器官移植濫用的同謀。保險公司不應支付美國人在國外濫用器官移植的費用。製藥公司不應允許那些得到不當器官來源的患者參與藥物試驗。

當涉及到器官移植被濫用,我們不得不思考的是,我們不僅需要關照需要器官的患者,也要關注器官的來源。殺死一名健康的人,以讓一名病人存活,這樣做是不合情理的。美國必須盡其一切力量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是加拿大緬尼托巴省溫尼伯的國際人權律師。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是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則是一位調查記者和作家。

責任編輯:李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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