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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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界和藝術界的所有偉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蘭西人民心中的偉人。”這是羅曼·羅蘭對雨果的評價。青少年的羅蘭保存一期《堂吉訶德》畫報,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畫:蒼蒼白髮罩著光環,他正撫弄著豎琴,為苦難的民眾引吭高歌。《悲慘世界》的作者留下的這副形象,也許是大眾更樂意接受的。
捧讀《悲慘世界》,最突出的感覺,當是厚重之感。同樣是傑作,同樣又厚又重,讀《約翰·克利斯朵夫》,或者讀《追憶似水年華》,都沒有這種感覺,這種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壓在心頭,感到的是人類的苦難厚厚而沉重的積澱。不是寫苦難深重的書,都能當得起這“厚重”二字。而《悲慘世界》獨能當得起,只因這部大書壓在作者心頭,達三十年之久。

歷時三十餘年,從1828年起構思,到1845年動筆創作,直至1861年才終於寫完全書,真是鬼使神差,這在雨果的小說創作中也是絕無僅有的。這部小說的創作動機,來自這樣一件事實:1801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窮苦農民,因饑餓偷了一塊麵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滿釋放後,持黃色身份證討生活又處處碰壁。到1828年,雨果又開始蒐集有關米奧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資料,醞釀寫一個釋放的苦役犯受聖徒式的主教感化而棄惡從善的故事。在1829年和1830年間,他還大量蒐集有關黑玻璃製造業的材料,這便是冉阿讓到海濱蒙特伊,化名為馬德蘭先生,從苦役犯變成企業家,開辦工廠併發跡的由來。此外,他還參觀了佈雷斯特和土倫的苦役犯監獄,在街頭目睹了類似芳汀受辱的場面。

到了1832年,這部小說的構思已相當明確,而且,他在蒐集素材的基礎上,寫了《死囚末日記》(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長篇小說,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現實,並嚴厲譴責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還發表了紀念碑式的作品《巴黎聖母院》(1831年),以及許多詩歌與戲劇,獨獨沒有動手寫壓在他心頭的這部作品。醞釀了二十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雨果才終於開始創作,同時還繼續增加材料,豐富內容,順利寫完第一部,定名為《苦難》,書稿已寫出將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捲入政治漩渦,於1848年2月21日停止創作,一擱置又是十二年。《苦難》一書遭逢苦難的命運,在胎兒中也要隨作者流亡了。

設使雨果也像創作其他小說那樣,構思一明確便動筆,那麼以他的文學天才,他一定能繼《巴黎聖母院》之後,又有一部姊妹篇問世了。或者在1848年書稿寫出五分之四的時候,再一鼓作氣完成,那麼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懲惡勸善的力作;雖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學寶庫裏,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數的稱得上厚重的鴻篇巨制。

這三十餘年,物非人亦非,發生了多大變化啊!如果說1830年,在他的劇本《艾那尼》演出所發生的那場鬥爭中,雨果接受了文學洗禮,那麼1848年革命,以及1852年他被“小拿破侖”政府驅逐而開始的流亡,則是他的社會洗禮。流亡,不僅意味著離開祖國,而且離開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壇領袖的頭啣、參議員的地位等等;流亡,不僅意味著同他的本階級決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價值觀念、文學主張決裂;流亡,給他一個孤獨者的自由:從此他再也無所顧忌了,不再顧忌社會、法律、權威、信仰,也不再顧忌虛假的民主、人權和公民權,甚至不再顧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藝術追求。流亡,把他置於這一切之外,給他一個大解脫,給他取消了一切禁區,從而也就給了他全方位的活動空間,使他達到歷史、現實和未來所有視聽的聲音。

雨果在蓋納西島過流亡生活期間,就是從這種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審視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礎上,他不僅對《苦難》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調整,還大量增添新內容,終於續寫完全書,定名為《悲慘世界》。整部作品煥然一新,似乎隨同作者接受了洗禮,換了個靈魂。這是悲慘世界熔煉出來的靈魂,它無所不在,絕不代表哪個階層、哪些黨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義,反對世間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東西,不管是多麼神聖的、多麼合法的東西。

世間的一切不幸,雨果統稱為苦難。因饑餓偷麵包而成為苦役犯的冉阿讓、因窮困墮落為娼妓的芳訂、童年受苦的珂賽特、老年生活無計的馬伯夫、巴黎流浪兒伽弗洛什,以及甘為司法鷹犬而最終投河的沙威、沿著邪惡的道路走向毀滅的德納第,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所經受的苦難,無論是物質的貧困還是精神的墮落,全是社會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為人類生存狀況和命運的思考者,能夠全方位地考察這些因果關係,以未來的名義去批判社會的歷史和現狀,以人類生存的名義去批判一切異已力量,從而表現了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悲慘世界》可以稱作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

1862年7月初,《悲慘世界》一齣版,就獲得巨大成功,人們如饑似渴地閱讀,都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態度的人則從反面證實這部作品的特殊份量:居維裏耶·弗勒裏稱雨果 “法國第一號煽動家”,拉馬丁撰文讚賞作家本人的同時,抨擊了他的哲學觀點:“這本書很危險……灌輸給群眾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責他喜歡龐大,喜歡誇張,喜歡過分。然而,他這種放誕的風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慘世界”中奮擊衝蕩,恰恰為人類的夢想,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吶喊長嘯。

時間和歷史和作出了判斷,《悲慘世界》作為人類思想產生的一部偉大作品,已為全世界所接受,作為文學巨著的一個豐碑,也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佔有無可爭議的不朽地位。

(作者:李玉民,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網 200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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