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前夕,輔導員找到我說:「畢業後你想去哪裡?」
「回射洪,到柳樹中學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根據你的表現,你是可以留在綿陽的。」他提醒我說。
「哪裡都不去,我只回柳中教書。」我堅定不移。
我是在柳樹中學讀的初中,那裡離我的家只有二十五里遠,星期天可以回家去種包產地。
我有四個子女,他們的年齡還小,全家六個人的包產地全靠老婆一人去種。我的媽媽年齡已大了,病痛又多,只能在家看孩子。我不回家幫忙種地,難道讓孩子們去喝西北風?
還在五月份時,綿陽地區文教局召開高完中校長會議,在地區招待所,我已經與柳樹中學的喻校長聯繫好了,他願意接收我。
那天和喻校長住同一寢室的還有射洪中學的陳校長。陳校長是我讀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我雖然是一個冒牌高中生,但在學校讀書時,我寫的作文還是被他在班上當作範文讀過的。
「到射中來吧,你也是射中畢業的。」陳校長在我出門的時候,悄悄跟了出來,「我們學校青黃不接,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不管從哪方面說,縣中也比區中學條件好些,對你今後的發展也更有利一些。」
我不是什麼人才,但我讀書很認真。當了十年農民後考上大學,已屬不幸中的萬幸了。我如饑似渴地學習,除了上課專心聽講,按時完成作業外,其餘時間都泡在學校的閱覽室。
我讀了很多書,除了世界名著,我連中國作家的每一篇作品都不放過。書讀多了,慢慢有了寫作的欲望。我的處女作〈《訂婚〉寄到《綿陽文藝》,居然給發表了。
那時候,綿陽師專剛創辦不久,凡是學生在報刊上發表了文章,都是件重要的光彩的事情。校長辦公室正面牆上貼了一張大紙,上面依照時間先後順序記載著學生發表作品的名稱、時間、刊物以及學生的年級、姓名。我的名字排列在第三排,前兩排是七七級的。
學校徵求意見以後,鑒於我家的實際情況,把我分回了射洪。但不是我要去的柳樹中學,而是洪城師校。
我不幹了。我去找教我寫作的李老師,請他幫我說說話。李老師問我:「洪城師校離你家多遠?」
「四十里。」我說。
「柳中呢?」他問。
「二十五里。」我說。
「只差十幾里路嘛。」李老師顯得很輕鬆,「實話告訴你吧,學校原來打算把你留在綿陽工作的,只是你家情況特殊,才讓你回射洪。」
他又安慰我說:「據我所知,從區上調縣上不容易,從縣上往區上調就容易多了。你先到洪城師校報到吧,實在不行再申請往下面調。」
聽了李老師的話,我的心裡才安靜下來,再沒有到學校去鬧。
我領了畢業證、糧食證明、戶籍證明、工資級別證明。我把它們全部裝在一個人造革的手提包裡,然後和回射洪的同學一道,去綿陽汽車站趕車。
汽車開出來了,大家一哄而上,紛紛把行李、書籍往車上搬。我爬上車頂,順手把手提包放在車門底下,就一件一件把大家遞上來的東西碼好,蓋上頂蓬才跳下來。
這時候,我發現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已經不見了,我一下慌了神,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包裡沒有多少錢,但我所有的證件都在裡面呀!
我像被太陽曬蔫了的禾苗,無精打采地步行了兩個多鐘頭,才從綿陽車站回到了學校。我只有去找李老師。李老師他們已經在吃晚飯了,他的愛人蔣老師聽了我的情況,一把將我按在椅子上坐下,「丟了就丟了,明天我幫你到學校補辦畢業證。」
她拿了一個酒杯,放在我面前說:「陪李老師喝杯酒,啥也不要想了。」說完,她就下廚給我煮麵條。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老師家。
蔣老師雖然是位女性,但辦事卻雷厲風行。第二天吃了早飯,她就帶上我,去了教導處,很快補辦了畢業證,又找到行政處,要了一輛吉普車,派人把我送到綿陽地區文教局。
到了文教局,我把學校的介紹信遞給人事科童科長。她把介紹信丟在辦公桌上,問道:「你就是趙星?」
「是的。」我回答。
「人不留人天留人!」她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去洪城師校的介紹信就不開了。綿陽這麼大個地方,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綿陽農校、工業校、財貿校、商業校……任由你選。不行就到行政上去,他們那裡正需要寫作的人。水電校就不要去,學校在永興,離城三十多里地,有點遠。」
「我要回家種包產地。」我說,「我娃兒多,母親又多病,六個人的土地,必須要我回去幫忙。」我找了許多理由,對她說了許多感謝的話,足足在她辦公室「磨」了兩個小時,才讓她幫我補了報到的介紹信和工資證明。
我又高興起來。昨天丟失證件的不快一掃而光。我離開文教局,快步往汽車站走去。走過了兩條大街,我摸出口袋裡的證件,突然發現工資證明上沒有寫試用期。
我是從農村考上大學的,只有帶薪讀書的同學才沒有試用期。他們走上崗位就拿47元工資。我應該有試用期,第一年每月工資只有37元。
我慶幸自己發現得早,還沒上車。要是上了車才發現問題,那多麻煩啊。我回到文教局,找到童科長說:「我是有試用期的,您寫錯了,請您幫忙改一下。」
童科長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拿起筆來,指著我說:「你呀!你呀!……」
待續@
責任編輯:謝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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