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棟：最大的變量是制度

【大紀元2025年09月29日訊】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個人的認知、能力水平、學歷與閱歷、精力體力、家庭背景、機遇、個人執行力、意志品質、企業決策、組織效率、團隊執行力、國家的資源稟賦、科技發展水平、公民素質、領導人的德行和才智、國家選擇的體制機制及道路等等，個人、家庭和企業的發展，國家的前途命運，取決於上述因素的相互交織和相互作用。經驗告訴我們，這個過程中可能既有「物理變化」式的量變，也有「化學反應」式的質變，是一個混沌系統，作用機理和反應歷程極其複雜，具有確定性的規則，但是從長期看卻又不可預測，不能簡單地用「D=ax+b」這樣的線性函數或「D=axn+bxn-1+cxn-2+……yx+z」這樣的非線性函數來表達。那麼，在這些因素中有沒有最重要的或者說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本文無意做晦澀難懂的量化研究，僅嘗試從思辨角度進行邏輯分析，並提供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實際發展案例進行輔助驗證，以供大家參考。

筆者認為，在探討個人、企業和國家的發展前景時，核心的外部因素當屬制度，即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制度類的因素。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給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理由是其對「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所作的貢獻。往前追溯，在制度研究領域還曾有多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青睞，如2009年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再往前，則包括上世紀90年代獲獎的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年）、諾斯（Douglass C. North，1993年）等。近百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關注制度。但制度研究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描述制度，如何界定制度，如何比較制度，如何將制度與經濟的互動影響梳理清楚。當然，不同的研究範式，關於制度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將制度視為既定背景或「黑箱」，而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則將制度本身作為分析的核心對象。當然，制度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理論學派，而是一個較為廣泛的、關注「制度」在經濟活動中核心作用的研究集合。什麼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的定義非常寬泛，遠不止法律和政策，它涵蓋：憲法、法律、產權等正式規則，習俗、傳統、意識形態等非正式約束，以及確保上述規則和約束得以遵守的執行機制（如司法系統、社會輿論等）。簡單說，制度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遊戲規則」（Douglass North，1990），它塑造了激勵結構，降低了不確定性，從而決定了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方式。

之所以強調制度因素（本文特指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正式規則和確保這些規則得以遵守的執行機制）是影響個人、企業和國家發展前景的最大變量，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制度構成了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遊戲規則」。想像一下，個人和企業都是在玩一個遊戲，政治和經濟制度就是這個遊戲的規則手冊。而規則的差異會直接影響資源的分配方式、創新的激勵程度、風險的類別、機會的公平性以及發展的地板和天花板等。本文從以下幾個角度來闡釋：

1. 制度定義了「遊戲的規則和邊界」。

首先，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威權制、一黨制、多黨制）決定了：

（1）權力的更替方式：權力是通過和平選舉實現平穩過渡還是通過暴力鬥爭轉移？這直接關係到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一個政策今年出台，明年就可能因為領導人更換而推翻，個人怎會有安全感？企業如何敢做長期投資？此外，這還關乎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2）產權的保護程度：政府是否會尊重並保護私人財產？是否存在「強制徵收」的風險？如果辛辛苦苦積累的財富可能一夜之間被剝奪，個人就缺乏積累財富的動力，企業也沒有擴大再生產的勇氣。

（3）法治水平：糾紛是通過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解決，還是由權貴肆意決斷，抑或「葫蘆僧亂判葫蘆案」、「門子」當道？合同能否得到有效執行？這都決定了交易的成本和安全性。

其次，經濟制度（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混合經濟）決定了：

（1）資源的配置方式：在市場經濟國家，資源主要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來調配，企業和個人有更多機會憑能力獲取資源。在高度計劃或政府干預型國家，資源往往由政府主導分配，此時，關係、政策導向比市場機制更重要。結果是，同樣的創業項目，在不同制度環境下，可能一個能獲得融資和成長空間，另一個卻受限於審批、壟斷或政策壁壘。資源是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通過價格和競爭來配置，還是由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通過行政命令來分配？前者通常更具效率，更能激發創新活力。

（2）市場環境和競爭秩序：健全的法治、產權保護和契約執行機制，給企業和個人提供了長期發展的穩定預期。如果制度不穩定或缺乏保障，產權隨時可能被剝奪，合同可能得不到執行，企業很難有長期投資的信心。企業在前者環境下敢於擴大投資，在後者環境下則傾向於短期逐利甚至逃離。此外，是否允許外資進入或其他同行參與？是否存在貿易壁壘或行政壁壘？這決定了競爭是否充分，企業面對的是全球市場還是封閉的國內市場，也決定了個人能否享受到全球化的產品和服務。

（3）監管環境：開辦企業是難是易？稅收是重是輕？營商環境是否開明而優質？政府監管是否依法制而行？這些交易成本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創業和經營的難易程度。

（4）機會的公平性：健全的制度強調法治和機會平等，個人出身和關係的影響相對較小。在制度扭曲的環境裡，機會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或特權集團手裡，普通人和中小企業上升空間有限。

2. 制度塑造了「激勵結構」。

制度通過獎勵和懲罰，深刻地影響著個人、企業的創新和社會活力，進而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前景。

（1）創新激勵：在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的國家，發明家和企業願意投入巨資進行研發（R&D），因為他們知道成果能被保護並帶來回報。反之，在盜版猖獗、仿製盛行的環境裡，「山寨」比創新更划算，「劣幣驅逐良幣」，沒有人願意做長期的原始創新。自由制度往往鼓勵多元思想、寬容失敗、保護知識產權，這能推動創新。高度控制的制度可能壓抑創新動力，因風險太高或成果不歸個人，這直接影響個人能否通過創新實現階層躍升，企業能否通過技術積累形成競爭優勢。

（2）投資激勵：在產權有保障、法治健全的國家，人們更願意將儲蓄用於投資，而不是深藏暗處或轉移到海外。資本得以積累和有效利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3）尋租還是創造？若制度設計致使接近權力比創造價值更容易獲利（例如通過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特許經營、行政壟斷、變相補貼等方式），精英的才智就會被用於「尋租」而非生產性創新，這將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同時會形成不良導向，傷害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態和社會公平。

3. 制度決定了「風險圖譜」（風險的性質和大小）。

在不同制度下，個人和企業面臨的主要風險類型截然不同。

（1）在透明、可預期和成熟穩定的制度下，風險主要來自市場競爭和技術變革，例如需求變化、競爭加劇、技術疊代等。這些風險是可以通過市場手段來預測和管理的。（2）在制度僵化、不健全或高不確定性的國家，風險不僅來自市場，還包括政治風險和政策風險，例如戰爭、內亂、政權更迭、政策突變、政治運動、外匯管制、資產凍結、任意執法、國際制裁等。這些風險是系統性和不可預測的，對發展的破壞卻是毀滅性的。一個再優秀的企業家，也無法應對一夜之間改變的法規或突如其來的國有化命令。企業在這樣的制度下可能一夜之間從合法變非法（例如2021年中國的教培行業），個人職業生涯也會隨政策風向而大起大落。

比如，同一個企業家，在不同制度下可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命運：在硅谷，他可以憑藉一個想法拿到風險投資，註冊公司只需幾天，依靠專利法保護其創意，通過市場競爭發展壯大，甚至上市；在一個官僚主義盛行、腐敗嚴重、產權不明晰的國家，他可能光是為了註冊公司、辦理各種許可證、結交各級各類行政部門就要耗費大量精力和啟動資金，產品還沒上市就可能被抄襲，甚至被有關係的競爭對手通過行政手段擠垮。再比如，跨國公司在決定進入一個國家市場時，政治風險評估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他們會極度關注該國的制度環境：法律是否透明？政策是否連續？政府效率如何？這直接決定了他們是投入巨資，還是採取更保守的策略。

因此，制度為什麼是「最大的變量」？個人與企業的發展就像在一場遊戲中競爭，制度就是「遊戲規則」。如果規則公平、透明且穩定，能力和努力會更大程度地轉化為成功；如果規則傾斜、不公或隨時改變，能力再強也可能被環境限制，此外，制度對所有其他因素還具有乘數效應，所以，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往往比個人能力、企業戰略、人口紅利、地理位置、國家資源稟賦等內部因素更能決定前景。好的制度（如穩定的民主法治、完善的市場經濟）能夠放大人口、資源等優勢，吸引全球的資本和人才，實現長期繁榮（如美國、新加坡），個人和企業也能靠能力和創新獲得長期發展。壞的制度則會扼殺甚至逆轉固有的優勢，導致資本和人才外流，陷入貧困陷阱（如歷史上的許多資源豐富但制度落後的國家，即「資源詛咒」現象），個人和企業也往往只能依賴關係與政治風向，哪怕再有能力，也可能被制度性風險摧毀。

對於個人和企業而言，選擇在什麼樣的制度環境下發展，就如同選擇在什麼樣的土壤上播種。制度就是那片土壤，它決定了種子能否生根發芽、枝繁葉茂。這就是為什麼它是衡量發展前景時那個最基礎、最具決定性、也是最大的變量。

接下來咱們將用實際案例進行對比（比如中美、韓國與拉美國家、日本與俄羅斯）來更直觀地闡釋為什麼制度是最大的變量。

1. 中美對比：制度決定了企業能否長期成長。

美國。制度特點：三權分立、法治健全、產權保護嚴格、市場化程度高。結果：個人創業有保障，創新企業如蘋果、谷歌、特斯拉，能在市場競爭中依靠技術和商業模式迅速崛起。即使和政府有摩擦，法律仍能提供一定保護。

中國。制度特點：黨國一體，政府深度干預市場，產權保障不足，政策隨時可能變化。結果：企業發展要高度依賴政策，像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一旦觸碰到政策紅線，就會遭遇強力打壓，企業估值甚至被腰斬。

同樣的企業能力，在不同制度下，命運完全不同。

2. 韓國與拉美對比：制度促進經濟躍升還是讓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韓國。制度變化：上世紀60年代在威權政府下通過國家主導發展工業，但80年代後逐步民主化，建立法治和透明市場機制。結果：三星、現代、LG等大財閥在全球競爭中崛起，同時中小企業也得以成長，韓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阿根廷（典型拉美國家）。制度特點：政局頻繁動盪、法治薄弱、政策朝令夕改、腐敗普遍。結果：儘管有豐富資源和不俗的產業基礎，卻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企業缺乏穩定成長的制度保障。

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是走向發達還是陷入停滯。

3. 日本與俄羅斯對比：制度決定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

日本。制度特點：戰後在美國支持下建立民主制度，市場開放、法治健全。結果：個人和企業有長期發展預期，索尼、豐田、任天堂等全球品牌得到長足發展。

俄羅斯。制度特點：寡頭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法治缺失。結果：經濟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不強，主要依賴能源出口，創新不足，民營企業往往面臨政治風險，許多企業家財富隨政局起伏而毀於一旦。

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能從「資源依賴」走向「創新驅動」。

由此可見，中美對比體現了制度影響企業命運的差異，韓拉對比體現了制度對國家躍升的極端重要性，日俄對比體現了制度對發展可持續性的關鍵影響。以下是制度差異與發展結果對比表：

結論：

制度健全（法治、市場化、產權保護）——企業靠創新與能力成長，個人機會更多，發展可持續，國家前途光明。制度扭曲（政治干預、法治缺失、腐敗）——企業依賴權力與關係，風險大，個人發展高度受限，國家前景叵測……

責任編輯：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