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學:事實与分析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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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7日訊】一、題目和方法:被報導的”文革”和未被報導的”文革”

“同學”的定義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學習”的人。1966年6月以后,所有的大學和中學學生停課搞”文化大革命”。到了8月,又發展到用暴力斗爭老師,甚至打死老師。至于學生,不但不再”學習”,而且也并沒有”一同革命”。迫害同學的事情同時也普遍發生了。一些學生象老師一樣成為這一”革命”的打擊對象。而且,對這些學生實行迫害的公開理由(其中還有很多不能公開的或未被意識到的動因),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出身于某种家庭——這完全是一种并非由個人意愿決定也不可能自己決定的狀況。

然而,在當時,在1966年,這些迫害同學的事情從來沒被報導過,就像那些打老師的事情一樣。

在當時的報紙和雜志上,以《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為首,發表了很多關于”紅衛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輕的學生紅衛兵們身穿黃軍裝,臂纏紅袖章,興高采烈。他們或是喜笑顏開地簇擁在毛澤東的身邊,或是緊握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眼含熱淚朝著天安門雀躍歡呼。在當時拍攝并在各地放映的新聞記錄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學生紅衛兵,走過天安門廣場,發出惊天動地的”毛主席万歲,万万歲”的喊聲。記錄片又配入大聲的”東方紅”歌聲,以及紅日東升、紅旗招展、紅燈高挂的鏡頭,紅光彌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來很是特別的”文革場景”。

對于這种記錄下來的”文革場景”,有人看了覺得這充滿了煽情、迷狂而且透著邪气,有人認為這就是熱烈紅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強調的是,除了這种被報導的”文革場景”,還存在著一种”未被報導”的”文革場景”。其中之一是:許多紅衛兵的同齡人,十多歲的學生,不但被禁止參加紅衛兵以及游行和慶祝,而且被罵,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勞改隊”,被體罰,被拷打,被打死。一些人自殺,無聲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爭,在這种個人的抗爭遠遠沒能成為集體性的之前,個別的抗爭者就被嚴厲懲罰,甚至于被亂棒打死、被判刑、被槍決。

在歷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沉沒并被遺忘的,但是這類”文革”故事卻從一開始就沒被報導。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從未提起,就是在”文革”期間一些群眾組織印行的傳單、小報、首長講話集中,也几乎沒有涉及。從那個時期的人們留下的文字記錄和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的裂溝,可以了解到那個時期人們對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無所謂的或者無動于衷、熟視無睹的態度。這种不報導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時一些人的心態,從而了解歷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失去了重要的歷史記錄。

“文革”的這种不被報導的狀況,導致了對”文革”歷史的描述及解釋的种种失誤。比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一代”來指”文革”期間的年輕人〣。然而,實際上遠非整整一代人都參加了”紅衛兵”,而這代人中大量的被侮辱与損害者,未有机會說出他們的故事。

由于這种”文革”的大量事實的不被記載性,所以對嚴肅的”文革”歷史的研究者來說,必須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學者那樣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記載來作研究。他們甚至有時還沒有考古學者的條件:考古學者可以從古代墓地中那些彎曲的、掙扎姿勢的人體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蠻作法。但是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打死的几千人已經燒成了灰。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學生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叫家屬拿28塊錢就是了。”28塊是當時火葬場焚燒一具尸體的价錢。那時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殺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隊。但是,如果”文革”的經歷者們不說出及寫出真情,未來的考古學者是不可能通過骨灰來推斷出這些人的死因的。

為了了解”未被報導的文革”,几年以來,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間的學生及老師詢問1966年夏天的事情。

這一調查主要是通過個別談話來做的,后來還在計算机网絡上作過問卷調查。在我調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76所學校中,都發生了學生打老師或同學的事,無一例外。其中有10所學校有老師被學生打死,一所學校有學生被學生打死。關于老師的初步的報告可見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〤,本文則是關于學生的。兩篇文章,都試圖寫出因不被報導而缺失了的歷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寫作中,調查所得是主要資料來源,此外,還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學收藏的”文革”時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閱讀了當時的官方出版物。

二、一副對聯怎么成為迫害同學的理論基礎

1966年8月,”文革”的高潮時期,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在北京的中學里,貼得最多的大幅標語,除了”毛主席万歲”,要數一副對聯。這副對聯是:

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

据一位北京的被訪者說,在她的中學里,大門外面兩側貼了這副對聯,大門里面兩側也貼了這副對聯,教學樓門的里面外面都貼了這副對聯,教室的前門后門也貼了這副對聯,教室前部的黑板兩側貼上了,教室后面的牆報欄兩側也貼上了。整個學校,凡是有門的地方都貼了這副對聯,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學的情況相仿。這副對聯又由北京貼向全國。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廈門的當時的中學生說,他們那里的學校里也貼了很多。

這副對聯是當時由于毛澤東的支持而紛紛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貼的。當時的官方報紙天天有熱烈支持”紅衛兵”的文章。但是這副對聯及其被歡迎程度与殘酷效果并未上過報紙。

這副對聯是針對學校里的學生說的,意思是,如果他們的父親是”英雄”,他們就是”好漢”,如果他們的父親”反動”,他們就是”混蛋”。這副對聯還被叫做”鬼見愁”。”鬼見愁”是北京郊外一座著名山峰的名字,意思是難于攀援,來指稱這副對聯時,意思變成了是”鬼”就怕這副對聯,或者,怕這副對聯的就是”鬼”。

這副對聯有兩層內容,第一層規定了父母和子女間在政治上屬于同一類,第二層有關誰是”英雄”或”反動”,在當時的實踐中,”英雄”是指”革命干部”,”反動”的是指各种被懲罰了的”敵人”。當時學生中的很多干部子弟狂熱宣揚這副對聯,原因很明顯,他們認為他們的父親是”英雄”,而他們自己就能理所當然地成為”好漢”。《文革十年史》一書說這副對聯出現于1966年7月29日,是”干部子弟”知道父母受沖擊后的反應,這不但在時間上有誤,而且在思想背景方面也不對。

這副對起源于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据當時那個學校的學生說,1966年6月間,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學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學生發生爭吵,前者自稱”好漢”,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來,罵后者是”混蛋”,就這樣形成了這副對聯。1966年7月1日,這個學校的學生開會慶祝共產党的生日,這种會以前一般總是以班級為單位來安排座位,但是,那天”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會場上被隔离在一個角落里。

“文革”前早就強調”家庭出身”,也給了”革命干部”子弟特別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開的輿論場合中不曾這樣絕對、粗暴、等級分明。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斗小組”。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紅旗戰斗小組”的彭小蒙在天安門城樓上作為革命學生代表講話,整個接見過程都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最早開始打老師和同學。彭小蒙也早在7月25日北京大學的大會會場上就打了人。她在天安門大會上的講話未提對聯,也未直接攻擊同學,但是她所獲得的這种顯赫地位,無疑大大肯定了他們的組織的全套行為方式,并且,這一套行為因此被迅速推廣開來,不僅北京,而且及于全國。

除了對聯,一些新詞語也開始流行,有”紅五類”,是指”革命干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又有”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后來干脆用此二詞指從這些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只許紅五類造反,不許黑五類翻天”的標語到處貼出。又用”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學生。這句罵人話本來的意思只是說被罵者是小狗而不是人,這時卻轉變成因為這些學生的父母是”狗”而這些學生因是”狗”的”崽子”也是”狗”。

這副對聯在1966年7月底、8月初廣泛傳開。在北京,紅衛兵曾召開大會和舉行游行,宣揚鼓吹這副對聯。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的大會上,有誰要上台講話,先要報告家庭出身。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牟志京,上台表示不同意對聯,在台上就被几個人圍著用拳頭打。鋼琴家劉詩昆不同意對聯,在會場上被人把襯衫的后背撕成兩片。牟和劉都不算”黑五類”家庭出身,劉的岳父又是元帥葉劍英,他們尚遭此种對待,其他”黑五類”的學生,根本不能有机會說話。在北京第五中學關于對聯的大會上,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上台表示擁護這副對聯,承認自己是”混蛋”,也被轟下台去,因為這樣出身的人不被認為有資格上台講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關于對聯的大會上,紅衛兵在會場上反复大唱以對聯為詞的一首歌。

“對聯歌”据說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作了”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的紅衛兵做的,詞曲如下:

11 55|531 2|
老子 英雄 儿 好 漢
32 13|216 5|
老子 反動 儿 混 蛋
11 65|1 5 12|3 323|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過 來, 要是
5 565|31 22|10|
不 革 命, 滾他 媽的 蛋!
(呼口號)
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媽的反 
就滾他媽的蛋

北京的紅衛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明确表態支持這副對聯。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非常明确地對紅衛兵的”階級路線”大加支持贊美,但是客气地建議把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動儿造反”。這其實不是什么實質性的改動,可是原來的對聯還是到處流行,從北京傳遍全國。

這副對聯實際上就是當時開始普遍成立的紅衛兵組織接納成員的標准和條件。在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劉少奇的孩子及賀龍的孩子。劉及賀后來都被”打倒”并被關押虐待致死,但是當時還在最高權力圈子中。所謂”革命干部”,一開始的定義是”共產党員干部”,后來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員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党員干部”。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規定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党的12級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訪者說:”所謂’紅五類’,其實是’紅一類’,就是干部子弟,而且還得是高級干部,連科長都不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万紅衛兵,一般的紅衛兵只在廣場上走過,極少數被邀上了城樓,有幸上天安門城樓的就沒有工人子弟。北京數石景山區工人多,可為什么石景山區沒發起成立紅衛兵?”(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都在北京海淀區。)

在北京這樣的城市里,沒有”貧下中農”,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如工程師、醫生、科學研究工作者、教師等等,都不屬”革命干部”范圍,所以紅衛兵成員總數雖然很多,但是在各個學校的人數比例實際上并不多。雖然在調查中還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許其參加紅衛兵卻拒絕參加的學生,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是”重點中學”,有一千三百多學生,紅衛兵只有二百來個。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文革”前是一般的中學,也有學生一千多人,1966年夏天紅衛兵也只有二百來人。在北京第五中學,紅衛兵也只有二百多人。這也就是說,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在北京的中學生中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紅衛兵運動的高潮時期,即1966年8月到11月,紅衛兵所作的主要事情:打”黑幫”——打校長和老師,破”四舊”——燒書燒畫砸文物,”橫掃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衛毛澤東思想”——去天安門廣場接受毛的接見,都是一种特權,不是同代人都能參加的。然而,由于少數學生控制和壓迫著多數學生,當時听不到后者的聲音。把二者都納入”紅衛兵的一代”,不但沒有道理,而且可能意味著對壓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對受害者的輕蔑。

在上海复興中學,有一段時間紅衛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門口,要每一個進校門的人都報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學也有過同樣的場景。

這套儀式在紅衛兵都”串連”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有”紅旗戰斗小組”的成員曾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交叉攔在食堂門口,進門吃飯要報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舉起木槍讓其經過,遇”出身不好”的,要從木槍下鑽過。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有紅衛兵把學校大門隔成兩部份。窄的部份貼著”狗洞”二字,命令身為”混蛋”者走此小門。一位被訪者說,她在大門內側看到這一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親剛被”揪出來”不久,雖然學校還未知曉,但是她不敢走寬的一邊,同時又不愿走”狗洞”,轉來轉去,最后在圍牆上找到一個缺口跳出了學校。

按照當時的規定,”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絕對不能參加紅衛兵。至于那些既不是”黑五類”卻又夠不上”紅五類”的學生,只被准許加入一种叫做”紅外圍”的組織。在有的學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學,這种組織又叫”紅聯軍”。其低等的身份,從名稱也能看出。

由于家庭出身變得空前重要,鑒別家庭出身也變得十分复雜。許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迫寫了詳盡的關于父母、祖父母以及親戚的政治歷史狀況的報告,貼在教室里,公之于眾。有的學生挖空心思想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輩還是祖父母一輩的階級成分該算作一個青年人的”出身”?父親和母親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貧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參加紅衛兵?當時都被當作十分嚴重的問題。

一個可以說明當時時代風尚的小例子是:從1966年9月26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對”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講話,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個資歷不深的組員戚本禹,曾建議這位68歲的當時的第三號大人物把家庭出身從”封建官僚”改成”職員”,因為雖然周的祖父當過縣官,而周的父親只是個職員。周說他的父親雖是職員,但冬天還有皮袍子穿,生活优渥,他強調肅清家庭影響,表示不想改變原來填寫的出身。對周來說此事關系不大,他已身居高位,但是對一個十几歲的學生來說,當時這种出身差別命運攸關。

關于這副對聯,有兩點需要指出:

1.在中國古代,高官子弟在社會中享有种种特權,自是事實。但是在輿論領域中,一般總是對其持批評態度的。比如,《水滸傳》中有”高衙內”的故事,這個名字后來就變成了仗著父親權勢為非作歹的惡少的代稱。這种故事固然不大可能改變現實,但是至少是對這种情況的一种制約。”老子英雄儿好漢”作為一句成語,原來只是稱贊父親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說法,并非實指父親好于是儿子就一定也好。像這副對聯事實上所主張的”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接父親權力的特權,而且有迫害同齡年輕人的特權,恐怕在古代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無法找到先例。這不是說古代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但是古代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至少覺得不好意思直接這樣提倡。有的研究者強調從中國古代歷史去找”文革”的產生原因,籠統地說,這种方法并不錯,我們也确實可以發現從前有過和”文革”某些方面相仿的事,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卻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比如這副對聯。

2.當時既無電傳,又無計算机网絡上的電子信,大多數人也極少能用電話,但是這副對聯卻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各地各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這不僅僅与毛澤東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及發動”大串連”等方法直接有關,而且也因為一部份青年對這副對聯有特別狂熱的興趣。這种興趣的趨向性值得思考。

三、被侮辱与被虐待的”混蛋”

“混蛋”不是只被這樣罵罵而已。1966年8月,當紅衛兵在社會上打人抄家進入高潮時,打同學也更加厲害了。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當時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打倒”,其女儿在清華附中初中二年級,一次全校學生排隊去開會時,她被拉出隊伍,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華附中高中三年級631班的紅衛兵,在教室里集體用銅頭皮帶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個”出身不好”的學生鄭光召(即后來的作家鄭義)等人。他們被打成重傷,后來又被罰”勞改”。被訪者中一位當時初中二年級的學生,至今仍清楚記得鄭光召跪在學校操場上拔草、身后有紅衛兵舉著皮帶抽打他的景像。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郭惠蘭,父親是”右派份子”,她被同學斗爭后喝殺虫劑”敵敵畏”自殺身死。這個學校還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學因不堪侮辱而臥火車軌自殺,未死,但是遭致終身殘疾。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几個學生說,”對聯”一出,這個學校里”出身好”的學生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說話了,見面時連理都不理。7月1日,開會時把”出身坏”的用一道糾察線隔開。再后來,就打”出身不好”的同學。比如,這個學校初一(四)班的學生万紅,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這個班的男紅衛兵要打她,她從教室中逃出,躲進女廁所。男生追來停在女廁所門外。這時彭小蒙正在女廁所里,她要万紅出來。万紅在廁所里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結果卻首先挨了彭的一皮帶。万紅被拉到初一(四)班教室斗爭,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學生用銅頭皮帶抽她,又有學生把凳子突然抽走,她就從凳子上摔下來。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間里睡覺。她帶著滿臉青紫腫塊,在陽台上淋雨。另一個例子是,這個學校高三的學生朱同,父親是”右派份子”。朱同有一天被毒打后,傷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還曾被關在學校廁所旁邊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被圍看。

以上兩所中學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毛澤東曾寫信給他們表示熱烈支持。那里如此折磨同學,其他學校紛紛跟上。

在北京第八中學,初中一年級實驗班的女學生宇宙被剃了”陰陽頭”,即剃去半邊頭發,還被關在廁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個”出身不好”的女生被關在廁所里,不准回房間睡覺。初一學生李文淥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醫生,不但不准參加紅衛兵,還因批評了紅衛兵一句話而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飯里被撒了沙子。

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6年8月4日,不少班里斗爭了”出身不好”的學生。第二天,即8月5日,這個中學的校長卞仲耘被一些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8月4日在初二(四)班開會斗爭”出身不好”的學生時,教室里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的45名學生,十名”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他出身”不好不坏”的學生都坐在地上。每個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有人打她們,有人把墨水潑在她們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動手打她們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鏡一下子打落在地。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寫有”楊狗,勒令你每天打掃教室!”強迫一位父母”有問題”的姓楊的同學做以前學生輪流做的清洁打掃工作。這個中學的學生排球隊長,因為球隊在中學生全國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學校領導人曾和她談過話。”文革”中學校校長被當作”黑幫”打死了,而她的父親又有”歷史問題”,于是同學逼她揭發學校領導,又逼她揭發父母。她服了安眠藥自殺。幸虧她找到的安眠藥量不夠大,她昏迷了几天而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

在北京第四中學,高二學生開會,強迫”黑五類”一個一個地講自己如何不好、确實是”混蛋”等等。學生牟志京,還不算”黑五類”出身,他和同年級的紅衛兵發生口角,被几個紅衛兵按在地上打,一顆門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還一下手,因為如果還手,會被說成”階級報复”,在當時這是極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導致嚴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第一零一中學,有學生看到這個學校初中二年級的一個女學生,哭著被一群紅衛兵在校園里追打,因据說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無人敢出面阻攔或者解救她。在北京礦業學院附中,一個”富農”出身的女學生被剪光了頭發。北京第二中學初一(一)班的一個學生,資本家出身,被罰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有棱角可傷人膝蓋,后面還有人拿棍子打。北京第五中學高三學生鄭大力,被強迫在胸前整日佩帶一塊香煙盒子大小的黑牌子,因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親戚關系,雖然清朝已經在1911年被推翻。

在北京第一中學,紅衛兵把原來學校食堂冬天用來儲存大白菜的地窖變成了關人打人的地方。學校一帶(一中在北京的鼓樓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資”、學校的校長老師以及”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被打。有13個人在那個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數學校,只有校長及老師被打入全校性的”勞改隊”,學生則多在年級或班的范圍內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學,有二三百個”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入學校的”狗崽子隊”,被集體關押,強迫”勞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兩個學生被打入”狗崽子隊”,而這個班据說算是比較仁慈的。”狗崽子隊”的學生白天勞動,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個學生,有一天在”勞改隊”里不知說錯了什么話,當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還把一只貓扎進他的褲子里。貓在褲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慘叫了一整夜,慘叫聲傳到很遠處。沒有人出來為他說話。

打同學之風和打老師之風一樣從北京傳往全國。在上海外語學校,一個家庭出身資本家的學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興中學,初中一年級的女學生李曉琳,曾被吊起來打,她的父親是教授,當時算”坏出身”。在1966年9月”上海市紅衛兵總部”發布的”第二號通令”中,宣布他們的”上海市紅衛兵總部糾察隊指揮部”于9月26日”正式成立行使職權”。”通令”規定的”紅衛兵糾察隊職責和權力”共有7項,其中第六項是:”有權不准黑六類(地,富,反,坏,右,資)子女任意到處跑”。

在長沙第一中學,一位被訪者說,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天,也就是這所學校的紅衛兵到北京受了毛澤東的檢閱回來以后,貼出了通知,讓所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到校內某處開會。他去了。接近會場時,听見吼叫聲,他從門縫里看到紅衛兵正用皮帶抽打一個出身”黑五類”的學生。他猶豫后,終于決定逃開。

在南京第二中學,初三的兩個學生吳倩和蔣宜萍,因為父母的”問題”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們倆打掃教室,其他同學坐著看。打掃完以后,又命令他們寫交代,交代他們的家庭問題。此后,他們倆就被罰天天清掃教室。

在廈門第八中學(現名”雙十中學”),開會時”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命令坐在一個角落里。有個學生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的老師,被”勒令”寫”交代”:你的老子干過什么坏事?

据被訪者中的一些當年的大學生說,大學生對打同學的興趣沒有中學生大。但是比如在清華大學,也貼過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的對聯。參加紅衛兵也只是一部份學生的特權。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陰陽頭”、看管教師的”勞改隊”〧等”革命”活動,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資格做。電机系六年級一個班的學生去抄過班里兩個”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的家,但是沒有打這兩個女同學。

小學里的情形和中學相仿。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的會上,五年級學生劉一之也被揪出來斗,因為她不是”紅五類”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級當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嚇得哭。這時有個”出身好”的女同學劉學燕站到她身邊說:”劉一之的文章拿到別的班念,和她有什么關系?”她叫人送劉一之回家。有的學生還追著打,西紅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襯衫上滿是紅漿。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當時北京皇城根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進廁所鎖上門,趁后面追赶的同學砸門時,他爬出窗戶手扶落水管從三層樓下到平地逃走,總算沒被打出重傷,后來他几個月沒敢上學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慘的可能是北京大興縣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后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325人。被殺死者中,最老的80歲,最小的是38天大的嬰儿。有22戶被殺絕。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動或被強迫反對父母,比如,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共產党書記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為本校學生,參加了打父親,父親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況卻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脫离關系還不被允許。他們必須跟父母一起受難,一起被斗爭,甚至被殺害。至少,他們得長期充當社會中的”賤民”角色。因為這時已經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擊對象。于是,大量的年輕人,盡管成長或出生在1949年的革命之后,也被無情地吞吃了進去。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1.這是一場大型迫害。理論盡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無法選擇的父母的關系被無情地從”同學”這一團體中割裂出去,變成了殘酷打擊的對象,沒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認為需要理由。

2.這一迫害相當普遍。這里所記,各地各校各班的嚴重程度不一樣,這是因為各處發生的事情本來就不均勻,也因為各個被訪者看到的和記憶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過這些隨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這种迫害到處都發生了,沒有例外。從統計的角度可以說明這類事實不是個別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從社會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輕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鎮壓:為什么無人反抗?

當年那些十几歲的年輕學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沒有反抗的呢?從收集的事實看,反抗者的數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個例子。

例1:直接的對抗——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學生曹濱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來是”革命干部”,但這時已經被”打倒”。曹濱海不像大多數”黑五類”子弟那樣已經受壓多年,在”文革”時的更大壓力下還能忍气吞聲。在曹家被抄時,曹与來抄家的同學爭吵起來,并拿起切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于是曹濱海被公安机關帶走并關了起來。紅衛兵把他的母親押往學校。在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校內的一個磚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親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這個學校的紅衛兵在校園里一共打死了三個人。另外兩個人是學校的共產党支部書記姜培良和語文教師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這個學校的紅衛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例2:違抗紅衛兵的規矩——王光華是北京第六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這所中學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的紅衛兵在校內建了監獄,監獄牆上寫有紅色大字”紅色恐怖万歲”,關押毆打學校的老師及從社會上抓來的人長達一百多天。王光華在”文革”前是班長,”文革”開始后曾對”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的對聯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所以不是紅衛兵。當北京紅衛兵紛紛拿著免費火車票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連”后,王光華不是紅衛兵成員卻也外出”串連”了。這被紅衛兵認為是犯罪作亂。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華從外地”串連”回家。一些紅衛兵立刻去把王抓進了監獄小院,一進門就被十几個紅衛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覺。當天夜里,王光華被關在這個監獄里,傷勢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關在那里的几個老師把他的尸體抬了出去。王光華被打死時,年僅19歲。

例3:自殺——1969年,北京師范大學初中學生聞佳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貼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當時對”反革命言論”不准”擴散”的例行規定,聞佳的具體”罪行”從來沒有被公布。事實是:1966年9月3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發布了”第四號通令”:”關于對地、富、反、坏、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紅衛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驅逐了近十万人离開北京去鄉下,聞佳和母親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強奸。絕望中,她來到學校,從窗戶爬進教室樓二樓上的一間廁所。這間廁所因在”文革”中變得又臟又臭而被釘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絕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衛隊發現。据當時貼出的批判她的大字報說,她在被盤問時承認了她恨”文革”和毛澤東,承認了她在廁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語錄》,她立即被送進西城區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沒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究竟是什么——實際上只是一個18歲的女孩子自殺前的几句抗議,還未發出,就被封殺。10年后,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國所有因為”惡毒攻擊”問題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釋放。

例4:理論上的反對——在所有因父母的”問題”而受害的年輕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個人寫出了并向人們發表了個人的不同的聲音。這個人是遇羅克。他的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份子”,他1962年高中畢業后,因為家庭問題,一直考不上大學。1966年10月16日,在對聯風行了兩個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將講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當時的第五號人物陳伯達在中央會議上說了”對聯”是錯的。遇羅克寫了文章《出身論》,中心論點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階級,家庭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這篇文章引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證明”對聯”的荒謬。當時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眾組織可以被允許出鉛印小報的時候,《出身論》被印在《中學文革報》第一期上,1967年1月18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這份報紙上印著”北京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据參与編這份小報的北京第四中學的學生說,其實并不存在這樣一個”司令部”,只是几個中學生佩服這篇文章,便設法用這樣的名義印了這張報紙。1967年4月,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說成是”反動”的。1970年,遇羅克被判死刑。

在1967-68年間,有過很多”群眾組織”自行出版的鉛印小報。這似乎可以作為”文革”期間确實有過”大民主”的證据,但是如果貼近事實去看,就會知道當時對輿論划的限制界線是十分清楚而無情的。這些小報只允許競相歌頌毛澤東以及攻擊所謂”反党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這种攻擊中确實攻擊了一切非毛澤東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別的話都會被當作出格。《出身論》表達了作者反對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槍斃。

來自受迫害的年輕人的上述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擊都極其嚴厲殘酷。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文革”時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這場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現在,有些對”文革”持相對較肯定意見的人說是因為群眾有理想主義,愿意為”革命”理想犧牲自我。另一些對”文革”相對持較否定意見的人解釋說這是因為大多數人受了蒙蔽,上當受騙。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正視本節所述的這些輕微的反抗帶來的血腥的鎮壓和致命的傷害,我們得承認,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懾力比我們愿意承認的強得多。為了避免同歸于盡,沒有人敢站出來幫助受害者。為了不成為革命的對象,沒有人敢說出不同的聲音。但是事后人們不愿承認這一點。這是一种自欺。

五、為什么迫害同學:在革命的名義之外

要說明為什么這种迫害會發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釋之一。

“文革”的發動者用紅衛兵來攻擊所謂的”敵人”。這些”敵人”在當時可能不是或者也從未敢与毛澤東為敵,但是打擊他們的過程可以強化政治權力,也可以強制改變既有制度,所以從發動者的立場和目的來說,支持和幫助建立紅衛兵組織相當合理。通過革命的名義,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體到本文所描寫的迫害同學,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盡管得到最高統治者的縱容、支持和默認,但是就其細節和實踐來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紅衛兵自己所為。單用”革命的理想主義”是難以解釋迫害同學的行為的。這里沒有任何個人的利益犧牲,有的只是憑藉從最高權力者那里獲得的允准及稱贊而行動;也沒有對他人利益的幫助,有的只是殘酷的對他人、甚至是親近者如同學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難以找到通常可稱之為”理想”的成份。同樣,用”利益”來解釋也太簡單。因為他們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錢之類的物質好處,而是下面列舉的刺激。

1.不勞而獲的高等級

“對聯”以家庭出身來決定等級。這种等級的特點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條件來划分高低,從而一部份人可以獲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須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澤東用”紅衛兵”取代了原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作為青少年組織,二者的第一明顯區別是在紅衛兵接納成員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團雖然也強調成員的家庭出身,卻至少從未寫進公開的共青團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訪者說,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中二年級(一)班的一些學生在”對聯”流行以前成立了一個名叫”梅花”的小組,參加”文革”的活動。”梅花”小組的成員是同班同學,同樣年齡,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為不以家庭出身為標准,這個”梅花”小組在1966年8月被紅衛兵強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組”陣線不清”。在這种把界線划得越清楚越好的過程中,等級差別同時被強調和固定化了。

從是否讓青年平等競賽的角度來看,”文革”帶來的一系列變化中的線索是相當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試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進入了”分數段”之后,才有优先被錄取權。”文革”一開始,196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的決定。8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為首要依据的紅衛兵。”文革”前學校里的學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紅衛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負責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頭頭的父親的地位陳列一下,就可知道”紅衛兵追求平等”的說法至少是多么主觀,与事實相差有多遠。

這种自然獲得的高等級与紅衛兵對同學及老師的非人道迫害顯然直接有關,因為他們把這些受害者當作低等的人看待。

2.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權

在1966年,”紅衛兵”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權的青少年。從8月初開始,北京的學校都在”紅衛兵”組織的控制之下。他們在學校里開會斗爭”黑幫”和”牛鬼蛇神”。他們可以動用汽車等設施,比如1966年8月24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了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大字報并抄家打人,有汽車到各學校接人。他們也可動用北京的大型體育館,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納十万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8月7日紅衛兵召開了斗爭”小流氓”的大會。紅衛兵也有權抄家,在1966年8月9月,北京的紅衛兵抄了三万戶;在上海,抄了十万戶;在武漢,抄了兩万一千家〩。紅衛兵組織并有權發布命令,強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開城市,掃地出門,去農村勞動改造。

紅衛兵得到的至高無上的、史無前例的特權,是可以打死人。在歷史上,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除了戰爭時期,沒有人得到過這种權力。平常時期,除了緊急自衛,殺人必須經過報官審訊判決等程序。只有在傳統的舞台劇中,宋朝的包公有過皇帝特別給予的”虎頭鍘刀”,可以不須報告而自行判處死刑。但包公已經身居類似法官的要職,更不是十多歲的青年人。從1966年8月到9月,紅衛兵在武漢打死62人,并游斗折磨致死32人十;在北京打死1772人卄。從1966年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數的。還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鄉下的火車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戶籍統計。直到9月2日,中國共產党北京市委員會才下了一份《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其時离紅衛兵開始打死人已經有一月之遙。用這樣溫和的口气來說及打死人的現象,至于上文所記述的打斗同學的事情就不會被當一回事了。事實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學紅衛兵打死同學的事發生在9月28日。

這种可以打死人的權力使人殘暴。

3.暴力壓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訪者都談到當時校園里的狂熱亢奮气氛。紅衛兵學生腰扎皮帶,高卷褲管;見了往日的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說起話來,不論男女,開口就是”他媽的”。有一位被訪者說,她的班上一個原來嬌气羞澀的女同學,這時學會了掄開皮帶打人,一下子變得走路挺胸抬頭,說話帶著粗口,高聲大气。

在1966年夏天,校園里确實似乎彌漫著一股振奮激昂之气。這种气氛在當時被形容為”革命气氛”。列宁的語錄”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在當時也一再被引用。問題在于,這种歡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節日感呢?因為那些沉浸于大歡快的人們所作的,除了普通的節日的內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會之外,還有上文及我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中所寫的种种行為,即對老師和同學的暴力迫害。這是一般的節日絕對沒有的內容。所以,從事實的觀察來說,對運用暴力欺壓他人的渴望和欣悅感,可能是更為重要的燃起狂熱和興奮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們應該理解到,殘酷的行為也能使人興奮快樂,實在對人類來說是一种最具威脅性的經驗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從另一方面說,年輕人也确實几乎不可能抵抗這种以暴力進行迫害的誘惑。不須付出代价,不用承擔風險,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對無數人的生死控制大權,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難以推拒的恩賜。從這方面來說,把生死予奪大權給他們的最高權力者,實在邪惡。

4.同輩虐待

有几位被訪者說,有的學生當時甚至好像對斗同學比對斗老師斗”黑幫”更感興趣。比如,有的學生不厭其煩地四處調查同班同學的家庭情況,以將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圍。紅衛兵到社會上四處抄家的時候,往往對同班同學的家更感興趣。比如上文寫到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去抄了同班同學家,并打死了同學的母親。

有些學生在”文革”前或因體育好,或因學習成績好,或因在”數學競賽”之類的活動中得過獎,或因有特長而出過名,或個性比較外向活潑,這樣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會因此而挨整,而且,他們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過了其他同樣家庭條件的學生。北京大學數學系62級學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數學競賽的第一名,成績优异,但是當時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報罵作”修正主義黑苗子”。數學系主任段學复教授曾和他談話并照了一張照片,這時也成了”罪行”被揭發批判。

同輩人之間有比較,有競爭,自然也就可能有緊張的關系。甚至可以說,同輩忌恨是一种難以完全避免的情緒。但是,同輩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過自我認識和道德追求來得到克制。學生之間的矛盾沖突,本來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方法來緩和、協調并解決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動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義縱容陰暗的忌恨,讓一部份人用”斗爭”的方法來對付另一部份人,把同輩間的競爭感轉化成了”同輩虐待”。1966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論,就是一度流傳各地的北京的一個紅衛兵大學生譚力夫在一次講話卅中說的:”你們現在搬出這套’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里去講!一講就是團結,怎么團結?先把你們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們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

這种”七斗八斗”真的發生了。但是,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變的必然結果,而是一种人為采取的引導。因為迫害他人可以顯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對同輩人的迫害之中,更能顯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輩虐待”相當有誘惑力。

六、紅衛兵的衰落及其遺產

紅衛兵的全盛時代是在1966年的8、9、10三個月。到1966年底,最早一批的紅衛兵組織不再能控制學校了,開始被稱為”老紅衛兵”以區別于新興起的群眾組織。對聯”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中實質性的原因并不是因為他們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對的結果。在1966年夏天,沒有人站出來反對紅衛兵,有人反對也不會起作用。紅衛兵的衰落是那些把他們帶上歷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實上,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的大規模的暴力行動已經足夠厲害地打擊了學校的老師和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及其子女,無一人敢聲言反對”文革”的格局已經形成。而毛澤東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想要的打擊對象,除了這些人,還要擴大到所謂”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革命大串連”開始的時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興地坐著免費火車到外地去”造反”,即反對當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員會是由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紅衛兵最早去沖擊的。

但是,革命的對象不久就由學校的校長老師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擴大到了早期紅衛兵的父母。外交部一個副部長被貼大字報。他的女儿是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成員,動手撕了大字報。外交部看門的一位老人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紅衛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1966年9月,當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到地質部造反的時候,”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成員們,其中包括地質部某負責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學生。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長篇講話中,說那副對聯是”血統論”而加以否定。以陳當時的地位,這算是成了定論。但是,這個時間就讓人發問:為什么不在兩個半月以前說這個話呢?如果早一點,可以減少多少年輕的受害者啊!反過來,另一個問題也值得思考:如果沒有這副對聯,如果允許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參加,紅衛兵運動是否會那么狂熱和暴烈呢?事隔近三十年,這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學或心理學的研究課題。

“老紅衛兵”衰落了,對聯及”紅八月”的紅衛兵運動帶來的社會體制性變化和心理道德變化卻延伸進后來的長達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規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眾性打斗來進行的暴力迫害,隨著紅衛兵的興起達到高峰。這种方式后來被反覆運用。1967年,一些共產党老干部被殘酷打斗,如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打死;1967年7月,彭德怀元帥斗爭會上被打斷兩根肋骨。后來,在1968年的全國性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有無數的普通人被關押折磨致死。在關于”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記述了”老紅衛兵”如何在1966年夏天保護了”老干部”,卻未提他們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師、同學及別的人。

本文要強調的是從根本上否定這种暴力迫害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的大規模實施,正是從紅衛兵開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從此被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澤東還親自發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專門術語,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問題”而受歧視的一個社會群體。与此相應的是個人的工作態度、專業訓練和才能被蔑視,這對年輕人的影響及模塑作用極大。這种情況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變。

第三,公道的毀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規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惡的標准不再存在了。當”對聯”和打人的銅頭皮帶傳遍中國的時候,很多人知道這樣迫害同學是不對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脅面前,無處說理。生活中較為平等和歡樂的關系之一——同學關系被毀了。壓迫和仇恨成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無足輕重。年輕人,有的學會了殘酷地虐待同輩人以發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獲取社會地位,有的被迫學會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學會了冷漠地對同輩人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對權勢者卑躬屈膝而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強權就是真理,謊言大話盛行。當整個社會被操縱挑動成為人整人的屠宰場,人性墮落了。無數無辜的年輕人曾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現在,在訪問中,難以听到迫害人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這种靈魂的創傷,何時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謝所有的被訪者,感謝他們用寶貴的時間來作這种痛苦的回憶。感謝印紅標、丁品、王蒙一先生借我他們收集的歷史資料。也感謝John Kieschnick先生,他幫助作了在計算机网絡上的調查。

1995年12月30日第2稿寫畢

注解

(1)比如,李澤厚有這种說法,《中國近代思想史論》,470頁,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2)76所學校的名單見于我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一文,《二十一世
紀》雙月刊,香港,1995年8月。
(3)”嚎歌”詞曲見于注(2)文中。
(4)由1966年時天津的中學生譚馥提供。
(5)關于”勞改隊”,可參看注(2)文章。
(6)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專集)》,北京日報社《宣傳手冊》編輯部,1985年2月。
(6)見于《中共武漢党史大事記》,中共武漢市委党史辦公室編寫,1987年7月。
(8)同注(7)。
(9)《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未提供死者的任何情況。
(10)譚力夫,1966年8月20日在北京工業大學會上的講話。私人收藏的油印材料。
(12)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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