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劇變後的俄羅斯的命運，一直爲中國所關注。由於歷史的因緣，無論俄羅斯的轉型是成功還是失敗，中國對俄羅斯的認識將影響中國的命運。俄羅斯是中國的鏡子。看不清俄羅斯也就看不清中國自己。可以說，俄羅斯的過去和未來都是對中國模式的挑戰。
在俄羅斯轉型問題上，我們應該擦亮眼睛，端正心態。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對蘇聯和俄羅斯的反思是不充分的。許多人樂於見到，也樂於相信，俄羅斯糟得很，熱衷於報道俄羅斯的困境，渲染俄羅斯的痛苦，實則是想教訓人們：看吧，這便是俄羅斯的下場！簡單地把俄羅斯的歷史進程貼上反面教材的標簽是危險而有害的。這就可能使我們從蘇聯和俄羅斯的經驗中吸取了錯誤的教訓，從而妨礙了我們本應該進行的變革，或者延緩了變革的步伐，甚至是直接遏制某些必要改革的進行。
在有些人看來，俄羅斯改革採取的是激進戰略，並且認爲這種戰略震蕩大，風險高，社會難以承受。其實答案並不是那麽一目了然。
也許在中國人的眼裏，僅僅1991年後民衆生活水平的急劇下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俄羅斯的冬天開始了。雖然兩個國家的國民都長期受過這種觀念的灌輸：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有的中國學者卻宣稱俄羅斯陷入了醒不過來的噩夢之中。在一本紀念蘇聯解體10周年的書中，我們只看到劇變後的苦不堪言：90年代末俄羅斯的國內生産總值只相當於蘇聯時期的25%，每4個俄羅斯人就有1個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單看這些資料，似乎俄羅斯已經民不聊生。不少中國學者一直在爲俄羅斯人民憶甜思苦。對於俄羅斯一度出現的經濟衰退，有些中國人表現得比俄羅斯選民還要憤怒和不滿。
照這樣的視角來看，俄羅斯經濟已經連續5年持續增長，豈不就意味著俄羅斯的春天來臨，噩夢已醒嗎？要知道，1999年，俄羅斯GDP增長32.%，2000年增長8.3%，2001年增長5.0%，2002年增長4.2%。2003年GDP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同比增長7.3%，人均3200美元。2003年，普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首次提出，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
由此可見，如果只會以物欲的心態判斷俄羅斯的轉型，就會走眼，看不清俄羅斯轉型的真相。單從俄羅斯對蘇聯制度的否定程度和速度來看，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說是激進的。但是，俄羅斯社會是否能夠承受這種激進變革所帶來的震蕩，俄羅斯國民用自己的選票做出了回答。俄羅斯自1991年以來，無論是經濟處於什麽狀態，哪怕是1991—1998年連續7年的經濟衰退，國民也沒有用選票選擇回頭路。10多年的風雨歷程中，俄羅斯人民在堅定地用選票宣佈自己抛棄什麽，需要什麽。或許，這讓只會以經濟眼光看問題的人難以理解。
俄羅斯的制度劇變不是暴力強制，而是俄羅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羅斯公佈的《全民公決法》規定：“全民公決是就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最重大問題進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決的決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進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國均須遵照執行。”全民公決解決了國家重大變革的合法性問題。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羅斯就是否實行總統制舉行全民公決，75.31%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選民投贊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羅斯總統選舉中，74.7%的選民參加投票，其中57.3%的選票投了葉利欽的票，只有16.8%的選民支援雷日科夫。1993年4月25日，64.5%的選民參加了全民公決，其中58.76%的選民對葉利欽表示信任，53.04%的選民對葉利欽總統和聯邦政府自1992年以來實施的社會政策表示贊成。1993年12月12日，俄聯邦舉行全民公決，參加投票選民的58.4%贊成通過了俄獨立後的第一部新憲法。迄今，俄羅斯已於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舉行了四次總統選舉。1996年大選時，與1991年相比，俄羅斯國內生産總值下降近50%，然而，是葉利欽，而不是久加諾夫獲勝。1999年12月，普京代行總統職務，並於2000年3月26日當選爲俄羅斯第三屆總統。2004年俄羅斯第四屆總統選舉中，登記選民共1.09億，選民投票率超過61.18%，普京在這次總統選舉中獲得71.31%的選票，遠遠超過2000年當選時的52.94%。俄共推舉的候選人哈裏托諾夫只獲得14.7%的選票。
這四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實際上是俄羅斯人民對選擇方向的再確認。如此看來，轉型就不僅僅是漸進還是激進，是促進經濟增長還是導致經濟衰退那樣簡單的問題。當我們看到，1997年與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國內生産總值下降了50%，幅度超過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25%、美國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30%，我們就不能因此簡單得出結論：俄羅斯倒退了。
俄羅斯向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已經不可逆轉。憲法的權威得到尊重。自新憲法通過之後，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政治對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夠在憲法框架下參與政治。比如，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哈裏托諾夫在初步選舉結果公佈後承認自己在大選中失敗。選舉失敗的政黨和政治家都承認選舉結果。權力分配和運行進入了法治軌道。在憲法框架下，俄羅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來的時間裏，已經不會出現巨大的政治和社會震蕩。政治鬥爭將繼續在憲法的框架下，朝著文明、和平與合法的方向發展。這是比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更重要的財富，爲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這也表明，俄羅斯沒有把蘇聯制度的瓦解看成是改革失敗的象徵或標誌，而是相反。國家權力乃公器。不能簡單地以權力的得與失評價變革的成與敗，以爲得即成，失即敗，而要看是否有利於完成向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
可以說，從俄羅斯的幾次全民公決和總統大選來看，沒有出現過社會難以承受的問題，倒是反對根本變革的激進思想和行動沒有贏得國民的支援。比如，1991年的8·19事件就是例子。判斷變革的步伐是慢了還是激了，準確的民意表達是最好的裁判。換句話說，俄羅斯轉型是首先從變革的合法性入手，而不是簡單的激進或者漸進的問題。一旦憲政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的框架建立起來，並獲得了權威，那麽國家的目標就明確了，變革也有章可循，而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會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裏，都不清楚。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裏走，這樣的漸進無論是怎麽個漸法，都形同慢性自殺。只要民意認可，壯士斷腕有什麽不可以呢？
後來有俄羅斯學者對一爲中國經濟學家說：“俄羅斯有很多騙子，包括政治騙子和理論騙子。這些騙子在改革過程中從來不把最終目標告訴俄羅斯人民。”這本身就是謊言。俄羅斯選民從來不是對一張白紙進行全民公決，然後政治家拿著這張白紙任意填寫。這一點如果不提，俄羅斯變革非但不能給我們提供積極的教訓，而是可能被簡單地當成反面教材，甚至變成嚇唬變革的工具。
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作爲俄羅斯的立國之基，已經不可動搖。因爲這個基礎是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獲得認可的，其權威性和合法性，任何政治家和政黨都難以否定。任何政黨想謀求政治席位，就必須在這個前提下從事政治參與。在此基礎上，俄羅斯未來的改革就一定是漸進的了。這不是對蘇聯制度的修補，不是在蘇聯制度的基礎上走一步看一步，最後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改革，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對憲政民主制度的修補和完善。
在立國的基礎奠定和穩固之後，俄羅斯的轉型就會一種方向明確的漸進變革。在這樣的框架下，政治家會爭相尋找符合實際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換句話說，憲政民主制度約束了政治家必須符合“國情”，否則他就難以贏得選民的支援。比如，普京就說，“每個國家，包括俄羅斯，都必須尋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儘管人們對俄羅斯總統的權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總統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權的公民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不能連任兩屆的規定，使得總統不可能成爲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爲史達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得被規定爲國家的或必須遵循的意識形態，保障每個人思想和言論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強制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信念，而且憲法明確規定，禁止書刊檢查。在現有的法律框架裏，集權只能是有限的，因爲沒有絕對權力聚斂的基礎。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而且社會團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這是一個不會再出現克格勃半夜敲門和大清洗的國家。即使總統擁有君王般的權力，他也是憲政民主制度約束下的君王，他的鐵腕只能是法律認可的鐵腕，是受到在野黨和社會制約的鐵腕。
毋庸諱言，轉型不是給國民免費發放的純淨水。玫瑰色的、純淨的變革是沒有的。在思考俄羅斯轉型時，我們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腐敗和兩種不同的穩定。否則，我們就難以看清俄羅斯的現實和未來。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和政治改革使得俄羅斯的變革走上了不歸路。私有化一方面造成生米做成熟飯的事實，從而形成維護權利和市場經濟的基礎。比如，誰想把一塊屬於公民個人的土地要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願的市場法則，否則，就會遭到強烈反抗。反過來，經濟自由化政策也保證了政治變革的民衆基礎，誰想退回計劃經濟制度的老路已經沒有可能性。雖然公開私有化，不免出現了寡頭或者腐敗，這也和關起門來化公爲私的政治含義不同。選票和民意意味著鞭策。任何政黨和政治家想立足都只能在民意的基礎上進，而不能退。如果寡頭利益跟選民利益不一致，那麽，政治家裏就會分化出制約力量，而不是整個政壇如醬缸，徑直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而且清晰的産權界定使得發現問題出在什麽地方更加容易，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解決問題，比如解決競爭不足、壟斷價格等等問題，就不會覺得是一團亂麻，不會覺得不全盤推倒整個制度就沒有希望。
在私有化不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國企的公司化改造就會存在更多腐敗的可能。和公開私有化導致的腐敗相比，這是兩種不同的腐敗。一種是關起門來的腐敗，一種是可以橫挑鼻子豎挑眼的腐敗。在前者，媒體只是權力的看門狗，後者是自由和權利的表現。我們應該理解憲政民主制度下腐敗治理的前景和專制下腐敗的治理前景的區別。如果俄羅斯還是史達林時代的制度，書刊必須審查，這也不能批評，那也不能公開表達不同意見，不但不能消除腐敗，相反，倒是腐敗和特權的溫床，如果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改革，不受制約的權力和市場激發的物欲結合起來，就不能不導致黑社會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了。這時再來自我赦免，就缺乏道義基礎和合法性，會引起社會嚴重不滿，甚至是政治危機。
在一個不乾淨的國家，“哪個是乾淨的？”這個疑問將是毀滅性的質疑。要知道，這種漸進改革並不是沒有犧牲品，而是犧牲品不能發出聲音。漸進改革不是沒有代價，而是代價由弱者付出。一旦他們有機會釋放自己的能量，將會有什麽後果呢？基於這一憂慮，既得利益集團就可能奉行頑固抵制憲政民主改革的策略。一旦錯過了時機，面臨投鼠忌器的困境就更大。因爲憲政民主的轉型必然意味著社會對腐敗的遏制，由於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了社會的主要經濟命脈和資源，形成了惡棍綁架國家的局面，必定會産生經濟社會震蕩。另一方面，經濟成就往往意味著跟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而對於本國資本和外國資本來說，它首先看中的是否能夠賺錢，需要一個穩定的政局和社會環境，沒有這樣的環境，資本就會開溜，但國家卻不能開溜。由於擔心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震蕩，切實向憲政民主制度轉型就會更加艱難。
因此，應該正視轉軌對經濟發展可能具有顯著的短期負面影響，不應該在社會精英中培育和強化期待完美轉型的幻想。否則拖延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代價更加高昂。憲政轉型必定會有或大或小的風險和震蕩。變革不是免費的午餐，也不是天上掉餡餅。風險也不能單從一年二年甚至10年、20年的經濟效果來看。如果地基打歪了，雖然拆掉會有損失，但是將就著下去，蓋得越來越高，住起來就更危險，再要拆掉，那就損失更大了危險更大。可以說，從俄羅斯變革歷史中得出要求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同步是十分危險的結論，本身就是危險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知不覺中，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解釋幾乎成了一種宿命論：中國走過改革道路是只能如此。改革在變成另一種僵化，一種不斷變動的僵化。
中國除了走過的線路外就別無選擇嗎？或者說，走過了的，就是最好的？中國的制度、體制、社會發展是可以持續的嗎？這樣的問題也許異類，但是這樣的問題卻可以使我們警惕。我們應該有反思的自由和勇氣。
──轉自《新世紀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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