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關注農民問題

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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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1日訊】前天寫《就建立獨立工會問題的意見和呼籲》一文,忘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農民工、臨時工、合同工,應享有普通職工的同等權利,在獨立工會中應與普通職工地位一律平等。獨立工會還應努力為他們爭取應有的平等權利,爭取取消對他們的一切歧視,其中包括違反遷徙自由原則的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人為劃分,使農民工及他們的子女享有城市戶口的一切權利,如受教育的權利。中國工人應該認識到: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農業社會與城市工業社會這個二元社會的人為劃分,是妨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巨大障礙,是與現代社會完全不相稱的,也是中共分裂工人和農民,以維護自己統治的重要手段。不清除這種二元社會的人為劃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農民與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這一段,應加在最後一點中間。八十年代,我曾在有關文章中論述過這個問題。

目前城市中的農民工,從農村來的臨時工和合同工,農村到城市的打工仔,他們負擔了企業和城市中很大一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大部最繁重的工作,但他們卻被迫處於最差的境況,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成為二等、三等、四等工人,他們是城市中最無權、最悲苦的群體。他們雖然事實上是工人,卻被固定在農業戶口中,他們做著最繁重的工作,卻享受不到最一般的福利,他們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權利,成為都市中的文盲新來源。這樣的人口有數千萬至上億(不計他們的子女),再加上鄉村工業中戶口為農民的工人(也有上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量:

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中最貧苦最悲慘的“階級”,是農民,在公社化以後餓死的幾千萬人中,絕大多數也是農民。現在,他們也是對中共政權最不滿的群體。這些年來,農村中的突發事件,實際上遠遠超過城市,只是很少為外界所知。以我的家鄉杭州為例,我的老家富陽,鄰近的蕭山、余杭,近年來都曾發生過數千人至數萬人的騷亂,富陽的騷亂,延續數天,出動軍隊,開槍,抓捕數百人方鎮壓下去。其他地方的騷亂,也時有的所聞。今年四月我去北京,在數十名便衣,為數在五、六輛以上的汽車,以及摩托車、自行車的跟蹤包圍下,度過一周,然後又在他們的跟蹤包圍下乘車離京。同座的有幾個黑龍江南下打工的農民,當他們得知我們是被便衣包圍跟蹤的民運人士時,找便衣不在旁邊的機會,偷偷告訴我們,說農民恨死共產黨了,他們家鄉的農民就曾經騷亂,當局出動軍隊鎮壓,打死二人。去年底,我曾經遇到鄧小平老家出來打工的農民,我問他們:“你們家鄉農民很喜歡鄧小平吧?”他們回答說:“喜歡個屁,農民都恨死他了,為他們鄧家的事(為修故居、為故居建路,把老百姓的墳墓遷離鄧家祖墳所在的墳山等等)老百姓暴動,出動軍隊方鎮壓下去。”我想他講的暴動,一般就是騷亂,上面二個黑龍江農民也說暴動。他們還說鄧家子女花幾億元在縣裏建廠,說是扶貧,但農民對他們絕無好感。一般說來,當局對農民的鎮壓較少顧忌,動用武力也遠較城市為隨便。

農民是實現中國民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過去的幾年中,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共宣傳下,農民的形象是歪曲的。在民主牆時期,很多民運人士以為農民不支持民主,以馬列主義理論,以農業社會,以農民占大多數來解釋中國當代的專制現象。我當時力主現在的中國農民象工人和知識份子一樣迫切期望民主,但也不敢肯定過去的民主問題與農民、工人之類的“階級”劃分無關。其實,美國的民主是由農夫建立起來的,而希特勒的納粹專制則主要由工人和市民建立起來,布爾什維克的專制則更主要由工人建立起來。因此,民主問題與農民或工人的問題無關,而只與人及其群體的素質和發展程度有關,也與人及群體的利益與統治者的密切程度等有關。

近幾年的村級選舉,中國農民表現之好,遠出於我這樣生長於農村,老家仍在農村,這些年又常常再去農村,自以為對農村情況深為瞭解的人的預料之外。開頭,農民並不信任中共的選舉,所以也往往把這種選舉當玩笑和鬧劇來對待,所以到處傳的是某某某某大款出幾千、幾萬、甚至十幾萬、二十萬買選票競選當村長的消息,農民也願意賣自己的選票,在農村、在縣城,這類事被當作似乎是合法的事來談。這時,農村的共產黨組織也往往干預選舉。但很快,農民發現自己的選票是有用的,可以把中共組織安排的候選人頂下來,選上自己喜歡的候選人。因此,迅速變得認真起來。到今年,農民對選舉是相當認真了。購賣選票的事還有,但起的作用不大,因為如果嚴格按無記名方式選舉,農民吃了候選人的飯,拿了他的錢,背地裏照樣不投他的票。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熟知的候選人的人品及他的施政綱領、施政演說來選擇。我們家鄉是一村一姓,家族勢力很為嚴重,我和老同學老朋友都擔心家族勢力控制選舉,但結果,這樣的情況卻還沒有發現過。(而在過去黨支部領導下,這卻是經常的事,黨支部與家族勢力結合)。雖然目前的村級選舉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不太民主的選舉,但中國農民已經開始在村級選舉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了。這大大壓制了村級腐敗風氣(因為上下左右腐敗的包圍、因為財務不公開,腐敗風氣只是受壓制而不是清除),否則,農村的矛盾還會更尖銳。

除了民主問題外,我們要為農民呼籲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反對貪官污吏,反對亂收費,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欺壓農民,加強服務性措施,為農村教育、文化、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尤其是提高農民的教育、文化及科技水平。建立獨立農會或獨立的農業工會,以維護農民利益,對農民的法律救助以及其他等等。而特別重要的還有兩點,一是取消對農民的一切歧視,取消違反遷徙自由的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人為的二元劃分,實行中國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則。二是農村及其嚴重的隱性失業問題,這是由二元劃分產生的結果,並且有過去集體經濟的影響,除了打工仔外,中國農村仍有數以億計的富餘勞力。象我們家鄉一帶,一人只有幾分田,勞動力大部處於富餘狀態,這對農村是一個極大的壓力,需要採取切實的辦法加以解決。

(1998年1月初寫于南京,載《北京之春》1998年3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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