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
國會選舉與外交政策
歷來以內政爲競爭主軸的美國國會選舉，今年一反常例，外交成爲熱點。伊拉克戰爭變成共和黨的滑鐵盧，大象鎩羽而歸，兩院多數黨地位頓失。毛驢順勢而起，民主黨一舉拿下參眾兩院。美國選民彩筆一揮，國會山政治地圖由紅變藍。
自此，美國政壇高層又恢復到白宮與國會各由兩黨分掌，立法與行政切實制衡的格局。這一格局，比前些年大象通吃國會山與白宮的局面更富美國傳統韵味，同時，政治天平也更爲健康、平衡。
這是1994年共和黨保守主義革命以來的一個歷史性時刻。這次政治地圖的重畫，對美國外交而言，意味著什麽？美國對華政策，是否面臨變局？
讓我們來仔細考量一下這次國會中期大選的外交涵義。
眾所周知，在外交領域，美國國會權重頗大。比較其他國家的國會，美國國會對外交有更多的發言權。它的眾議院的撥款委員會掌控美國的稅收和政府預算，它的參議院的武裝力量委員會負責美國的國防，包括美國對外的宣戰權。訴諸美國歷史，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始終在競爭外交决策權。之所以國會在外交事務中舉足輕重，其源蓋出於美國憲法規定行政和立法部門在外交政策方面分享權力。因此，美國外交政策以及中美關係的變遷，除了取决于白宮主人的歸屬之外，與國會選舉中兩黨比重的變化也有相當關係。
民主黨主導國會，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是可以預期的。一個顯著的外在特徵是在人事上：幾個與對華政策有關的國會職位將出現新面孔。
眾所矚目的是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接任眾院議長。在佩洛西從政生涯中，人們不難發現，長期以來，她一直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的人權狀况，她是與中國事務休戚相關的。
其次的人事亮點，是滿頭白髮，童心未泯的人權老將湯姆蘭托斯，他可能成爲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蘭托斯是民主黨加州眾議員，1981年進入美國國會，是國會「人權核心會議」的創立者和兩主席之一，1987年曾首次以官方名義邀請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國會，屢次嚴詞譴責中共對人權的迫害，前不久還主持了一個聽證會，指責某些美國公司爲尋求商業利益向北京低頭，枉顧中國人權。蘭托斯軟硬不吃，是令北京頭疼的人物。
還有一人，是可能出任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會主席的恩尼法羅瑪維加。此人1989年進入美國國會眾議院，是美屬薩摩亞地區的眾議員，他曾主張對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對華永久貿易地位問題進行重估。今後在中美貿易糾紛方面，將會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和聽到他的聲音。
在這樣的國會格局下，在布什總統聲言要與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尋求共同基地的承諾下，在辭去剛愎自用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舉措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勢在必行。
關鍵的問題是，美國外交可供選擇的空間究竟還剩餘多大？
人們知道，美國在外交上，有兩黨協調一致的傳統。重大的外交行動，基本上都有兩黨共同背書。譬如，對伊用兵就是兩黨議員共同通過的。何况，外交政策的任何變動，都不是從零開始，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徐圖緩行。政治，從來就沒有如毛澤東所說的在一張白紙上畫圖那種事情。用人們常說的話，是「路徑依賴」的。這裏涉及高度複雜的因果鏈條和精巧微妙的政治藝術。因此，在危機四伏局面混沌的國際局勢面前，要闢劃出新的有效的外交方略與具體政策是相當艱難的。
這裏，首先須對過去政策的成就與失誤有一個客觀平實的判斷。
布什外交一瞥
布什政府和共和黨的失誤何在？這是共和黨此次敗選後大家念茲在茲的問題。人們公認，這次中期選舉失利，共和黨主要是在外交領域走了麥城，特別是久拖難決的伊拉克戰爭。但這些說法需要細化，辨析。
布什上任不久，就遭遇「9.11」事件。這對一個美國總統而言，是一個空前的、嚴峻的考驗。
筆者認爲，對這一巨大危機的反應，布什政府的開初幾步都是及時而果敢的，應予高度肯定。
對9.11，布什政府首先的反應，是對阿富汗的戰爭。2001年的9.11事件不久，美國就對該事件的罪魁禍首本拉登的保護傘——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發起了及時的攻擊，並迅速獲得了勝利。塔利班政權對內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在國際上奉行强硬外交。塔利班武裝力量的保護更是拉登的基地組織壯大的原因之一。該政權在美國大軍壓境的情况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這一死硬行爲終於導致了它的覆滅。
有鑒於9.11恐怖攻擊濫殺無辜，美國當年獲得了全球極爲廣泛的同情，各國政要與民眾，捐棄前嫌，拋掉岐見，風起雲湧地向美國傾斜，一掬同情之淚，一伸聲援之手。美國凝聚了極其深厚的道義資源。所有這一切，從輿論到體制，布什政府獲得了高度授權。美國在阿富汗的用兵及其勝利，博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歡呼。布什堅定而迅速有力的軍事反應，贏得了國內背書與國外支持。
至此爲止，布什對9.11的反應是成功的。
挾其聲勢浩大的全國乃至全球的道義聲援，下一步，布什的劍鋒指向了伊拉克。對這一步跳躍，因爲薩達姆暴君形象深入人心，故樂觀其成者仍眾，然而，在一些國家、群體和信眾中，已逐漸蔓延滋生出三點疑慮。一是，伊拉克與拉登的基地組織究竟有無聯繫？二是，布什所宣稱的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否存在？三是，戰爭是否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若這三點獲得肯定的答案，伊拉克戰爭仍會獲得壓倒性支持，雖戰後重建困難重重，仍會在國內外獲致廣泛背書，最終解决困局。
可惜的是，隨時間推移，上述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負面的。自從未獲安理會授權而舉兵後，特別是發現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漸成「海市蜃樓」，薩達姆與基地組織聯繫未得證實，加以虐囚醜聞的曝光之後，布什政府開始了消耗自己巨大道義資源的歷史流程。
任何資源，總是一個有限量；道義資源亦然。再深厚的資源，也不可能無限制地提取和消耗。恰如銀行存款，提取多少，存量就减少多少。這是人性所致，天道使然。
布什總統對此並沒有太强的直覺，他不諳政治潮流的節奏，對「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少有切身體會；對於美國空前的硬實力，他力圖百分之百地掏幹用盡。布什曾揚言「我們將盡可能的走到最遠」。於是，他未能留有餘地，未能做到「十分力量，只出七、八分」，從而有備無患，游刃有餘。有鑒於此，他就未能像歷史上某些卓越政治家一樣，在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引領下，心有靈犀，直覺9.11的道義資源給他的授權有多大，可以讓他走多遠，在何種情勢下必須急流勇退。總之，他的政治直覺，無力知所進退，見好即收，而是馬不停蹄地採「先發制人」戰略，沿著單邊主義之路，一味繃緊鋼弦，躍馬橫刀，任由道義資源徐徐流失。
誠然，慘烈無比的9.11確實簡化了世界的政治版圖，把過去細緻微妙合縱連橫的複雜國際格局，化爲非白即黑，非我即敵的兩色世界。這種思路，在9.11之後的一短段時期相當奏效，甚至鋒銳難當。而布什本人的特質，他定義的「善與惡的戰爭」的善惡兩分法，正好與此一拍即合。因此他獲得了反恐鬥爭初期的輝煌勝利。
但這種時期畢竟是非常時期，這種狀態畢竟是異常狀態。而時間，則是「非常狀態」的殺手。假以時日，政治鐘擺仍然不可抗拒地逐步擺回到了原有的常規性軌道。遺憾的是，布什總統對此類復舊式變遷的領悟，略顯遲鈍。
此外，布什行政班子陽剛氣太重，副總統、正副國防部長，都是「鷹」氣逼人，缺乏陰柔氣與之緩解。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甚至蔑稱法德等國爲「老歐洲」，前副國務卿博頓（John Bolton）則大膽放言：「沒有聯合國這樣的東西，只有國際社會。它將被僅剩的唯一强權即美國所領導。」這些狂悖之辭，不可能不傷及一些友邦的自尊，並造成了盟國敬而遠之的政治困境。於是，在歐洲一些老盟國的抵制和掣肘下，在北京與莫斯科的作梗和破壞下，美國在全球的巨大精神影響力和感召力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損害。
簡言之，從戰略的眼光看，布什總統任內的最大失誤，是忽視「軟實力」（soft power）。即，他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作爲全球民主力量龍頭美國的軟實力。
重建美國的軟實力
有鑒於此，美國政治最大的當務之急，在於充實乃至重建美國的軟實力。
這一緊迫需求，導致反省和校正的潮流的興起。它就是這次國會中期選舉的全美心理背景。不出所料，美國的制度槓桿再次發揮平衡功能，布什的政治哲學面臨被矯正的前景。
在美國外交傳統的「現實主義」和「傳教士情結」兩極中，布什已把 「傳教士情結」推至極端。在這種態勢下，在某種程度上與「現實主義」部分妥協，已經勢難避免。
於是，老布什時代的國務卿貝克以及前民主黨眾議員李•漢密爾頓（Lee Hamilton）所領導的特別小組應運而生，小布什本人則對該小組期望甚殷。人們注意到，該小組充盈著老布什的「現實主義」外交色彩。小布什總統挑選了身爲小組成員之一的蓋茨出任國防部長，顯示出布什漸離新保守派路綫、重回老保守派懷抱的用心。
不難看出，共和黨外交政策的調整，在意識形態上，意味著從「新保」回歸部分「老保」。其中的分際，主要在政策中「現實主義」成分的多寡。新保少而老保多。
而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外交意識形態，其中的分際，主要在政策中「理想主義」成分的多寡。共和黨少而民主黨多。
顯然，這兩個維度的政策調整並不是重合的。但在對歐與對華政策上，可能産生一些共識。而在伊戰問題上，却很難達成妥協，遑論具體的解决方案了。
眾所周知，改善美歐關係；重建大西洋聯盟是民主黨的既定方針。而目前的美歐關係，走向緩和的趨勢是明顯的。原因首先在於，美國民主黨的這次國會勝選以及布什政府正準備與國會妥協並修補同歐洲諸國的同盟關係；同時也因爲德法兩國領袖已經和即將換人。美歐雙方都有意願各自向對方走近幾步。這一趨向中點之勢，無疑將是雙方幾年來冷冰冰關係的預熱器。
威爾遜遺産與美國對華政策
當然，身爲華裔，筆者更爲關切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
筆者最近看到《亞洲周刊》載文（「美國應揮別新威權主義」）批評民主黨說：「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本來就是美國觀念的一部分。而這種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在美國自由派裏更成爲他們『普世價值』的主要成分。近代美國的各式各樣干涉主義，其實是以民主黨爲其源頭。」
批評家的這點是說對了。他們所指控的「干涉主義」，確實是民主黨的重要傳統。其最突出者，就是上世紀一戰時期民主黨籍總統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這裏的所謂「干涉主義」，其實就是對抗「孤立主義」的國際主義，就是普世價值，就是因普世價值導致的外交理念與行動。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戰結束前夜，威爾遜總統向參議院提出著名的十四點原則，作爲公正和平的基礎。他呼籲擯棄各國間的秘密外交，保證海上航行自由，拆除各國之間的經濟壁壘，削减國家軍備，調整各國對殖民地的要求，但須顧及殖民地上受影響的居民的利益，其它各點旨在確保歐洲各民族的自治和無阻礙的經濟發展。十四點原則是威爾遜和平藍圖的關鍵－－建立一個各國的聯合組織，以 「共同保證大小國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在從巴黎和會歸國後在波士頓的演講中，他說：「美國是全世界的希望。如果她不去維護這種希望，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人類將重新陷入絕望的痛苦之中。所有的國家又將分成敵對陣營……。」威爾遜的綱領，是一個理想主義、國際主義、和平主義的綱領，是對抗孤立主義和强權政治的綱領。威爾遜主義，雖然難免天真，難免受挫，但在根本上，它極大地提升了美國的軟實力，成爲美國外交的精華和靈魂。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另一位民主黨籍總統羅斯福在軟實力方面，則發出四大自由的召喚：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他標舉這四面旗幟，建立戰後新秩序，積極籌劃並參與組建了新的全球性國際組織——聯合國、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全球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以及爲全球金融貿易和發展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以美國爲主導的國際性體制安排，爲美國促成的戰後的「新世界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維繫了戰後國際體系的大體和平和民主世界的基本繁榮。
而那位英年早逝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他站在柏林牆邊的一句「我是柏林人」的催人涕泪的承諾，與後來里根在那裏呼籲戈巴喬夫「推倒這座牆」的呼籲，遙相呼應，都曾以難以估量的軟力量，鼓舞了億萬東西方渴求自由的心靈，爲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奠定了精神之基。
因此，包括上述批評者在內，一些深恐民主黨勝選會給美中關係帶來負面影響的人，其擔憂也不是毫無理由的。這理由，就是前述的民主黨的「威爾遜遺産」。這種理想主義，是民主黨極爲深厚的潜在傳統。
因此，可以預估，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一些調整是必然的。
儘管佩洛西當選議長後，她的視野和格局都將比過去更爲開闊宏大，中國問題在她的日程表中，也許不會有過去那樣大的比重。但她作爲「威爾遜遺産」的傳人，作爲深知中共政權性質的政治家，在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面，在有關中國人權方面，她絕不會回避，她的理想主義本能，將使她的批評音量更大，更加切中要害。
此外，鑒於民主黨與工會、環保組織的傳統關係，民主黨在對華經貿政策方面，也將相對比較强硬。
當然，民主黨也並非脫離現實只唱高調的政客。即使是正氣凜然的蘭托斯，也從實際施政的角度批評了布什關於「朝鮮核試驗」的政策。他指責該政策僵化，指出美國應加强與朝鮮的外交接觸，應儘快恢復六方會談的機制。但是，如果這個機制「不奏效，美國可以考慮直接與朝鮮舉行雙邊談判」。因此，在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推動下，在「朝核」政策方面，突破僵局的可能是存在的。
此外，由於民主黨勝選，美歐關係逐步趨緩，北京也就不再容易插手於「伊拉克戰爭産生的的美歐之間的巨大裂縫」，「挑撥離間，上下其手」，它的外交運作的空間勢將日益萎縮。
概言之，只要中國沒有真正民主轉型，只要北京仍然拒絕「普世價值」和國際主流秩序，中美關係就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從根本上解决問題。因爲，民主黨傳統中的「普世價值」，不僅是美國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要求，也是中國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國人自身的根本要求。那是「沛然莫之能禦的」。
在這個意義上，這次美國國會選舉的含義是超出國界的。平心而論，在以普世價值爲核心重建美國與世界方面，與共和黨一樣，民主黨功莫大焉。在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人類奮鬥中，那些美國民主黨的理想主義先驅——威爾遜、羅斯福、肯尼迪，將與共和黨籍的偉大總統里根一樣，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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