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言論自由》發表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言論自由,但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突破口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極權主義社會的阿基里斯之踵。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是戰勝極權主義的第一步,也是最後一步。——胡平:《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
劉曉波
6月17日,改革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第一次人權會議,五位中國民間人權活動人士受到國際知名非政府組織「國際人權服務」邀請,參加這次會議和會後的培訓活動。中國民間人權活動人士受邀參加聯合國人權會議,尚屬首次。
中國百年現代史的多災多難,在毛澤東時代達到劫難的高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大災難。共產暴政實施階級滅絕、個人極權的無法無天,多數暴政的瘋狂發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致使經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法律秩序蕩然無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壞,人的生命和權利遭到毀滅性踐踏,政治迫害之廣涉及到上億人,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繈褓中的嬰兒,死於迫害的人至少幾百萬。
制度的獨裁依舊,但社會不再愚昧;官權的霸道依舊,但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政權的敵人意識依舊,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獄的恐怖依舊,但已不再能產生殺一儆百的威懾力,民間維權的勇氣逐漸提升。
一黨專政的獨裁制度,使國有資產成為「黨有資產」,使私營經濟成為它的附庸。中國的富豪確實「厚黑」,但他們與中共權貴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中共極權統治制度,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1996年10月8日清晨,正在睡夢中的我,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我起身開門,眼前站著的是熟悉的片警居曉菲和另一位我沒見過的員警。居曉菲一向喜歡穿便裝,今天卻換上了警服,從他的裝束和嚴肅的表情中,我多少已經感覺到了此次大概不是例行的談話或傳喚,一定要發生更為嚴重的事情。因為,六四後,我一直與員警打交道,和這位片警打交道的時間也不算短,他是個有良心的員警,平時對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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