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图1-2 紧急医疗系统是什么？
第二节 紧急医疗系统的起源
痳疯和精神病患的强制运送，可能是史籍上最原始的医疗运输系统。将痳疯伤病患从家乡移送到偏僻的住所，离群索居，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疫情扩散，可是那些隔离所的生活环境和监狱没有两样，所提供的服务根本称不上治疗，而是惩罚。痳疯伤病患常常谎称自己已经死亡，以免被强制迁移。
性病伤病患也有类似遭遇。早期的运送模式很简单，病患只是就便搀扶在两名搬运者之间，或者只由单人背负。两根长竿平行并置，中间悬着吊床，这种垂挂的方式也盛行多年。
利用马车运送伤病患，可能始于西元九百年左右，但设备相当原始，随从人员必须抓牢车轮边的缰绳，以免吊床和马车在下坡时倾覆。也有人在马轿里埋一些避震弹簧，但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运送的过程仍然颠簸难耐，比伤病本身还要折腾人。
意大利在一二四○年发展出紧急医疗的雏型──Ｍisericordia di Firenze，意思是“成立于佛罗伦斯的慈善团体”。他们的使命是主动跨出医疗院所，提供街头上贫苦无依者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个具有宗教背景的团体至今仍在运作，但当时，他们独特的理念并没有引发风潮。紧急医疗的观念改革，很吊诡地，是在战场上开始的。
在传统的战争里，受伤的士兵只能躺在战场上忍受痛楚，直到夜幕低垂，双方鸣金歇兵，远在数哩之外的人员才各自进入战场，将一息尚存的伤兵拖回后方治疗。十五世纪末期，西班牙拥有欧洲最精良的部队，各地的佣兵纷纷前来投效，也把各种战术和思维引进西班牙。
当时的战术大多是近距离的肉搏战，士兵的多寡直接影响了战局胜败，因此各个军团都想尽办法，以提升能够作战的士兵人数。把受伤的士兵尽快治疗到一定程度，并提升存活率，好把他们再运回战场继续效命，就成为相当实际的考量。
依循这种思维，在一四八七年的Malaga之战，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和其夫婿费迪南，首创野战医院；查理五世则在一五五三年Metz之战加以改进，利用马匹将伤兵运回后方治疗。
他们的作法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原本战场附近并没有医疗资源，他们则整合了人力和设备，直接在战场后方设置了医疗据点；第二，原本战场上的伤兵必须枯等多时才能后送，他们则是在士兵刚受伤时，就尽速运回后方治疗，以提升存活率和作战力。虽然原本的考量可能只是战事的成败，而非人道关怀，但这种即时后送的方式却启迪了后代的紧急医疗系统。
三百年后，新的制度逐渐成形，其中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是多拉雷（一七六六—一八四二）。拉雷生于法国，幼年失怙，完成外科训练之后便到各地游学。一七八九年爆发法国大革命，巴士底监狱陷落之后，暴动层出不穷，医院人满为患。
拉雷对于各种伤势的处理都独具卓见，他发明一种半弧形的手术缝针，末端有个切面和眼沟以固定缝线。这是现代手术缝针的原型，他也因此获颁皇家外科学院的金质勋章。
一七九二年，普奥联军对法宣战。拿破仑崛起后，短时间内便取得重大胜利，也征召拉雷加入联军，增强部队实力。拉雷费心准备的敷料与手术设备没派上多大用场，因为大部分伤病患都延误了治疗时机，甚至在抵达医院之前便不幸死去。几场战役下来，这种挫折感越来越强烈，于是拉雷开始筹划新的救护系统，好让伤病患可以及时接受必要的医疗。
在此之前，军方的医疗马车都驻扎在部队后方，主要用来运送外科医师和器械，而不是运送伤病患。拉雷将这些笨重的四轮马车改良成轻便的二轮马车，随军队前行，外科医师遂得以在战场工作，也可以将战场上的伤兵即时后送。
军医院的基地就架设在军帐里，医护人员和物资都可以随着部队移动，称为ambulancias volantes，意思是“会飞的野战医院”；而运送伤病患的工具就称为hopital ambulant，意思是“会行走的医院”。除此之外，他也重整了医疗处置和后送的优先顺序。
拉雷的作法出自于人道关怀，但背后也蕴含了深厚的实务经验和科学思考。他的体系具有几个相当关键的意义。第一，原本伤病患必须后送到医疗站才能救治，而他提出的改革则将医疗资源直接送到伤病患身边，在现场进行必要的处理，争取时效。这种现场医疗的概念，就是紧急医疗系统的核心。
第二，原本处置伤病患的优先顺序是由官阶高低来决定，但拉雷则认为应该取决于伤势的严重度，而不是阶级──这个观念是检伤分类的滥觞。除了一七九七年的意大利之役，拉雷也在一七九八年的埃及征战主导了整个救护体系。百年之间，救护马车几乎没有变动，直到机动车辆发明后才有重大进展。
救护车的字源
救护车（ambulance）这个词来自法文Hopital ambulant，而ambulant 则源自拉丁文 ambulantem 或ambulare，原意为“行走”。组合ambulate（移动）和lance（快速）这两个字根，就是ambulance。
第三节 美国内战时的紧急救护
“现代”的紧急医疗系统，最初成形于美国内战期间（一八六一—一八六五）。一八六一年，美国军方引进紧急救护的观念，但初期并没有太多作为。同年六月，林肯总统批准成立联邦公共卫生委员会，负责医院转送的业务，这委员会后来成为内战时的红十字会。
一八六四年，国会通过作战部提交的法案，建立美军救护的单一系统。这法案的特点是将救护运输从其他运输系统独立出来，所有救护服务、人员、车辆、指挥系统、服装和救护车的标示，都由军方的医疗部筹画负责。
内战期间，北军在奔牛之役遭受重创。当时的救护车数目太少，间距太远，时效太差，负责驾驶的大多是醉汉及窃贼，一听到枪炮声就落荒而逃，以致伤亡相当惨重。美国内战早期的救护车系统都是双轮马车，轻便但不实用。这种马车不适合颠簸的路面，很容易损毁，而且一次只能运送两或三名病患。
原本以为这种轻型的双轮马车可以大幅改善救护的时效，但多数的伤兵在运送途中反倒因为剧烈震动而死亡。幸好，不久之后马车就因为毁损得太厉害，无法修复，全都报废停用了。力特曼接手联邦军的军阵医疗后，大幅改良了移动式医院，并规定每五百人的军旅应该配置两辆双轮救护马车，负责运送伤兵。
原有的马车和担架经过多次改良，增加避震弹簧，改善车厢通气，也在马车背后增设了救护员的座位。这种马车称为Rucker式马车，可以同时运载四名卧床病患或八到十名的一般病患，后来成为军方的常规救护车，也获选为巴黎博览会的最佳救护车。
一八六二年，联邦军攻陷唐奈尔森堡，许多伤兵在战场获得救治，其他的则由救护车运送到战场后方，再搭乘汽船，沿河道运送到军医院。公共卫生委员会的辛辛那提支会租了一百三十三吨的尾轮汽船，满载医疗物资、外科医师和护士，沿途照护伤病患。这趟航程运送了八十一名军人到辛辛那提军医院，也是医疗史上首度以汽船作为医疗运输的工具。
第四节 日内瓦公约以及红十字会
杜南（一八二八—一九一○）创设了我们所熟知的红十字会，这一方面是受到南丁格尔所启发，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在战场的亲身体验。当时，拿破仑率领的法义联军与奥匈帝皇的大军对垒，死伤惨重。
垂死的伤兵通常就遗弃在附近的村落，痛苦的哀嚎声几乎占据了这些小镇的每一处角落。杜南在镇上的教堂建立临时医院，提供照护，尽可能减轻伤病患的痛楚。因为医疗资源短缺，村落的妇女便自动帮忙，不分敌我，对两军的伤兵都提供同等的照护。
杜南根据亲身经验发表了多次演说，呼吁人道机构提供协助。在多位人士奔走之下，永久性的国际组织于一八六四年在日内瓦成立。这组织的首要之务是寻求欧洲各国的认同，确保战争时的医院、伤病患、医疗工作人员都能严守中立立场，并采用一致的标示或徽记。瑞士及法国率先签署合约，随后又有十个国家加入，并决议使用白底红十字作为标志，配戴在所有救护人员的臂膀上。
瑞士国旗是红底白十字，相反颜色的标记是为了向这个国家致敬，因为发起人的国籍以及组织所在地都是瑞士。日内瓦公约也确认，在战争中只要配戴上红十字徽记，所有公卫补给、救护车、医护人员、伤病者的中立地位都应该获得保障。
大部分的欧洲红十字会只在战争时运作，但美国红十字会除了战争之外，也在平和时期的重大事故担负起疏散、减灾的任务。美国红十字会于一八八四年向国际总会提出修正案，此后各国支会也逐渐将灾难救助纳入运作范围之内。
日内瓦公约的原始内容
一、救护车和军医院应有公认的中立地位，只要可能有伤病者在内，就应该获得交战国的保护与尊重。如果救护车与军医院为军方所把持，其中立地位则终止。
二、受雇于救护车或军医院的人员，包含管理、医疗、行政、运输、宗教人员等等，只要在受雇期间仍有伤病者需要照顾或运送，则应共享中立地位的权益。
三、在敌军占领之下，符合前述条款人员得继续于原医院或救护车工作，或是撤离回原属军团服务。若中止任务，应该由占领军护送至敌军前哨站。
四、只要军医院仍受军法管控，撤离的人员除私人物品外不得带走任何设备；救护车则可以保留原有设备。
五、帮助伤者的居民应该获得尊重，并保持自由之身。敌方将领应该使居民了解人道行为可以确保其中立地位。款待或照顾伤者的住屋应视为庇护之所，得以免除军队驻扎或战乱。
六、无论身处哪个国家，伤病的军人都应该获得照料。如果情况许可，敌对两造达成协议，指挥官应立即将战乱中受伤的敌军移交至敌方前哨。痊愈之后无法继续服役者，应该遣送回原来国家。其他无法继续服役的状况也应该遣返。需要撤离时，也应保持中立，一并疏散。
七、医院、救护车和撤离机构，都应该悬挂明确统一的旗帜及该国国旗。保持中立的人员应配戴白底红十字臂章。
八、依据各政府的指示达成协议后，本条约的细节应由各军指挥官执行。通则则必须依照本条约的规范。@(待续)
摘编自 《灾难最前线：紧急医疗系统的运作》 猫头鹰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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