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从贫困的大巴山区来到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投奔在那当连长的叔叔，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为了走出山区，告别世代肩挑背扛的日子，二是为了找份工作谋个差事图个前程。
正因为这个决定，我的青春融进了中国的西部，沾染了与青山绿水毫不相干的戈壁荒漠元素，那年我还不到20岁。
来到梦中的平原，留给我最深刻的还是火车上的拥挤和漫长的煎熬，还有那极不习惯的羊肉味道，当然还有从未见过的沙尘暴——被沙尘咀嚼的同时也在咀嚼沙尘的感觉。
在那个紧挨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业团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守卡子”。很简单的装备，一套迷彩服、一根警棍、一副手铐、自备的被褥炊具，在瓜果飘香的秋季和另一个联防队员被安排在远离人群的戈壁滩上，有挖好的“地窝子”安家，三根木头一块石头在车马路过的必经之道上做成一个“路卡”，每天的工作很简单，看好自己的“路卡”不要让任何装有棉花的车辆从自己的卡子出去，月薪600元。
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荒郊野外的戈壁滩上除了偶尔能见到黄羊野兔子什么的哪儿来的人呢？就算是有人运棉花也不会走这么偏僻的道路吧？！
后来在陆陆续续和那个维族联防队员的交流中明白了一个大概，在兵团的农牧团场，这叫“护秋”，简单的讲就是兵团职工把棉花从春到秋种成熟了，必须按照团党委的要求全部如数交到团场自己的轧华厂去（当然，棉花价格比市场价格低了三分之一），在荒漠戈壁中除了有很多像我这样专人看管的“卡子”，还有很多的羊肠小径只要能通过马车的地方都被团场用推土机和挖掘机将原来的路给挖断了。
当时因为语言不通，他的解释我听不太懂，也没有搞明白，比如：团场的农工是团场的主人，自己种出来的棉花谁都心疼，都指望着一年的收获养家糊口，谁会不爱惜吗？连队的大田虽然很大就是晚上到地里捡了棉花也不会被人发现，需要专门派几十个人撒出这样一张网吗？
后来发生的一个故事震撼了我。
那是在那个“卡子”当“守卡人”的半个多月后吧，由于远离团部，我们的后勤补给基本上就是依靠每个晚上不定期来查岗的综治办的领导带点蔬菜，吃肉就只有自己到远处的羊圈买老乡的羊或者抓兔子了，我本来是个素食动物，所以吃素对我来说真是享福。那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来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黝黑的脸膛、粗糙的双手、灌满了沙子的破布鞋，还有灰暗的眼神和发达的肌肉，如果在南方我肯定认为他是个“练家子”，可是在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军垦团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工。他主动走上前来热情的打招呼：“老乡，辛苦了，哈哈哈……”一听话音就知道老家是河南的，和我不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但是在新疆的农牧团场，谁见了谁都用“老乡”作为称谓，我也就见怪不怪了，加上长时间没有和能流利交流的人说话，心里挺痒痒的，我也非常热情地给他打招呼。在接下来的攀谈中得知他是93年来到这个团场的“劳务工”（就是团场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从人口大省招来的工人），和他一起来的几十家“劳务工”很多人不习惯恶劣的自然环境大多数都悄悄的逃走了，他和其他几家在家里没有什么亲人，来的时候就已经将所有的家产变卖了，就算是回家也没有落脚的地方，才在这一直坚持着。
近几年来由于棉花产量不高，上交的费用太多，每年的农用物资和生活费都是靠向团场提前借贷，秋后还账，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也没有更好的去路，老婆因为受不了贫困的生活和高强度的劳动，跟着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跑了，他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提起这些伤心事，这个七尺男人的眼圈红了，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
讲完了他的故事他就走了，骑着一辆很破烂的自行车。
当天晚上12点后，我穿着大衣躺在路卡边上值班，仰望着天上的星星，遥想着天际的外星人是什么模样，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也有像我这样的守卡人……迷迷糊糊中，我看到戈壁远处的胡杨林里有忽明忽暗的亮光，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老家大巴山里的鬼火，不仅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记得那个时候在老家上学的时候，政治老师都说世界上没有鬼神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可是听说他有一次走夜路的时候也碰到了“鬼打墙”，在一片野坟林子转了一宿，第二天整个人都变了个模样，听老一辈说那片野坟林子大白天都没有人敢去，那里埋着的有土改的时候被枪毙的地主，有大跃进时候饿死的村民，有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以后心理素质差的上吊自杀的，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那一片孤坟密密麻麻的，谁也不知道到底埋了多少人，印象中在1989年来了一个游方的和尚，说那个地方阴气太重，硬是一个人在那做了七天的道场，不吃不喝的念了七天的经。想到这些我的腿肚子都有些软了，虽然我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无神论者”，但是从小听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还是对我影响极深，我相信达尔文自己半夜到了那些埋葬冤魂野鬼的荒山野林他也会动摇的。
我下意识的把警棍握在了手里，静静地注视着那忽明忽暗越来越近的“鬼火”，心里也不知道在向谁祈祷。
近了，更近了，我听到了毛驴的喘气声，我不由放松了下来，转念一想，这不是倒卖棉花的吗？又开始马上紧张起来了，虽然我是代表团里在这里坚守，维护的是团场的利益，但是这荒郊野岭要是真动起手来恐怕我和那个联防队员也不是对手，我壮着胆子打开手电筒喝问：“谁啊？”
“老乡，老乡，是我是我，白天和你聊天的那个。”我不仅松了一口气，他把毛驴车拴在路边的胡杨树上，向我走了过来，我看到就他一个人。
“看你也怪辛苦的，给你带了一点花生大豆，还有两瓶酒，都不容易哈。”他边说边拿着东西过来了。
“老乡，我也就不给你拐弯抹角了，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孩子好几个月都没有吃上肉了，今年我也拿不上什么钱，团里的费用高、价格低，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要是可怜你老哥放我过去，你就是我一家的恩人，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他走到我跟前单刀直入。
“不行，团里有规定，我不能放你过去。”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不远处毛驴车上的两袋棉花，估计有120公斤左右，按照当时地方公开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4.2元，能卖上500块钱，只要过了我这个卡子就是地方，也就没有人管他了，不过从这儿到最近的乡镇，最起码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
“小兄弟，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孩儿啦，快过来给恁叔求个情，快点。”那个汉子听到我的拒绝显得非常着急。
在毛驴车的棉花包后面下来了一个小女孩，在我直射的手电筒光中伸出双手挡住强光，羞怯的在那个汉子的喝叫声中一步步往前挪，那个孩子走到跟前，二话没有说就被她的父亲推倒在地下要她给我下跪求情，我赶紧把小女孩扶起来，在抓住小女孩胳膊的时候我感觉她是那么的单薄。
我当时陷入了深深的忐忑之中。在汉子的哀求声中，我终于还是被心底尚存的农民孩子最朴素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所战胜，我快步走过去拿出钥匙打开卡子，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就转过头去了。
那个汉子没有道谢，抱起小女孩飞跑过去，把小女孩扔在毛驴车上就开始赶车，丝毫不顾及小女孩是否会摔下来，我赶紧让慢点。
第二天清晨，父女俩回来了，虽然一宿没有睡觉，但是可以看出来他们脸上和旭日一起升起的笑容，小女孩坐在毛驴车上对我羞涩而又感激地一笑，我至今还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连续两天夜里，那个汉子都带着人来求情，跟着他来的都是衣食无着的团场农工，我无一例外的都放过去了。
第三天，我收拾好自己的行囊，给一起的巡防队员讲了一声就回团部去了，在团综治办我以身体不适为由辞掉了这份工作，因为没有干到最后，所以没有领到一分工资。
辞掉这份工作，我去了南方。
几年后我又回来了，回来看望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人亲戚，并决心在此从政。
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打点，我成功的谋到了技术员的职务，并在不长的时间内通过内外兼修、遵循官场潜规则实现了职务不断上升，后来，为了几十户团场的老职工的利益和团场的官僚阶层对抗，当然我从政救民的理想也因为这场对抗画上了句号。
在后来我离开了那片戈壁荒漠，离开了那片承载我的梦想的西部热土，也离开了我最后的希望。
2010年的冬天，我在再次回到那个团场，这次是回去奔丧，一个当年和我一起满怀抱负的同龄人，牺牲在了接待应酬的“酒位”上，生前的职位是正营（科级），据说不久就要升任副团（副处级）。
在离团部还有30多公里的柏油路上，我远远看到了一排车停在马路上，走近一看才知道，这是道“卡子”，只是新修的砖房替代了十几年前的地窝子，守卡人不穿迷彩服而是穿着没有带衔的警服，电动卡子的横杆上挂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禽流感口蹄疫检查站”。
经过了这道卡子，我的车平稳的行驶在宽大的柏油路上，我知道，在柏油路的尽头就是那个团场，我曾经生活生长曾经有梦的那个地方，我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埋葬那个倒下去的曾经的同行。
我知道，这道卡子注定要在我的心里一辈子撤不掉。也不知道当年我放过去的那个汉子现在怎么样，但愿那个小女孩心中没有和我一样的“卡子”，也希望那个守卡人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