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四节：柳暗花明(2)
既然对是非没有了判别的标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上班呢？便向车间主任递了一个请假两个星期的假条，回到家里，晚上面对床上睡着的孩子独自发呆，工厂陷入破产绝境，今后该怎么办？我现在才感到出狱后第一次面对生活的压力。现在我再去找市里面的那一位当官的都没有用了。
另调一个单位，调那里？我已五十岁了，效益好的单位接受我么？正为难之际，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我所住的文星湾三合院的门口，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边向院子里的人打听我的住处。
正在猜测来人是谁，他已向我的屋子走来。跨进院子大门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一双大手，自我介绍说：“我姓李，是一个刚刚才从扭亏工作组正式转为重庆农用汽车厂的职工”。
我很诧异的的握着他的手，猜测来人的意图。握手以后，他便四面环顾，打量着我那陋屋的门口和院子的整个环境，说道：“我是在后勤科查到你住在这里，你写的假条是昨天上午我才接到的，看到假条，使我对你产生了了解的兴趣，我想就从你身上开始摸一下工厂员工的想法”。
他一边说一边跨进我们的屋里，继续说道：“你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不但藏在几道拐的深卷子里，过道又窄又黑而房子又矮，我是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的。”
当我把他让进那黑屋子里，他的头却碰在那门栋上，一面接过我拿给他的凳子，四壁环视后，连声说道，“委曲你了，一个老工程技术人员竟住在这种烂房子里，太委曲你了”。
我明白了他的身份，看他的表情不像在说客套话，便回答道：“唉，你还是第一个走访我这个穷技术员的人了，单凭这点我得向你表示我的感谢”。
大约已是六点钟，我们坐在黑屋子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开始了第一次谈心。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笔记本，一边交谈一边作记录。从我的身世讲到平反，讲到如何进厂，最后讲到李友的失误。一直谈到深夜，因为谈得十分融洽，时间很快过去，我送他回厂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1987年3月农汽厂在行政大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取名“扭亏”动员大会。为了显示“危机感”，扭亏工作组向全厂职工亮出了政府对农汽厂发的“黄牌”警告。其实破产，这本属于商品竞争的残酷事实，无须谁来“警告”。
致农汽厂今天这种状态的，是中共庞大的官僚机器。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国有制。
工厂破产后，还摆出主人的姿势鞭打工厂的全体员工，这不仅是戏剧性的，也是残酷的，台下的我心中十分明白，捧着李友这个木偶玩弄够了的政府，现在要捧出第二个木偶来了！。
然而，被中共恐吓惯了的农汽厂职工们，听到这种严峻的警告时，全都蹇眉沉思，将一年来的谩骂和争吵收敛起来。工厂一旦关门，一千多赖以生存的职工及他们的家属，都会被抛向街头，这对吃惯国有大锅饭的穷职工怎么才能挣到生活的饭碗？产生了最大的忧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中共害了工人群众。
李伦被大会正式任命为“扭亏组长”，第一次主持了全厂工作大会，当他提出用‘自愿兵’精神‘生产自救’的口号，我看不出他的信心和措施在那里？用这些战争的语言来唤醒谁呢？由于生活逼迫农汽厂的职工天天都在上访，他们所盼的，关键在带领这些职工的领头人怎么办？
农用汽车制造厂的招待所，是一排占地大约五百平方的平房，那房子足有三十多岁了，总共二十来间房间，平时白天走廊里也要亮着路灯，否则一进去便是漆黑一片。由于背山而筑特别潮湿阴暗，房间里一到下雨天，地上总是泛潮，下段墙上的石灰层因霉变而剥落，露出一片一片的黄泥墙。
贫困至极的农汽厂职工的住宅就是那种档次，当然也没有能力建好漂亮的招待所来接待客人。所以招待所里面住的，是配套厂家派驻本厂的修理工，外地招来的钣金工和油漆工。稍有“身份”的来客，是由厂长办公室和供应科长专门安排在泉外楼，或其它较高级的宾馆。
李伦接厂长后，厂办主任为他在泉外楼安排了一间带浴室的房间，李伦找到了这位主任说，“工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工资了，我还住那么高档的宾馆不符合志愿兵作风，请你把房间退掉吧！”
于是他住进了厂招待所的5号房间，我第一次造访他，便在那房间里，房间被刚刚粉刷，显得比平时亮堂。靠门边摆着的一张床上，一半推着足有两尺多高的书藉和文件，靠窗一张课桌上，放着他的吃饭盅和洗漱用具，两个翻折凳用来接待来访者，一盏台灯立在课桌上，这便是他的全套办公和生活用品。
经这么一布置，那12平方米的小屋还算“宽裕”，自从他搬进这间小屋那天以后，这间屋子里经常灯光通明，有时候通宵达旦。就在这小小课桌上，这小小陋室内却酝酿了一场创业方案，嬴来这家工厂未来七年的一段辉煌。
农用汽车厂的饭堂位于工厂中心地带的盆地中，那儿的竹泥夹墙，年久失修，早已失去抵抗风雨的能力。一到冬天或风雨袭击，那饭堂中也如露天一样平地来风。里面原先还安着的几张木桌和凳子，不知何时被人搬走。单身职工在厨房的窗口上接过饭菜便席地蹲下，趁热尽快把它们送到肚子里去。
那些天，饭堂的角落里突然增加了这个很打眼的高个子，因为身材高大，蹲下显得很吃力，食堂的管理员连忙把总务科的办公凳子给他送来，他看着那红漆办公凳，笑了一下指着同他蹲在一起的其它人说道：“人家蹲着能吃，为什么我就非要坐着吃？”
这一谢绝反倒引发了就餐人一阵议论：“唉！这种鬼地方，连科长都不会在这里吃饭，从没想到过厂长会光临的。”一个矮过子工人忿忿说：“那些败家子，把厂败了一拍屁股走了，谁来管你穷工人在那里吃饭的小事。”一个年纪稍长的工人回应道：“这地方当官的，除吃团年饭，就没见他们来过。”
后来，他在大会上常提这事，说一个连职工吃饭都不关心的人，怎配当厂长？
然而，被中共骗够了的工人，特别是经历文革后，对这种表面一套内心一套的两面话早已听厌，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轻易相信，至于他心中真想在这个被前任搞得一踏糊涂的工厂，干出点让工厂翻身的事，还要拭目一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