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11)
两个女将得胜班师，临走出黄楼还大骂崔科长，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可是没有一个星期，车间的张主任被解聘。但为了怕战火再持续下去，张虽被解聘，但本次调整工资还是保留了他原来加的级。。
升级的风波刚刚在金工车间平息下去，却在工具和总装车间从新点燃，工具车间一位姓黎的女工平时因为爱跳舞，住在单身宿舍经常深夜不归，白天睡懒觉，迟到旷工多了，这黎小姐该被取消升级资格，不过车间主任知道这女孩不是好吃的果子，没敢全部取消她的升级资格，只留下了一个半级指标。
殊不知黎女士将这件事与她相好的男舞伴通了气，没过几天，车间主任在上加班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围在小巷里痛打了一顿，幸好没有被捅刀子，只是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家里睡了整整十天。
厂部报了派出所，可是那凶手却一个没抓到，从此以后，这位车间主任，只好自认晦气，再不敢行夜路，对以后的奖金再也不敢克扣工人了。
总装车间一位女工，因病假超过了工厂规定的时间，这次被取消了升级的资格，结果她想绝了，喝农药自杀，幸好被及时发现，当即送医院抢救，等她从昏迷中醒过来，对丈夫的第一句话就是要为她报仇。主任听说，慌忙赶到医院陪小心。
中国人的胆子像一根橡皮筋，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十分脆弱。为升半级工资，可以拚命，而真正要拚命时，偏偏退缩了。马书记一个调资办法弄得全厂鸡飞狗跳！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所谓按“贡献”和“业绩”拉大差距的原则，本就可以随意解释，谁掌权，谁都会站在确保自已利益的立场上。
对比起来，在“收获”中抢得最高明，抢得最快，也抢得最隐蔽的，莫过于我的老同学，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趁工厂发横财机会，捞到一套100平方的高档住宅。
工程师住宅楼的兴建，是李伦根据国务院文件提出来的，当设计人按照这位厂长的意图绘制了设计图以后，财务处曾根据这个设计方案预测十二套工程师楼层，耗资之大，相当于整个住宅投资的三分之一，职工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工程师楼，主张增加户数，减少投入。
然而，李友心中十分明白，错过这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再也不会得到了。所以，他再次利用权力，武断做主，批准了工程师住宅楼的设计方案，并从原先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硬拨出钱来，并令颇有“倒”爷经验的生活厂长肖付，全权负责三幢职工大楼的建筑工程。
继油漆车间动工后仅一个月，云泉路上的三幢住宅大楼便开始了平填地基。
胖左派再次发表“快讯”，说肖足在确定住宅承包商时，从承包商手中得到了三套红豆木家具的回扣，他除了给自己留下一套，也给李友留下一套，不过，当时在与论作用下他没敢接受，等到房子分到手，人们才发现，那套家具已放在他的客厅里了。
用工程师的称号，修的工程师大楼，主意是李友出的。大楼一修好，骂声便跟随着他走墨城而雀起。
就在八四年下半年至八五年上半年，农汽厂走运发财的好日子，也成了“后门”最拥挤的时间，由李友带头，工厂各级“领导”都争着把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子女，巧寻借口拚命往工厂里“塞”。这些人没有任何调动手续，就只要厂长们点头，都可以从劳动人事科进入这家“肥得流油”的工厂。
仅我在的金工车间，在这段时间内招入的“工人”就有几十人。这些“工人”进工厂后，又被陆陆续续调往各办公室、后勤部门以及库房。“后门”现象既已成为工厂常见现象，习以为常，连胖左派的“快讯”中似乎都忘记了这件事。因此，这家千人编员的工厂不到半年便增员为一千三百人！
改革开放年代初期的企业，由政府机关任命管理者，在阶级斗争年代，穷得没房住，现在他们发现真正需要的原来是房子，票子和儿子！于是他们便附在刚刚有一点血液流动的工厂血脉上，拚命贪婪的吸血。
在所能伸及的范围里，用手中的“权”唯恐不及，伸出去的手唯恐不达。在这个中共惩戒贪官的办法仅限于“党内警告”的年代，正是中共大小官吏抓紧进行原始积累的大好时机。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绿灯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利用掌权的机会，从上到下的贪污。中共各地官吏无不如此，国有企业更是如此。邓小平为权力致富大开绿灯。
到了1986年以后，中共上层才迫于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得不对喽啰们杀鸡给猴子看。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余铁民案子的处理，在报纸上大张旗鼓的给以公布，以收受贿赂三万元，判处余铁民无期徒刑。其实三万元是当时高层官员的一笔数目极小的“外快”，三百万、三千万又算得了什么！
到了十八年后，即2004年，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2004年1~11月全国抓出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子共36509件，涉案四万多人，增长之快数量惊人，仅仅披露的原温州市付市长杨秀珠，1996年竟在办公室里用批示文件的形式一次就吞了1100万公款。
仅据1993年全国纪律监察机关向全国公布的数据，九十年代，共有三万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因贪污贿赂受到查处。从199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种涉及高层的案件110万件，立案50多万件。
以我所在这么一个千人工厂，掌权的管理者没有不捞的，上面所记仅一年所见所闻，这种制度下吃亏的当然是工人。
不过在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底层企业中，虱子们所吸的血常常面临枯竭的危险。充满贪污而脆弱的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总是逆着那些做着横财梦的虱子们的意愿，使他们的梦想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串串的泡影。
正当这家工厂厂长们为升工资和营建职工大楼闹得乌烟瘴气时，85年8月，经营办公室便向厂长们传递当月亏损的报表。报表显示，因滞销而造成材料和部件在库房的积压已突破了两千万，而且当月已呈现了十六万的亏损。
李友在得到这个报表后，马上赶到经营办公室，向全厂职工宣布已经找到了扭转亏损的办法。相信眼前出现的这点小困难，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克服。可惜，那些由一辆辆卡车编织起来的兰色地毯，每天都在将工厂亏损和积压的噩耗，无声地告诉给全厂职工。
正是：“……枉费了意悬半安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多。忽嗽嗽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