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闹嚷嚷的达标(7)
1984年在热闹和争吵中过去，鞭炮声迎来了新的更加热闹的1985年，按传统的中国民俗，旧历腊月三十才是一年的年底。元旦过后，年关在耳，所有职工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年末奖金的分配。
没有几天，劳人科关于1984年末奖金分配的红头文件，下发到车间和科室，党委书记马兵根据机械局颁发的文件精神称：“要打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作法。”所设的奖项和每个奖项的金额规定，奖金按发放的系数“拉开距离”。
如果现有工人领到的系数为1，那么凡属厂级干部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几个副厂长奖金系数规定为4，中层干部及车间主任系数为3，技术人员和一般干部和工人中的班组长为2，第一线的工人为1.5，勤杂工为0.8。
厂长的奖金是工人的四倍！但马兵还嫌不够，接着又抛出一个各部门负责人，兑现承包合同办法，对于完成任务的厂长，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发给额外的承包奖。这样一来，厂级的头头们可从1984年年末分配中得到六千元的奖金，车间主任也不低于三千元，而工人只分得三百元，于是这距离在年终奖上就拉开了足足20倍。
同时他还抛出一个名额占全体职工的5％的“先进”指标。被评上先进的人当年工资增加一个序号。奖金分配、承包兑现、评选先进三大年终分配办法，颇费了马书记一翻心机！这敏感的分配方案，以职代会的名义，由劳人科正式发布。
胖左派迅速站到工厂门口，当着做工族们吼到：“工厂是工人的，厂头们白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劳动，还要借开会出差公费旅游，吃吃喝喝全是我们工人的血汗，而工人们成天埋头在车间里干活，到头来一年辛苦，我们挣到的奖金只有他们的二十分之一，这叫飞起来吃人，这里还讲不讲理？”
劳人科办公室为年末奖金分配闹得乌烟瘴气，可惜再怎么闹，奖金的分配仍按红头文件规定条文执行，工人们也只有吵吵架，充其量说些：“老子干得再多，还不是替别人干。”“老子巴不得停产，大家都不要得那钱。”磨洋工，上班迟迟不动工，提前下班，懒懒散散。
别以为工人们会团结起来声讨这些“吸血虫”。工人们发发牢骚是可以的，遇到具体的利益冲突，照样可以自相厮杀。这都是文革的遗风！！
马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那百分之五的先进推举，自然成了工人间相互指责的导火线，因为这5%的先进是与当年工资升级挂起勾来的，工人们在提名上相互攀比，车间到处是推选“先进”的争吵声……宁可使生产停下来。没有选上的人说：“让评上先进的人去做。”
这样闹了几个月。在大锅清水汤长期泡惯了的国营企业职工们，本就习惯于低工资这种“平均”所营造的宁静，现在被马兵们扰乱了。
权利在手的工厂经营者，在中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差距”的掩护下，故意放纵贪污。掌权而不受监督的中共，使工厂管理者腐化！他们羡慕资本家的富有。认为富裕是人当然的追求，不必追究怎么致富。然而，靠权力致富这种共产主义效颦，恰恰成了公开的掠夺。
按照工厂的规定，进厂不满一年的职工，奖金是要“打折”的，但我在车间主任那里还是领到了三百元的年终奖。我才进厂，还不知道同人比较，但这笔奖金是我在学校几年所得奖金的总和，加上进厂五个月发的月度奖总共五百元，够买一台“福日”彩电了，邻居们羡慕我走了好运，调进了一个“好单位”。
年三十的那天下午，我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中碰到了李友。又碰上厂办的黄色伏尔加轿车从左面公路上开来，我远远看到那辆车就在李友身边停下，满面红光的马兵精神抖擞地从车厢里走了下来。
他身着黄色皮大衣，提着装有保险锁的高级提包。一下车便迎着李友向他伸出的手紧紧相握。在一片“辛苦了”的客套话声中，两人互道问好并拜了年。
马兵是奉厂务会议决定，专程派往南京汽车制造厂乞讨钢圈底盘的“钦差大臣”，今天上午才赶回来过年。只见冯、李二人肩并肩向厂门走去，那马兵还不停将嘴凑到李友耳边，好像密告不容他人听见的秘密信息。我的心中又是一阵纳闷。这么紧急的采购件竟没有带上采购部门的人同行，令人疑心。
与马兵几乎同时外出的工厂生活厂长肖足，据说是为筹集即将动工的油漆车间的厂房，和已经批下来的三幢职工大楼的木料，专程去西双版纳等地采购木料的。
油漆车间的技术改造是李友在验收达标时，向市验收工作组和上级主管局提出来的。他要求工厂今年实现盈利的三百万全部留在工厂，作为他上任提出来对工厂实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
为了在主管局换得信任，他曾起草了工厂技术改造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提出了一个改造油漆车间、冲压车间、金工车间、冷作车间和总装车间等八个技术改造项目。
这个夸夸其谈的技改方案，当时曾赢得重庆市主管局的喝彩。由于这个计划，李友被提名上了四川省1984年度的四大明星企业厂长的光荣榜。在四化口号下，有多少赵拓应运而出啊！
我判断，这样的计划是当时最时髦的假大空产物。因为以后的实践证明，计划提出既没有市场需要为根椐，更没有工厂所能承担的物资、资金为依据，单凭一个突然因国家向农民发放贷款而暴富怎么可能实现？(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