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遭逢绝境的农汽厂(8)
关于对农汽厂人事任免的决定中，红头文件中接替他的是机械局一名姓孙的处长，同时还任命总工办的付总工程师王桂林为常务付厂长。
党委书记马兵虽被免职，却调到重庆市汽车公司担任那里的党委书记，肖付刚被调到北碚区乡镇企业局但任了副局长，两人明里撤职实际上是升级了。尤其是肖付，在乡镇企业局捞油水的机会更多了。
李友，则因为向上级参奏了自己的同行，破坏了“行规”，才落得替罪羊的处境。若不是他在市委里的姐姐，说不定会落到想不到的泥潭之中。
谁教他心太大，倘若他放弃了南联的计划，老老实实接受上级的保护，还不是照样同其它人一样，异地发财？而今他气得吐血，担惊受怕成为全厂笑料，是谁造成的啊！也许他真是被新闻界，捧得昏了头。
其实在国有体制下那有独闯天下的奇才，靠吹棒邓小平而发的全国著名巨富牟其中，最终以诈骗外汇罪沦于武汉监狱。自吹创业的天才，在中共泡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过是为一定政治目的炮制出来的玩偶。
玩偶是没有独立人格，也没有他们独立生存的土壤，所有改革家都是依附于中共皮上的气泡，像幻影一样出现于瞬间，又消失在刹那。
不过，被这种“政策”作弄得最惨的，还是农汽厂一千多普通职工，按照银行接到的指令，亏损的农用汽车厂的亏损额，早已超过了倒闭的警戒线，工厂已领不到职工的基本工资，只能按每月领取几十元的“救济金”。据银行说，李友为了不准在他任职时就停产，结果积压的农用车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
胖左派站在黄色大楼最高的石梯坎上对着全厂摇头哀号道：“完了，农汽厂完了，我们也完了，工厂死了，我们就此等着流落街头”。接着又指着黄色大楼大骂道：“你们这群败家子，工厂赚了几个钱，你们自己吃花不算，还要请客送礼，巴结记者，现在几个钱被你们吃完了，你们却像蝗虫一样飞走了。”
机械局新任命的“领导”丝毫没有阻档亏损下滑的能力，陷在厂后坡荒草泥泞中的农用车，依然静静的躺在那里銹烂，大家在唾骂李友出了一口恶气以后，不得不从新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在厂的生产经营会议上，个子矮矮的孙厂长像菩萨一样，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那王桂林却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呱呱空喊着强化产品管理的空话。销售公司在他的主持下开的会争吵一阵，毫无结果的散会了，车间照样死气沉沉金工车间联系了渝洲汽车厂，为他们加工车身覆盖件和非标……。
过年时，由于农汽厂不断有人上访市政府，他们怕年关之际，被逼的工人会在新年期间上街闹事，为稳住危机四伏的国内形势，维持中共控制下表面歌舞升平的政治气氛，市政府悄悄向银行指示，农汽厂的职工总算领导到了1986年底所未发的工资。
然而1987年新年一过，工厂又是两个月未领到工人的吊命钱。当工人们围着新来厂长向他索要维持生计的基本工资时，这位上级派来的厂长兼书记竟然喊道：“你们向我要，我向谁要？有种的就不要向我要，我带着你们抢银行去”。
第二天，黄色大楼的正门上，贴出了一付打油“对联”，上联是“桂林贫（凭）嘴一副画（话）”下联是：“要抢银行找有余”，横批“左右无路”，那分明是写王桂林和孙有余的“无能”。
农汽厂在一团死水中挣扎，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有人替李友打起抱不平来，公开说：“这是市政府的小人们搞的阴谋，如果南京集团兼并了我们，恐怕也不致于落到今天连饭都没有吃的地步”。
曾元领着几个老工人去找刚刚赴任的市委书记肖秧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