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犹大们(3)
林扯高重回六队以后，便依靠场部的旧势力，把竞争目标对准革委会“准”一把手的何庆云，对准那个把他踢下来的人，一是报夺权之恨，二是为自己往上爬扫请障碍。林扯高搞出一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来回敬这个“乡巴佬”，把他“打”下去！
现在，林扯高见面前三人一言不发，指着桌上的那张纸严肃地说道：“六队的情况，你们比我清楚。今天拿到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名字叫“火炬”的反革命集团，一直在农六队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
他们把矛头直指我们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号召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起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目前竟然发展到在狱中公开出版反革命刊物的地步。这个极为罕见的案例，说明农六队在过去抓阶级斗争不力。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了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说到这里，林扯高的情绪亢奋起来。陈贤士的积极性也被迅速调动了起来，而刘资元仍像当初那样，脸像一潭死水，不置可否，毫无表情。而王世春则转动着滴溜溜的眼珠子，好像在打什么主意。
停顿了片刻，林扯高继续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们已经拿到了重要的证据，这很好，破获农六队多年存在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正在整理材料，给刘资元，王世春记功减刑，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因为农六队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决不可能只是张锡锟一个人，而是涉及到农六队相当一批人。”
三个叛徒中，除了陈贤士听得眉飞色舞外，其它两个人如同蔫茄子一般，一直苦着冷冰冰的脸。
无论是刘资元还是王世春，他们都非常清楚，被他们告密的《火炬》废稿，充其量只是揭露监狱的黑暗罢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连纲领都没有，怎么立案？
然而，自从刘资元和王世春二人被林扯高“招见”以后，农六队本来就绷紧的神经，就更紧张起来。
张锡锟们因遗失了一篇草稿，便注意到有人对自己盯得特别紧，平时上厕所，都有人脚跟脚的跟进来。每一次练书法，都会有一束诡秘的眼光从远处射来。
我素有匍伏在铺位上作读书笔记的习惯。有一天下午下雨没有出工。我按照老习惯正在记录尚书《禹贡》篇中大禹治水的记叙。因为古文基础差，资料又来之不易，我除用心的读，一面翻着一本破旧的辞典。
突然何庆云一头撞进了监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将我写的笔记本抢去。接着站在监门口细细阅读起来。直到看清楚全是尚书原文的摘引，才将笔记本慢腾腾的还给我。
何庆云的这一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火炬”撰稿人的戒备。但直到此时，张锡锟还不知道失踪的废稿，已经被王世春交到队部去了。
《火炬》就这样在刀尖上诞生了。从创刊号开始，一直在狱中秘密传看。火炬废稿失踪，使张锡锟警觉起来。因为张锡锟等人对刘资元和王世春严加防范，所以林扯高再也没有得到《火炬》的踪迹，但另一只黑手正向它伸了过来！
1973年，张锡锟的童稚之交黄学全，因为接连越狱被关进了小监。关进小监的第二天晚上，黄学全竟掀开了小监的房顶再次出逃，开了从小监房顶上越狱的先例，也创下了三个月内连续逃亡五次的新记录。他被抓回来以后，免不了一顿毒打，并给他戴上了一副足有十五公斤重的死囚脚镣。
按照管教科的意见，想借这次“双打运动”把他枪毙以儆效尤算了。
处决黄学全的意见落到林扯高手里。林扯高在查阅黄学全的档案时，发现他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一个工人。因为“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被判刑。而这一次抓回来的审讯记录只是逃跑。
林扯高提出，共产党人在处死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时，都要万分慎重，因为这与阶级斗争的教义相抵触，尽管他也知道党内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他必竟太嫩，未曾掌握游戏规则，例如对何庆云不知如何下手，才能拔掉这眼中盯。
眼下只能在管教工作上做文章，现在，他决定把黄学全招来问一下，问他既出身工人阶级，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对抗？既然犯了罪，又不安心服刑，而是一而再的带罪潜逃？
但是黄学全却沉默着，好像对于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一样。
“你犯什么罪？”林扯高在明知故问。
“收听敌台，试图叛国投敌”。黄学全回答得很迟钝，也很勉强。
“收听敌台”确有其事，但“叛国投敌”他压根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法院为什么把这个罪名划到自己头上。
文革期间，这种案例极为频繁，林扯高见多了这种案例，他想弄明白这些“罪犯”是怎么想的。于是继续问道：“说说你的想法”。(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