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小说:黑与红(1)

作者:李科林
自传小说:黑与红(大纪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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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狗崽子”之家  

1924年冬月初一,上海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宝康里31号,一个资产阶级的“黑狗崽子”呱呱坠地了。在他之前已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二哥从小夭折,男的排行他第三,因此叫“老三”。

父亲是做棉纱生意的商人,只读过旧式的师塾。商号取名为“大川通”,主要是将上海的棉纱运去四川,卖给纺织厂,再将四川的盐和土特产运来上海。

我家原籍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祖父是有名的中医,很早就移居四川,而成了地道的四川重庆人了。

父亲由于生意的缘故,长期定居上海,讲话的口音是四川上海话:

“好烧,好烧, 付要查烂污。”(快点,快点不要耽误事)

“啥美司,要嘎许多铜钿?”(什么东西,要那么多钱?)

父亲脾气很好,从不发火训斥我们,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格,吃饭时,不得大声喧哗,吃完饭,碗里不得有剩饭粒。他经常给我们朗颂诗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和哥哥在街上看见大人们手里拿着或嘴里刁着一个白色的小圆卷,点上火,呼噜呼噜冒出很多白烟,从嘴里进,鼻子里出,有人还能吐出一圈一圈的小烟环,冉冉升空,甚是有趣。当时不知这就是香烟,以为是一种小玩意儿 ,哥俩回家后找到一些白纸,将它卷成小卷点燃后,在楼梯夹道中,也呼噜呼噜地抽起来,并试着吐圆圈。霎时间,满楼道烟雾腾腾,我俩也咳得够呛。

正在两人不知所措的节骨眼儿上,父亲回来了!一开门,见此情景,二话没说,立刻打开门窗,并找到了猫在楼道下的我俩。给了我们一人一下重重的屁股巴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温和的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也是第一次尝到父亲体罚的滋味,有点痛,但不厉害,自己揉揉也就没事了。

晚饭时,我俩认为肯定要受到父亲的训斥,甚至不准吃饭。没想到父亲一字未提,好像母亲也全然不知下午发生的一场烟灾。(父亲没告状)我俩诚惶诚恐如同嚼蜡似地匆匆吃完晚饭,回到各自的床上,一夜尽做恶梦。

过了几天,在饭桌上,我们才听到父亲开口说:

“在生意场上,最得罪朋友和同事的事就是,别人恭恭敬敬地递给你一支烟,你却说我不会抽,虽然是婉言谢绝,自己会不好意思,别人也很尴尬。”

父亲接着说:“烟这个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抽上了瘾,会很伤身体,咳嗽、吐痰,对肺很不好。高医生(我家的私人医生)有好多病人,就是因为长期抽烟,将肺损坏了,咯血不止,得肺痨(肺癌)死的。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能为了应酬抽上这玩意儿。”

我们心里明白,父亲是在说给我们听。我和哥哥都低下了头。正是父亲的这一席话和一顿屁股掌,从此,我与香烟就再也没有缘了。

我们兄弟姐妹的功课平平,尤其是数学,每年都要补考,甚至因此而蹲班留级。父亲不得不为我们聘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是邓积仁先生,教语文,另一位是严镜余先生,教数学。

他们都是又有学识又和气的老师。每次老师来上课,女佣都要为老师们冲一碗水煮荷包蛋加酒酿。我们在屋里乱扔乒乓球,有时乒乓球会落入老师的碗中,老师从容不迫地将球捞出,用手绢擦擦又还给了我们,一句怨言和指责都没有,还继续吃他们的荷包蛋。

有次,窗外楼下警察的哨声大作,两位老师突然迅速地关上灯,在黑暗中我们吓得不敢出声,哨声逐渐远去,我们开灯一看,老师已不知去向。当时我们全然不知老师为何关灯离去,只感到他们好像是罗宾汉式的神秘人物。

直到1949年后,才听说两位家教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是以家庭教师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在进行地下活动。那天晚上为了我家不被牵连“窝藏共匪”才关灯离去。

我父亲全然不知道他们是中共党员,只知道他们有学问。父亲还资助他们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游乐场附近,开了一家川菜馆“锦隆餐厅”。人进人出,生意兴隆,这也成了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

邓积仁的父亲邓梦修,为了躲避军警的抓捕,逃回四川,途中盘缠拮据,父亲慷慨解囊,为他购买了船票,为此邓老师和他父亲感激涕零。

1949年后,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我家有田地二百亩,由叔叔经管。由于邓积仁已是当时重庆市中共统战部的部长,他告诫父亲要遵守政府的法令积极配合政府进行土改,减租减息。

父亲主动交出田契,并带头减租减息,还让我弟弟挑起稻毂上缴政府,表示接受土改的诚意。为此,当地的黑板报还表扬了父亲,称他是开明士绅。

土改结束,我家由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一落千丈成为一无所有的平民家庭了。父亲在土改中积极表现,未受一棍一棒之苦,将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中共。

由于“朝中有人”,父亲拿到统战部邓积仁开的介绍信,回到上海在绸布店谋得一个管理布票的职位,工资不高,但生活,医疗和退休都有了保障。

母亲的家族都在重庆,外公早已去世,外婆、舅舅以及表兄妹,只在抗战期间见过面。母亲跟随父亲长期住在上海,母亲给我的印象是不断地生孩子,整天躺在床上,吃人参;喝银耳、燕窝汤。

她前后生了十二个孩子,存活率仅二分之一,四女二男。大姐就读于复旦大学商学院,秉承父业;大哥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二姐、两个妹妹和我都上小学。

母亲生育频繁,体弱多病而缺奶,我们都是由奶妈哺养大的。我的奶妈比其他几位奶妈的年龄大,因此都叫她大奶妈,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包子,是我们的厨师;另一个叫小包子,是打杂,干零活的。

大姐、大哥可以做新衣服,弟弟妹妹们都是拣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顶多是在过年时套上一件新的罩衫。我奶妈因我老是穿哥哥的旧衣服,经常叹息:“可怜我老三啊!”

奶妈时不时用自己的钱,偷偷给我买我喜欢吃的零食,因此我从小就觉得奶妈比妈妈还亲。

我们都有奶妈,因此不给我们喝牛奶,这一点我能理解,可是不给孩子们吃水果,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以我家优裕的生活条件,给孩子们吃水果,应该说并不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晚饭后,丁嫂(伺候父亲的女佣)总要为父亲削一盘鲜梨,上面还插上牙签。

听着父亲吃梨时,嘴里叭嗒叭嗒那种享受美味水果的声音,真令我们这些望梨又止不了渴的孩子们馋涎欲滴,但又不敢上前向父亲讨梨吃。

我弟弟才四岁,大概实在是经不起父亲那叭嗒叭嗒吃梨声的诱惑,勇敢地趋步上前,走到父亲面前说:

“阿爸,这个梨好吃得很吧!?”

父亲看着小儿子想尝梨的可怜巴巴的样子,用牙签戳了一块梨给弟弟。弟弟美滋滋地一边吃一边也叭嗒叭嗒地走开了。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只能在一旁看着,将口水往肚里咽了。

母亲很少和我们交谈,她生那么多的孩子,已自顾不暇,我们又有奶妈照顾,只是在过年时,儿女们穿戴整齐,到母亲大人的床前,下跪磕一个头,给母亲拜年,母亲赏给每个孩子一块袁大头(刻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就是我们和母亲之间一年一度的交流。

只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我当时就读于上海市通惠小学,我家住在郊区真茹,我必须住校。每到周末,我都要去父亲的银行(父亲已由棉纱商人转任川盐银行驻上海分行经理)向父亲索取乘郊区火车的车费。

学生车票是八角,父亲给我一块银圆,每周我都有两角钱的剩余,这笔钱是我的私房钱,我可以去买弹弓、玻璃球,还有我喜欢吃的拷扁橄榄和排骨年糕。

这天,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那块银圆,来到火车站售票口,售票员敲了敲银圆,咣的一声将银圆扔出了柜台:“哑巴!”意思是灌了铅的假银圆。我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好说这是我开银行的父亲给我的银圆。我只好收起假银圆,坐在车站出口处,等我的哥哥。

哥哥是初中生,比我晚三个小时下课,我由三点一直等到六点才看见哥哥赶来。他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还在车站,我说售票员说我这银圆是假的,哥哥拿出他的银圆对敲了一下,果然我那块银圆一点叮当的回音都没有,确实是一块哑巴。好在哥哥身上还有多余的钱,正好够我们哥俩的车票钱。

回到家中,已是掌灯开饭的时候了。母亲听说我因拿了假银圆,在车站等哥哥三个小时才一起回来,她一句话也没提。晚饭后,当父亲正在享用他那每晚必吃的鲜梨时,母亲发话了:

“云阶,我不明白,你这个做银行经理的人,难道还分不清银圆的真假?另外,给老三的车费就不能多给一块?要不是老二身上还有多余的钱,他们恐怕就要在车站上过夜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母亲为我的事指责父亲,她的声音很微弱,但字字在理。父亲只得唯唯诺诺,但嘴里却嘟嘟囔囔地说:

“这银圆不是银行进的钱,是我在外面买东西时找给我的。”

(不分真假)父亲在银行里掌管全行银钱往来,但从不摸钱,数钱的事是由我舅舅和其他职员经手,父亲对银圆,也和我们一样,真假不分。

自此以后,每逢周末我去银行向父亲要车费,父亲还真听了母亲的话,多给了我一块银圆。一块假银圆竟换来了两块袁大头,除去车费,每周我的私房钱积存一圆二角,我太富有了,亲爱的母亲,谢谢您的关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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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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