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黑狗崽子」之家
1924年冬月初一，上海霞飛路（現名淮海中路）寶康里31號，一個資產階級的「黑狗崽子」呱呱墜地了。在他之前已有兩個姐姐，兩個哥哥，二哥從小夭折，男的排行他第三，因此叫「老三」。
父親是做棉紗生意的商人，只讀過舊式的師塾。商號取名為「大川通」，主要是將上海的棉紗運去四川，賣給紡織廠，再將四川的鹽和土特產運來上海。
我家原籍是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祖父是有名的中醫，很早就移居四川，而成了地道的四川重慶人了。
父親由於生意的緣故，長期定居上海，講話的口音是四川上海話：
「好燒，好燒， 付要查爛污。」（快點，快點不要耽誤事）
「啥美司，要嘎許多銅鈿？」（什麼東西，要那麼多錢？）
父親脾氣很好，從不發火訓斥我們，但對我們的教育卻很嚴格，吃飯時，不得大聲喧譁，吃完飯，碗裡不得有剩飯粒。他經常給我們朗頌詩句：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和哥哥在街上看見大人們手裡拿著或嘴裡刁著一個白色的小圓卷，點上火，呼嚕呼嚕冒出很多白煙，從嘴裡進，鼻子裡出，有人還能吐出一圈一圈的小煙環，冉冉升空，甚是有趣。當時不知這就是香菸，以為是一種小玩意兒 ，哥倆回家後找到一些白紙，將它捲成小卷點燃後，在樓梯夾道中，也呼嚕呼嚕地抽起來，並試著吐圓圈。霎時間，滿樓道煙霧騰騰，我倆也咳得夠嗆。
正在兩人不知所措的節骨眼兒上，父親回來了！一開門，見此情景，二話沒說，立刻打開門窗，並找到了貓在樓道下的我倆。給了我們一人一下重重的屁股巴掌。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溫和的父親發這麼大的火，也是第一次嘗到父親體罰的滋味，有點痛，但不厲害，自己揉揉也就沒事了。
晚飯時，我倆認為肯定要受到父親的訓斥，甚至不准吃飯。沒想到父親一字未提，好像母親也全然不知下午發生的一場煙災。（父親沒告狀）我倆誠惶誠恐如同嚼蠟似地匆匆吃完晚飯，回到各自的床上，一夜盡做惡夢。
過了幾天，在飯桌上，我們才聽到父親開口說：
「在生意場上，最得罪朋友和同事的事就是，別人恭恭敬敬地遞給你一支菸，你卻說我不會抽，雖然是婉言謝絕，自己會不好意思，別人也很尷尬。」
父親接著說：「菸這個東西，有百害而無一利，抽上了癮，會很傷身體，咳嗽、吐痰，對肺很不好。高醫生（我家的私人醫生）有好多病人，就是因為長期抽菸，將肺損壞了，咯血不止，得肺癆（肺癌）死的。我寧願得罪人，也不能為了應酬抽上這玩意兒。」
我們心裡明白，父親是在說給我們聽。我和哥哥都低下了頭。正是父親的這一席話和一頓屁股掌，從此，我與香菸就再也沒有緣了。
我們兄弟姐妹的功課平平，尤其是數學，每年都要補考，甚至因此而蹲班留級。父親不得不為我們聘了兩位家庭教師，一位是鄧積仁先生，教語文，另一位是嚴鏡余先生，教數學。
他們都是又有學識又和氣的老師。每次老師來上課，女傭都要為老師們沖一碗水煮荷包蛋加酒釀。我們在屋裡亂扔乒乓球，有時乒乓球會落入老師的碗中，老師從容不迫地將球撈出，用手絹擦擦又還給了我們，一句怨言和指責都沒有，還繼續吃他們的荷包蛋。
有次，窗外樓下警察的哨聲大作，兩位老師突然迅速地關上燈，在黑暗中我們嚇得不敢出聲，哨聲逐漸遠去，我們開燈一看，老師已不知去向。當時我們全然不知老師為何關燈離去，只感到他們好像是羅賓漢式的神祕人物。
直到1949年後，才聽說兩位家教都是中共地下黨員，當時是以家庭教師作為掩護，實際上是在進行地下活動。那天晚上為了我家不被牽連「窩藏共匪」才關燈離去。
我父親全然不知道他們是中共黨員，只知道他們有學問。父親還資助他們在上海最繁華的大世界遊樂場附近，開了一家川菜館「錦隆餐廳」。人進人出，生意興隆，這也成了共產黨的一個聯絡點。
鄧積仁的父親鄧夢修，為了躲避軍警的抓捕，逃回四川，途中盤纏拮据，父親慷慨解囊，為他購買了船票，為此鄧老師和他父親感激涕零。
1949年後，四川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運動。我家有田地二百畝，由叔叔經管。由於鄧積仁已是當時重慶市中共統戰部的部長，他告誡父親要遵守政府的法令積極配合政府進行土改，減租減息。
父親主動交出田契，並帶頭減租減息，還讓我弟弟挑起稻轂上繳政府，表示接受土改的誠意。為此，當地的黑板報還表揚了父親，稱他是開明士紳。
土改結束，我家由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一落千丈成為一無所有的平民家庭了。父親在土改中積極表現，未受一棍一棒之苦，將土地所有權交給了中共。
由於「朝中有人」，父親拿到統戰部鄧積仁開的介紹信，回到上海在綢布店謀得一個管理布票的職位，工資不高，但生活，醫療和退休都有了保障。
母親的家族都在重慶，外公早已去世，外婆、舅舅以及表兄妹，只在抗戰期間見過面。母親跟隨父親長期住在上海，母親給我的印象是不斷地生孩子，整天躺在床上，吃人參；喝銀耳、燕窩湯。
她前後生了十二個孩子，存活率僅二分之一，四女二男。大姐就讀於復旦大學商學院，秉承父業；大哥是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二姐、兩個妹妹和我都上小學。
母親生育頻繁，體弱多病而缺奶，我們都是由奶媽哺養大的。我的奶媽比其他幾位奶媽的年齡大，因此都叫她大奶媽，她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包子，是我們的廚師；另一個叫小包子，是打雜，幹零活的。
大姐、大哥可以做新衣服，弟弟妹妹們都是揀哥哥姐姐們的舊衣服穿，頂多是在過年時套上一件新的罩衫。我奶媽因我老是穿哥哥的舊衣服，經常嘆息：「可憐我老三啊！」
奶媽時不時用自己的錢，偷偷給我買我喜歡吃的零食，因此我從小就覺得奶媽比媽媽還親。
我們都有奶媽，因此不給我們喝牛奶，這一點我能理解，可是不給孩子們吃水果，我到現在也不明白是為什麼。以我家優裕的生活條件，給孩子們吃水果，應該說並不是一種奢侈的消費。
每天父親下班回家，晚飯後，丁嫂（伺候父親的女傭）總要為父親削一盤鮮梨，上面還插上牙籤。
聽著父親吃梨時，嘴裡叭嗒叭嗒那種享受美味水果的聲音，真令我們這些望梨又止不了渴的孩子們饞涎欲滴，但又不敢上前向父親討梨吃。
我弟弟才四歲，大概實在是經不起父親那叭嗒叭嗒吃梨聲的誘惑，勇敢地趨步上前，走到父親面前說：
「阿爸，這個梨好吃得很吧！？」
父親看著小兒子想嘗梨的可憐巴巴的樣子，用牙籤戳了一塊梨給弟弟。弟弟美滋滋地一邊吃一邊也叭嗒叭嗒地走開了。我們這些哥哥姐姐們，只能在一旁看著，將口水往肚裡咽了。
母親很少和我們交談，她生那麼多的孩子，已自顧不暇，我們又有奶媽照顧，只是在過年時，兒女們穿戴整齊，到母親大人的床前，下跪磕一個頭，給母親拜年，母親賞給每個孩子一塊袁大頭（刻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這就是我們和母親之間一年一度的交流。
只有一件事，令我終身難忘。
我當時就讀於上海市通惠小學，我家住在郊區真茹，我必須住校。每到週末，我都要去父親的銀行（父親已由棉紗商人轉任川鹽銀行駐上海分行經理）向父親索取乘郊區火車的車費。
學生車票是八角，父親給我一塊銀圓，每週我都有兩角錢的剩餘，這筆錢是我的私房錢，我可以去買彈弓、玻璃球，還有我喜歡吃的拷扁橄欖和排骨年糕。
這天，我拿著父親給我的那塊銀圓，來到火車站售票口，售票員敲了敲銀圓，咣的一聲將銀圓扔出了櫃檯：「啞巴！」意思是灌了鉛的假銀圓。我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又不好說這是我開銀行的父親給我的銀圓。我只好收起假銀圓，坐在車站出口處，等我的哥哥。
哥哥是初中生，比我晚三個小時下課，我由三點一直等到六點才看見哥哥趕來。他不解地問我為什麼還在車站，我說售票員說我這銀圓是假的，哥哥拿出他的銀圓對敲了一下，果然我那塊銀圓一點叮噹的回音都沒有，確實是一塊啞巴。好在哥哥身上還有多餘的錢，正好夠我們哥倆的車票錢。
回到家中，已是掌燈開飯的時候了。母親聽說我因拿了假銀圓，在車站等哥哥三個小時才一起回來，她一句話也沒提。晚飯後，當父親正在享用他那每晚必吃的鮮梨時，母親發話了：
「雲階，我不明白，你這個做銀行經理的人，難道還分不清銀圓的真假？另外，給老三的車費就不能多給一塊？要不是老二身上還有多餘的錢，他們恐怕就要在車站上過夜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為我的事指責父親，她的聲音很微弱，但字字在理。父親只得唯唯諾諾，但嘴裡卻嘟嘟囔囔地說：
「這銀圓不是銀行進的錢，是我在外面買東西時找給我的。」
（不分真假）父親在銀行裡掌管全行銀錢往來，但從不摸錢，數錢的事是由我舅舅和其他職員經手，父親對銀圓，也和我們一樣，真假不分。
自此以後，每逢週末我去銀行向父親要車費，父親還真聽了母親的話，多給了我一塊銀圓。一塊假銀圓竟換來了兩塊袁大頭，除去車費，每週我的私房錢積存一圓二角，我太富有了，親愛的母親，謝謝您的關心。@（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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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