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5月12日讯】 我的祖母(奶奶),一九一一年生人,祖籍山东黄县。爷爷做买卖,闯关东,没想到一场病丧了命。那年祖母才二十一岁,靠给别人做饭抚养着父亲这个独子,守寡一辈子。
(一)
一九五五年,奶奶有了我这个长孙女,我三岁多时又有了弟弟。从那时开始我记事了。
记的奶奶从厨房出来,一边擦着手上的水,一边笑呵呵的走到床边,对襁褓里的弟弟说:“来,奶奶抱抱。”
“嗯?我的奶奶!”我正从床头的栏杆上迈向窗台,一下骑在那儿,歪着脖看着奶奶。
奶奶收起笑容,板着脸看着我,指责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错了,马上改口:“一堆儿的奶奶。”
奶奶又笑了,“对,一堆儿的奶奶。”
那几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挨饿呀!肚子总是咕咕的叫。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儿,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上山下乡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秆劈开,刮出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
一年夏天,我领弟弟到文化宫玩,花丛里蜜蜂嗡嗡的飞,我不敢抓,让弟弟抓。弟弟一伸手就抓到一只,攥在手心里。但马上撒开手,“哇”的一声哭起来。再看手心,多了个黑点点,手很快肿起来。我和弟弟赶快回了家,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领着弟弟去了卫生所。我知道惹祸了,靠墙站着等他们回来。大夫把蜂针挑出来,又给弟弟涂了些碘酒。弟弟托着小手,手背像小馒头似的。看到我吓的那样,奶奶什么都没说。
爸爸回家了,弟弟学了这件事,把肿着的小手给爸爸看。爸爸安慰了他几句,就蹲到我面前,替我擦眼泪,说:“你是大孩子,自己不敢做的事让弟弟做,对吗?”我摇摇头。
“弟弟让蜜蜂蛰了,手肿了,疼,你疼不?”我哭出了声。
爸爸接着说:“蜜蜂的蜂针是保护自己的,你抓它,它就蛰你。没了蜂针,蜜蜂的小命也没了。记住啦!”我和弟弟都不哭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怜起小蜜蜂来。
“还疼吗?”我捧起弟弟的小手吹呀吹呀。
大人们都笑了。
奶奶没读过书,但嘴里总是一套一套的,生活中的规矩、习惯,念叨着,照着做,也要求我们照着做。用她的话说:“这是老令,一辈辈传下来的,照着做,不出错。”
奶奶念叨着,“光梳头,净洗面,洒扫尘厨再做饭。”奶奶起的早,我们起床后都是看到她把头梳的光光溜溜的,脸洗的白白静静的,本来奶奶皮肤就白,再擦上点雪花膏,香喷喷的。有时还看到她抹头油,光光亮亮的,一根乱头发丝都没有。这一收拾完,人就精神了,开始做一天的事,扫地、擦桌子、抹窗台,一点尘灰都不能有。之后,奶奶做饭去了,厨房一阵飘香。那时,家里地板上的红油漆掉了,奶奶总是把地板擦的露出白木纹。那年代家里不穿拖鞋,可屋地总是那么干净。小时候,从奶奶那养成的生活习惯——整洁、有序。
那个年代不懂得养生,也没有补养,也没见到奶奶锻炼,但她严格的遵守规律——大自然的规律。
“早睡早起身体好”,“月亮上来了,睡觉;太阳快晒屁股了,起床。”一天三顿饭,别管饿不饿,定时定点。吃饭时,要“细嚼慢咽”、“食不言,寝不语。”“老饭粒、老饭粒,离了饭,断了气。”奶奶八十多岁了,胃口还很好。小时候,我们懂得了遵循规律,但上大学,工作后就都乱套了。
我家窗前有个小院,中间一颗山丁子树,比二楼顶还高。院墙边种的各式各样的花,爬山虎在窗前一串一串的开。夜来香香气沁人,幽幽的,屋里都能闻的到。晚上,就在这小院里,山丁子树下,花草间,奶奶给我和弟弟讲故事。坐着小板凳,拄着腮,奶奶讲,我俩听。天天晚上,伴着月光,伴着星星,听不够的听,没有重复的。那时候不懂啊,奶奶不识字,不读书,哪来的那么多故事呢?记得工作后到北京十渡去游玩,在山上的道观里买了一本介绍当地山水的书,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小时候奶奶讲的“十渡的由来”。那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善恶、因果、报应、敬天知命……
那时候还总开玩笑的,两只手冲着奶奶的肚子往外掏故事,还纳闷,哪来的那么多故事呢?
小时候,家里也常来一位舅爷爷——奶奶的哥哥,印象中就觉得这个舅爷爷和别的老爷爷不一样,说不好,就知道舅爷爷特干净,穿着特干净,生活习惯特干净。文革结束后,我读大学了,真懂事了,奶奶才告诉我,舅爷爷是位乡绅,还有挺大的家产,斗地主的时候因为跑的快,才没被枪毙了,但所有的家产都被农会分了。我才知道,奶奶娘家是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那些故事来自于家——承袭着传统文化的家。
奶奶带出来的孙女,不是大家闺秀,是地道的小家碧玉。端庄、秀美、温和、内敛。
奶奶做的一手好针线活,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缝纫机,做衣缝被全是手针。家里的褥子是镶边的,褥面的外圈包着一层黑边,那一个针码一个针码比机器砸的还整齐匀称。看着奶奶做针线,那么宁静,那么平稳。奶奶也教我,告诉我这是女孩子必须会的,生存的本事。我学会了衲鞋底,绞鞋样,做鞋帮,上鞋。下乡时,看见哪家奶奶大娘在炕上做鞋,我都可以接过来用拨拉锤(骨头做的捻麻绳的工具)捻一段麻绳,戴上顶针衲几针鞋底。这可把她们喜欢坏了,“呦呦呦,这城里的闺女还会做鞋?!巧着哪!谁教的?啧啧。”她们也想上集体户讨个儿媳妇,不要嫁妆啊!也常过来串门,踅摸踅摸,发现我呀,不中意。“瞧瞧,瞧瞧她,没事啊,捧着个字书挡着个脸,不像庄稼院的闺女,不是个田里院里炕上炕下能干活的人。”
我还跟奶奶学会了绣花,这针怎么走,线怎么劈,色怎么配,像模像样的。结婚时的窗帘、门帘,围帐,还有好多床品都是我自己绣的,一针一线哪,凝聚了多少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也体会了喧闹的城市中难得的内心宁静。只是奶奶不会织毛衣,这些都是妈妈做了,她也不教我。
奶奶教会了我节俭,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打鸡蛋,蛋黄蛋清都倒出来了,还要用手指把贴在蛋壳边上的蛋清刮出来;倒豆油,要把瓶口用手指抿一下,把手指上的油刮到瓶口里;打土豆皮尽量用勺刮,打掉的只是皮,不带肉……奶奶教我补袜子,家里每人一个木头鞋楦,把袜子套上去,磨破了的补丁拆掉,分别给脚趾、前掌、后跟打补丁。奶奶要求针脚要小、要匀。那时我就想,雷锋穿千层底的袜子真了不起,硌不硌脚哇?补袜子剪下来的碎布头也攒起来,打纥绷(碎布用浆糊粘起来)做鞋底用。奶奶教我养成的习惯受用终生。
小时候奶奶很少带我出去玩,每天出去就是粮店、副食、小百货、煤场子。记得上学前过“六一”,奶奶领我到儿童公园去玩。玩够了,奶奶要领我往南走一走,过了人民大街,说:“这儿,原来有座孝子坟,修路给平了。做晚辈的得学会孝敬,做孝子,死了,都给立坟的,一辈一辈的,为了告诉后人的,学着做孝子。”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孝敬,但在这个家里我看到了什么叫“孝”。
不知道什么事情奶奶生气了,坐在床边用手绢抹眼泪。爸爸跪在奶奶腿前,“儿子错了,惹妈生气了,儿子再也不敢了。妈别生气了,原谅儿子吧。”“妈再不消气,就打儿子。”说着,爸拿起奶奶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打。奶奶把手抽回来。爸说:“妈打儿子手也疼,儿子自己打。”说着,爸爸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奶奶很快把爸的手攥住,“都当爹的人了,还不懂事!哎!”奶奶的气消了。可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生气,爸爸怎么不懂事。
邻居都夸爸是大孝子。家里的奖状挂在墙上,一大排:有爸妈的,也有奶奶的,还有“五好家庭”。奶奶可荣耀了,把镜框擦的亮亮的。
爸妈工作挣钱,每月都如数的交给奶奶,奶奶掌管家里的一切开销,爸妈需要钱都从奶奶要。爸不在了,妈还如此;我有了继父,我们叫大爷,妈还如此;妈和大爷搬出去了,妈还如此。我工作了,工资交给奶奶,妹妹工作了,工资也交给奶奶。后来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帐来了,就把钱都交给了妈妈,一直到我和妹妹都成家。我结婚后把钱交给丈夫,我管孩子他管家。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拆迁后住到公婆家,我俩就把钱都给了孩子的奶奶,直到回迁。
每个礼拜爸爸都要值一次班,也就是到小办公楼里睡一夜。每次爸爸要把我和弟弟带去,因为楼里有个大浴盆,可以洗个澡,然后就在办公室里睡。吃完晚饭,爸爸一手牵着弟弟,一手拉着我,出门时,一定叮嘱奶奶,插好门。奶奶一定看着我们走出小胡同,我向奶奶摆摆手。现在想想,奶奶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知足、幸福感。真的,那时家里不富足,但很幸福。
家人说话平和,家庭关系很和平,没人大嗓门说话,更别说吵嚷了,奶奶和妈妈婆媳俩从来没红过脸。
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那是我十来岁时,记不得在外面遇到什么兴奋的事,急火火的从院里跑进屋,震的地板咚咚响,还一边跑一边嚷:“妈妈,妈妈,……”当时妈妈惊的手捂胸口,急喘着气,“吓着我了!吓着我了!”我马上收住脚,闭了嘴,刚才的兴奋变成了惊恐。爸爸沉着脸冲我说:“女孩子,张牙舞爪的,什么点儿的事,沉稳劲儿都没了。看看把妈妈吓的!”我错了,耷拉着脑袋退出了屋。奶奶站在门口,补了一句:“女孩子得有女孩子样。”
奶奶对谁都一样,从不重男轻女,在家里,从没把弟弟另眼对待。记得我十岁的时候有了妹妹,爸爸从产院回家,跟奶奶商量,临床有位产妇,上边几个都是男孩,想要个女孩,换换。奶奶说:“不换,男孩女孩都一样,自己的骨肉,不换!”
奶奶对任何人、任何事不做任何评论:邻居间东家长西家短的,跟奶奶说,她只是笑笑;有时妈妈回家学班上的事,谁是谁非的,奶奶只是听着;外边的“国家大事”奶奶从来不打听,也不评论,好像与己无关似的。记得那年本家叔叔来,抱怨说:“这也不让开荒了,田间地头的也不让种了……唉,庄稼院人,就靠点力气,多种点多得点,那地闲着也是闲着,不让种了……”奶奶说:“有啥就吃啥,老天给啥就接啥。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也贪不得。”尤其文革的时期,乱哪,奶奶总嘱咐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干活,少说话。”
院里的孩子们也有矛盾,也打仗,之后在背后叽叽咕咕说人家。奶奶听到后,把我和弟弟拽到家里,叮嘱说:“当面说人长,背地说人短,叫扯老婆舌,嚼舌根子。男孩子要有个男子汉的样,女孩子家家的,千万不可婆婆妈妈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隔墙有耳啊!听到的会说这家孩子缺家教,奶奶听了脸都臊哇!”有奶奶这番话,听到扯闲话的我就躲开了。
小时候的这番教育使我受益终身,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乃至结婚后的家族环境中,我从不说闲话、惹是非,很多时候都不在矛盾中。甚至周围的人矛盾尖锐到顶峰,吵起来,打起来,那一瞬间我都不在现场,避开了很多是非。不是知道了有意要躲,而是自然不在其中。
(二)
小时候,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小二楼,楼上楼下共住了十六户。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但明白这十六家就是一家人。各家是敞着门过日子的,哪家小孩儿来,就像进自己家门一样。有时候,哪家大人找不到孩子了,一进我家,看孩子正在吃饭呢。大人就要客气了。奶奶说:“客气啥,吃百家饭,好养活。”
奶奶和各家处的那么好,不管哪辈人都那么亲。
我家把楼头,隔壁是派出所所长,就我家住的这片的派出所所长。他家是满族,孩子们管奶奶叫太太,我们也随着这样叫。太太说:“咱俩家近,这打开墙就是一家人。”奶奶说:“这不打开墙也是一家人,墙隔不住人。”太太家的隔壁是伪满警察,那时叫现行反革命,大家处的好,没人当成什么。警察家的隔壁是交通队长,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这楼里有些事也归他指挥。
那年代,最有意思的就是过年了。进了腊月,家家忙起来。奶奶是闯关东过来的,做的一手好面食。楼里的孩子们都到我家,这个说:“奶奶,我想要个小兔子。”奶奶就用面捏个小兔子,用小黑豆点上眼睛,胡萝卜切出个三瓣嘴,立着两支大耳朵。那个说:“我想要朵玫瑰花。”奶奶就把一团面塞到一个面模子里,一扣,倒出来,再撒上点红线线、绿线线。上锅里一蒸,哇,胖胖的小白兔子,开了的玫瑰花。孩子们吹着热气,倒着小手,捧着烫烫的饽饽回了家。年前,奶奶给好多孩子蒸一个自己属相的年饽饽。当然了,这些面食模子都被“文革”中当“四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劈了、烧了,年饽饽也被“共产”成一个模样了。
每年腊月底,家里的窗台上总是摆着几双小孩儿鞋,那是奶奶给楼里当年出生的小孩儿做的,花花的鞋面上缝上小老虎头,很有生气的。妈妈们都是抱着孩子来,奶奶亲手把鞋套在一个个小脚丫上,妈妈们要扶着孩子在地上走上几步给奶奶看,奶奶还要念叨上几句词,都是吉祥话。
剪窗花,奶奶的本事学不会的。把亮光纸对折再对折,就看奶奶,右手的剪子扭哇扭的,左手的纸转啊转的,看不出什么呀!可把纸一展开,哇!盛开的花,各种小动物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也学不会,就刻剪纸,先描哇画呀,然后再用刻刀刻。我就问奶奶:“你怎么不用画呀?”奶奶说:“花啊,鸟的,得心里有。”呕,这心里有的东西学不来呀!我和弟弟分了工,我贴窗花,红的、绿的、蓝的,贴出了个盛开的大花坛,漂亮;弟弟贴小动物,兔子、小鹿、大凤凰,凑到一起,快成动物园了。热闹!
最热闹是三十晚上,家家灯火通明,平时里人走灯灭,节省的很。这一晚,亮堂啊!长辈们给孩子们做小灯笼,里面点根小蜡头,一个小棍挑着。大孩带着小孩,满屋里犄角旮旯照啊,无处不光明。自己家照完了,再到别人家照,奶奶说:“把邪魔烂鬼的都吓跑了、照化了。”虽说不懂啥意思,可是照的热热闹闹、认认真真的,照的满楼亮堂堂。午夜前,家家包好了饺子,盛上几小碗,由家里大孩子送给邻居。再看看自家桌上,各家的碗,各家的盘;面皮黑点白点的,个头大点小点的;酸菜、白菜、萝卜馅,热气腾腾。吃着、品着,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什么滋味,那才叫有意思。
换上了奶奶给做的新衣裳,全家人开始给老祖宗磕头。奶奶端端正正坐在床边,爸妈跪地磕头,然后是我和弟弟。奶奶什么也不说,只是笑微微的看着我们。爸爸说的最多了:“奶奶是家里的老祖宗,有奶奶才一代传一代,才有我,才有你们。奶奶是家里最大的功臣,操劳最多。我们后辈的要恭敬孝顺……”之后啊,一家人吃苹果,那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苹果。一个苹果分成五份,奶奶是最大的,然后是爸妈,我和弟弟是最小的。稀罕啊,吃在嘴里那个甜哪!之后哪,奶奶给压岁钱,不认得钱,放到枕头边,第二天就都归妈妈了。
大人们守岁,孩子们闹够了就睡了。早上被叫起来,最热闹的场面开始了。一通开门炮仗,全楼的人可都出来了。交通队长指挥,父母辈的按照年纪大小排成了队,三四十人哪!小辈的更多,那时候哪家最少也有仨孩子,我们也按岁数大小站成一大排。那场面挺壮观。唯独留在屋里的就是祖辈了,还是按照年岁排序,父母们到各家给老人拜年,一批一批的,出来了,再到下一家。大人们出来后,该我们小辈了。大孩子在前头,小的在外面等着,屋里搁不下这么多人哪。我们进的屋来,只见祖辈们端坐在床边,旁边一大盘糖果。我们站成排,一起跪地上磕三个头,给老祖宗们拜年。小的把头磕的咣咣响,老的乐的合不拢嘴。出来时小手里都攥着一颗老人们给的糖。全楼走完了,父母们回各家,孩子们聚成好多堆儿堆儿,头顶着头,捧出自己得到的糖,看看有没有重样,相互交换,最后一定是一样一颗,才各回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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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