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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4日讯】28 司马芬
一天早上﹐我为报销车费走进老柏的办公室﹐看见一位年轻女同志在同老柏谈话。尽管她的衣着并不讲究﹐但是她的风采颇有魅力。见我进来﹐老柏就向她介绍说﹕“这是骆驼同志。”
“啊﹐骆驼﹐久仰大名﹗”她立刻兴奋非常﹕“我可以喊你小骆吗﹖”那神态简单是一见如故。
我很高兴地应允了﹐并跟她握手。我感觉她的握手是有力的﹐主动的﹐意味着友好﹐完全不像安纳。在这同时﹐她笑着露出了雪白如玉的牙齿﹐自我介绍说﹕
“我叫司马芬”。
“呵﹐名作家司马迁的后代嘛﹐幸会幸会﹗”我也无拘无束起来。
“不﹐不﹐我姓司﹐不是司马﹐”她立刻纠正说﹐“不过我也很钦佩司马迁﹐我也很欢喜文学。我很羡慕作家﹐前些日子一听说局里来了一位作家叫骆驼﹐我就巴望着见到你﹐今天果然见到了。‘骆驼’﹐这名字多么有诗意啊。”
听她这么说﹐我顿时觉得不好意思了﹐只是讪讪地说﹕“你说到哪里去了﹗别拿我穷开胃了﹗”
“真的﹐他们真是这么说的﹐作家﹐我又在报纸上读到了你的大作。什么<<一碗阳春面>>﹐又是什么<<似曾相识>>﹐我觉得作者的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我终于想起了﹐半年前﹐我在南京读过你的<<初炼>>﹐你把军大生活写得多么生动﹐多么吸引人啊﹐看样子﹐我将来也会成为你笔下的人物典型呢。”
真没想到我的文章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好啦好啦﹐你再说下去﹐我简直没处躲藏了。”我阻止她讲下去。
“躲藏什么﹗我真想多向你讨教讨教。可惜咱们不在一起工作。”她显出有些惋惜的样子。
“都是一个局里的工作干部。见面机会有的是。”老柏插嘴说。“司马芬赶快回去把上个月的特费帐结一结。你们下次再谈吧。”
司马芬走后﹐老柏告诉我﹐她是一个“密点”的管理员﹐不常来局本部的。
然而事有凑巧﹐三天后我的祖父来了﹐他是地主﹐家乡已开始搞“土改”﹐他怕挨斗争﹐偷偷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向老柏报告了这一情况﹐老柏说﹕“没啥了不起﹐老人家不了解党的政策﹐请他小住几天﹐开导开导﹐给他写个证明带给土改队就行了。接着﹐祖父就被安排住在司马芬管的那个“密点”里﹐并且让我陪伴老人家。我如实告诉司马芬﹐我祖父是地主﹐是逃亡出来的﹐非法的﹐因此不要招待得太好﹐以免产生不良影响。听了我的话﹐她冲我笑笑。还是极其热情地招待老人家﹐买了好多菜。她对我说﹕“我不管什么地主不地主﹐我只知道他是你的祖父﹐也等于是我的祖父。必须全心全意为老人家服务。”
祖父高高兴兴地住下来。以后﹐我每天下班后都到密点去看祖父。每次都看到司马芬在跟老人家聊家常﹐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她总是对我说﹕“你爷爷真和气﹐他很欢喜你这个孙子呢。祖父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老人家过得很开心﹐因为他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司马芬也高兴﹐因为她“有机会”为我出了力。我也高兴﹐因为我和司马芬更熟悉了。在司马芬的建议下﹐我写了一篇散文<<祖父来了>>。稿子先给司马芬看了﹐她称赞我写的生动﹐并预言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寄到报社以后﹐如石沉大海﹐打电话问编辑部﹐编辑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只建议我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导写作。这对我和司马芬都是一次重重的打击﹐我闷住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排队买票时﹐遇见司马芬也在排队。而且排在我前面﹐于是她主动替我买了票。自然﹐我们两个位子是紧靠一起的。
“上帝保祐﹐”她说﹐“让我又一次有机会和你在一起。”
“我也很高兴再次遇上你—你这些日子忙吗﹖”我问。
“我还是老样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总在想着你,想你的那篇<<祖父来了>>。我也打了电话问编辑﹐他说﹐文章里把地主分子写得太好了﹐这是犯了大忌的。算了小骆﹐快把这件事忘掉吧。以后写别的。”
电影开映了。全场熄了灯﹐我们都注视这银幕。只见那上面映出的题目是﹕“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一个反映解放后妓女改造的真实故事。故事的前半段描述解放前这些妓女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命运。下半段则是解放后她们被救出火坑﹐翻身过上幸福生活的情景。整个故事情节十分感人。我注意到司马芬不住地擦眼泪。并且不知不觉间把她的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散场后﹐她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很晚了﹐我们那条街太冷静﹐你能不能陪我回去﹖”
“那当然了﹐我应该送你。”我说。
她马上叫了一部三轮车﹐我们并肩坐上去……
“这个电影太感人了。”我说。
“是啊﹐妓女都命苦﹐她们受那样的压迫﹐过的是非人生活。”她说着长叹一口气。
“过去﹐人们总认为妓女都是坏女人。其实她们本来都是善良的。”我说。
她沉吟了一下﹐突然问我﹕
“你看我是个坏女人吗﹖”
我大吃一惊﹐忙反问﹕“这个怪问题从何说起﹖”
“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我本人的一段故事﹐你愿意听吗﹖”
“当然﹐欢喜听﹐请讲。”
“故事挺长﹐我们得在到‘家’后慢慢讲。”
“那太晚了﹗”
“晚什么﹗过去上海的夜生活要活动到天亮。反正明天是星期天﹐怕什么﹗”
到达密点时﹐天已大黑。这条街的路灯也很稀少﹐我想告辞﹐但司马芬拉着我的胳膊﹐一定要我坐一会﹐讲她的故事给我听。“我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你难道舍得放弃﹖”
我终于留下来。进了密点的客厅﹐她拿出点心招待了我。坐定后﹐她便开始讲起她的故事来﹕
她是兰州人﹐出身在一个挺不错的家庭。父亲在一家银楼做技师。她从小也受过挺好的教育﹐对穷苦人很有同情心。十岁那年﹐被一个装扮成乞丐的坏蛋骗去拐卖﹐落进了上海的一家妓院﹐在那里做杂务工﹐受尽了折磨。每天又亲眼目睹嫖客们玩弄妓女﹐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十五岁那年﹐老鸨要她接客﹐她不肯﹐自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来了一位姓郭的“嫖客”﹐就是本市有名的富商之一郭老板的小少爷郭山海。其实他不是嫖客﹐他是一位业余作家。为了创作一个反映妓女生活的剧本﹐他和朋友一道到妓院作社会调查。表面上﹐他假装嫖客﹐老鸨把所有的妓女叫出来让他挑选。他别人不要﹐就选了司马芬。因为他见她眼神恐惧﹐一定是个受压迫最深的女孩。那天晚上﹐他二人关在房间里﹐谈到深夜。她声泪俱下﹐他连连叹息﹐最后他让她一个人先睡﹐还替她盖好被子﹐他则伏案疾读书﹐等到天亮才和衣上床﹐没有动她。她的悲惨遭遇令郭少爷十分感动﹐决定拯救她﹐所以花了十五个金条将她买回家﹐又送她读中学。二十岁时便正式和郭少爷成婚。这时已是上海解放的前夕﹐郭山海也已经28岁了。他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参加了“工商联”﹐做了市政协委员。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父亲因为犯了“五毒”﹐被投入监狱。郭山海和父亲划清界线﹐受到人民政府表扬。由于他有海外关系﹐又有亲戚在台湾﹐是政界要员﹐情报部门便看中了他﹐经过培训﹐派了出去。这是两年前的事。由于她是从妓院出来的﹐郭家的人都对她有些歧视﹐郭山海的父母为了名声问题﹐也就没有为儿子举行婚礼。所以事实上她和郭山海只是同居而已。但是她二人的感情极好。分别时﹐郭山海对司马芬说﹕“我真心爱你﹐因此不愿让你忍受任何痛苦﹐你年轻貌美﹐如果遇有如意的男人﹐你也可以同他共同消除寂寞。我在外面也是这样﹐遇有真正体贴我的女人﹐也会和她同居。只是咱们各自都不再与他们正式成婚﹐一旦我们又团聚了﹐咱们就恢复关系。”郭山海走后﹐这个情报局先是将她作为人质﹐定期派人来看她﹐给她送津贴费。后来见她聪明能干﹐就吸收她进机关工作﹐管理这个密点。她干得挺不错﹐组织上又进一步将她收为正式职员﹐还给了她军籍。八个月前﹐一位情报员在派赴香港前住在她这个密点作了几天准备工作。他是一表人才﹐颇有些绅士风度。他一来这里就爱上了她﹐真是一见倾心﹐要同她谈恋爱。她拒绝了﹐说工作纪律不可违反。后来他依依不舍地去了香港。可是不久﹐组织上发现此人一到香港就被美国的间谍机构网罗进去﹐成了双重特务。于是决定除掉这个“钉子”。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司马芬。她匆匆赶到香港﹐找到那个人﹐倾吐自己的爱慕之情﹐决定嫁给他﹐但婚礼必须在国内举行﹐说组织上已经批准﹐要他趁回国述职的机会成婚。被爱情搅得晕头转向的男人也就没有深入思考就同她一道回国了。到了上海﹐一进入这个密点﹐连一杯茶也没喝﹐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失踪。她这件事办得很成功﹐为此﹐局里还报请中央给了她特别嘉奖。
“那个男人到哪里去了﹖”我问。
“很明显他是被捕了。至于究竟如何处理﹐我也不知道。”她答。
“这个故事很有趣。”我又说。“那个美男子对你太痴情了。他为了你可能连命也搭上了﹗真可怜﹗”
“但是我并不爱他。他太老了﹐比我大十五岁﹗说真的﹐他要是像你这样年轻﹐我说不定就留在香港和他同居了。”
听她这么说﹐我颇觉有些尴尬﹐不知该说什么好。
可她却紧逼跟上来﹕“你怎么想﹖我说的不对吗﹖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年轻的好同志﹐美男子﹐而且你是个作家﹐我非常羡慕你。如果你又是一个出色的跳舞能手……唔﹐我还没见过你跳舞﹐你跳得怎么样呀﹖现在试试好吗﹖”
我们就这样跳起来﹐可是我跳得不太好﹐常常踩着她的脚。她全然不在乎﹐只是耐心地教我。我进步很快﹐没有多大工夫就进退自如了。跳华尔兹也转得不错﹐她不断夸我聪明。我的右手搂住她的腰时﹐感觉到她已经出汗了。我也一样﹐但是我们都不觉得累。我发觉她越跳越来劲。也许是为了怕跌交﹐旋转时﹐她总是和我贴得很紧﹐而且老是用一种深情的眼光盯着我的面孔。有时候她简直好像要亲我的脸。我觉得紧张﹐便尽量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突然她的前额碰着了我的鼻尖儿﹐我只感到浑身一麻﹐像触电似的。这时我们旋转的速度非常快﹐她好像为了不摔倒而不得不把我抓得很紧﹐紧接着﹐忽然她说头晕﹐接着扑通一下两个人一同倒在沙发上﹐她在下面﹐我则脸对着脸压在她的上面﹐我顿时觉得出了点什么小问题﹐非常紧张﹐赶快挣脱她的搂抱﹐站了起来。像逃命似的跑了出去。她在后面大声喊叫﹐我也不理睬了。
这时已是深夜﹐外面漆黑﹐街上路灯稀少﹐静悄悄的。我迅速往机关宿舍走去。我一再地擦拭鼻尖儿﹐总觉得好像那上面落过苍蝇似的。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司马芬的影子老是盘旋在我的脑海里﹐那面孔﹐那嘴唇﹐那眼神……我直到这时还觉得在旋转。我开始思考﹐她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作为一个情报人员﹐她在考验我﹖老柏说过情报人员要经得起女色的引诱﹐她也许是受组织的指使而给我设的圈套吧﹖肯定是的。她已经成功地把已经派往香港的那个男子勾回来﹐现在又勾我干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组织上有什么理由考验我。一会儿我又推翻自己的假想。也许她离开丈夫太久而忍受不了孤独的寂寞﹐因而想在我身上找到安慰﹖后来……最后我终于从孟老夫子的训言找到答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已经受到困苦的考验﹐现在又用女色考验我﹐谢天谢地﹐我总算没在这次考验中倒下。我为此感到自慰。
那时我正在申请入党﹐按规定我必须随时向我的“入党联系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将上述情况详细地向老柏汇报了。
老柏听得很认真﹐我发觉他渐渐皱起眉头﹐最后问我﹕
“还有什么情况﹖”
“没有了﹐就这些。”我答。
“你的思想没有丝毫动摇﹖你没想……﹖”他没有说明白﹐不过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那好﹐你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你。至于司马芬﹐唉﹐这个人﹐真叫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语调充满了厌恶之情。
“出了什么问题吗﹖”我又问。
“你们违反了纪律。”他严肃地说﹐“那个密点是专门用来招待特殊客人的。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你祖父是个例外。她不应该把你拖进去。这不怪你。是司马芬破坏了纪律。最不应该的是﹐她向你泄露了工作的秘密。她犯了罪。”
我猛吃一惊﹕“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什么也不用做。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你及时反映了情况。”
我从此一直惴惴不安。我觉得好像对不起司马芬。只是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她。
三个星期后﹐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写发信人的地址﹐从邮戳看它来自北京。拆开一看﹐只有一张字条﹐上面仅仅写着三个字﹕“我恨你﹗”是司马芬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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