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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9日讯】15 “西红柿”
抗战期间﹐在我的家乡﹐有两所中学。一所是国民党游击队办的游击中学﹐学校培养学生树立两种思想﹕一个是“抗日”﹐另一个是“剿匪”﹐即打共产党。这个游击中学是没有固定校址的﹐经常打游击﹐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上课。师生们住老百姓的房子﹐有时住牛屋马房﹐上课在树林里﹐黑板挂在树上﹐学生用便鞋垫底﹐席地而坐﹐每人膝盖上放一块木板作课桌。当时有个学生编了这样一首打油诗﹕“肩背包袱臀坐履﹐东庄又往西庄移。若问食宿怎么样﹐一日两餐夜伴驴。”这是这个学校生活的高度概括。由于条件差﹐生活艰苦﹐就倍感时间紧迫﹐求学不易﹐因而教师教得特别卖力﹐学生学习得也特别用功﹐教学成绩是卓著的。老百姓见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所以对他们也大力支援。
另一所中学是敬安中学﹐它是由当地汉奸区长孙胜办的。人们称之为“汉奸中学”。
然而敬安中学有它的优势﹐它是一所正规中学﹐有固定的校舍﹐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学生集体宿舍﹐各种设备齐全。因此敬安镇和邻近各村的老百姓都乐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学校读书。
胡大海的哥哥胡大山是个八路军战士。他感到大海和我的年龄都太小﹐不适合上游击中学﹐因而让我们考进了敬安中学。那是1944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已是十二岁﹐大海十五岁。我读一年级﹐大海则读二年级﹐都是初中。
我们一进入这所中学﹐就被它吸引住了。名义上它是汉奸孙胜办的﹐但实际上它跟孙胜毫无关系﹐校长和教师都来自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和华北。他们都是流亡出来的﹐都有抗日思想﹐只是表面上顺从日本人。
校长王甫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瘦高个儿﹐北京人。他是孙胜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当朋友告诉他孙胜在筹办中学缺少一位合格的校长时﹐他马上毛遂自荐担任校长﹐并且约请了一些朋友担任老师。
开学那天﹐校长对全体学生讲话说﹕“我们祖国面临着许多麻烦。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困难﹐中国需要有才干的人来挽救。我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此﹐我们按照军事训练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
听着校长的讲话﹐我的心潮起伏不停。
校长的讲话最后说﹕“我们这所学校恰似一个西红柿﹐吃起来味道也许不怎么可口﹐但它却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
好一个“西红柿”﹗
首先﹐学生是按照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校一共四个班级(一个二年级班﹐三个一年级班)为一个大队﹐每个班级为一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为四个小队﹐每个小队由十二个学生组成。
除了教室以外﹐还另设一个反省室﹐专门用来关押犯错误的学生。
学校纪律很严﹐订有108条细则﹐一举一动都有纪律约束﹐所有学生必须住校﹐校门口有四个学生持军棍守卫﹐任何人不得随便外出。教师进出校门时﹐守卫的学生高喊口令向他们行军礼﹐而且要迎八步﹐送八步。
没有饭厅﹐学生开饭时以小队为单位﹐围着一盆菜﹐蹲在地上用餐﹐时间限制为十分钟。有时开饭不到五分钟时﹐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信号﹐所有学生必须立即丢下碗筷﹐急速奔向操场。
早晨五点钟起床﹐规定听到起床铃声﹐五分钟内必须穿好衣服﹐另外给十分钟时间上厕所和洗脸﹐然后操场集合也得在三分钟内完成。迟到者当场受罚﹐由教师或队长拳打。
晚上七时到八时半﹐点油灯上自修课。九时就寝熄灯。寝室里要保持绝对安静﹐如有人发出声音﹐立即处罚在室外立正站立若干时。
星期六只是上午上课﹐下午进行军训。和日本兵在同一个操场操练(各占场地的一半)。
我们的军事教官是东北人﹐姓曹。他的家乡早已沦陷﹐他恨日本人。因此他希望我们每个学生都为祖国的复兴而发愤学习。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他如发现哪个学生违反了纪律﹐哪怕是很小的错误﹐也要罚跪。在操练时﹐有时他觉得队伍走的不够理想﹐便将全队集体罚跪﹐集体挨打。这种集体处罚有时发生在操场上﹐也有时发生在“行军”途中的大街上﹐因此敬安镇的居民们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残酷的”军训教官。
精神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式的。总的精神是绝对服从﹐如果教师在教室里指着黑板问全体学生﹕“这是什么颜色﹖”学生们自然答﹕“黑的﹗”教师马上说﹕“胡说﹗这是白的﹗”于是学生必须马上改口齐声说﹕“是﹗白的﹗”
盛夏季节﹐我们顶着烈日上军训课﹐又热又累﹐但是当教官问﹕“热不热﹖”时﹐大家只能同声回答﹕“不热﹗”谁若回答说﹕“热﹗”那么他立即被罚跪在烈日下暴晒。
如果教官问大家“累不累”时﹐有人答﹕“累”﹐那么这个学生便被罚在操场跑几圈﹐跑不动就得趴在地上爬。
十二岁的我是当时全校最年幼的学生。由于我在家中受过继母的“严格教育”﹐所以我并未觉得敬安中学的生活“太苦”。我挺喜欢这种艰苦条件﹐同时我又尽力做到符合教师的要求﹐从来不曾违反纪律﹐因此我没有单独受过任何处罚。
在课堂上﹐有的教师往往在完成教课任务以后﹐就讲些课外的知识﹐比如战争﹐“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卢沟桥”战斗是怎样打响的等等﹐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
敬安镇是一个乡间小镇﹐这里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报纸﹐人们根本无法得知有关战争的消息。但是这里有条公路通往徐州市。徐州自古以来是军家必争之地。人们有时会从徐州市带来一些消息。同时徐州市也成了日本军队在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在我们上学的第二个学期﹐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战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自从三年前“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的军力就开始减弱。在中国﹐国共两党的游击队还在继续对抗﹐而且战斗更激烈了﹐对此我很纳闷﹐但我没敢问老师“为什么”。
自从进入中学以来﹐胡大海就成了我的保护人。我们虽说不在同一个班级﹐但是课余时间我们总是在一块儿。他除了辅导我作文以外﹐还常常告诉我一些他从哥哥胡大山那里听来的消息。据大山说﹐八路军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抗日的力量比国民党游击队大得多。可是有一天﹐一支八路军游击队被为数众多的日本兵包围了。由于寡不敌众﹐八路军游击队弹尽粮绝﹐眼看被打垮了。他们以“共同抗日”的理由要求附近的国民党游击队前来支援﹐但国民党游击队拒绝了。结果八路军游击队被打垮了﹐伤亡惨重﹐有个重伤员被俘虏了。胡大海听说这个被俘的伤员是胡大山。他赶快去找王校长﹐希望校长求区长孙胜帮忙向日本人要回胡大山。但是王校长没能帮上忙﹐最后听说胡大山被日本人喂狼狗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胡大海放声痛哭一场。然后﹐他揩干眼泪﹐怀着满腔愤怒﹐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标语﹕“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游击队﹗”
结果﹐胡大海被学校开除了。老师们都说﹐开除他正是保护他的措施。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人为了集结兵力﹐以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要把散在各处的军队往徐州集中。为了能够安全从敬安撤退﹐他们便同国民党游击队进行“和谈”﹐条件是﹕让日本人平安撤回徐州﹐国民党游击队可以进驻敬安镇﹐并袭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军事设施。
国民党游击队司令耿武亲自到敬安日本队部来谈判﹐并签订了协议。接着﹐日本人平平安安地撤走了。国民党游击队决定进驻敬安镇。
游击队“进城”那天﹐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被通知到城外公路上﹐列队欢迎这些“抗日英雄”。这是一支大约二千多人的队伍﹐配备着机关枪﹐大炮等现代化武器﹐浩浩荡荡﹐好不威风。我们的老师都说﹐就凭这支武器精良的队伍﹐完全可以把那批日本鬼子歼灭在撤退途中﹐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帮了日本人的忙﹗
次日早晨﹐敬安镇戒备森严﹐游击队的司令官耿武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来到敬安中学。他身穿绿呢军大衣﹐脚蹬黑皮靴。高高的个儿﹐体魄健壮﹐看上去颇有几分风度。
这位方圆几十里内的大人物在我们全校师生的掌声中上台讲话了﹕
“……从昨天起﹐我们游击队一枪未发﹐就进驻了敬安镇﹐老百姓没受到惊扰……我们占领了日本人的营房﹐接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设备﹐从此﹐我们不再打游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固定营寨。有人说我们是向日本人投降了。不对﹐我们不是投降﹐我们是跟日本人讲和了。我们双方讲定﹐他们前脚走﹐我们后脚就来﹐大家互不干扰。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是在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蒋委员长说﹐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内患不除﹐外扰没法排解。共产党在同我们捣乱﹐干扰了我们的抗战事业﹐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今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消灭八路军……”
听了耿司令的讲话﹐我才明白为什么老师们说学校开除胡大海是保护了他。
两个月后﹐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国军又来了。耿司令被正式任命为当地的县长﹐他捉住汉奸孙胜﹐把他枪毙了。
敬安中学的校长和教师都各自回原籍了﹐学校无人过问﹐只有关门大吉。
我必须承认﹐我虽然只在这个学校读了一年书﹐但我却取得了丰收。它培养了我的纪律性﹐吃苦耐劳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它确实象个“西红柿”﹐给我注入了丰富的营养﹐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奠基作用。
其实﹐我还应该承认﹐我的忍性和韧劲早在幼儿时期就受到继母的培养﹐而在敬安中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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