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赤贫
隔年清明节便由我带领老妈，一家四口为老爸扫墓。回头看见山下曾经属于我们的巨宅，哀思虽仍在，但仇恨的种子却悄然而生！
有一天契娘回来，很快又回香港了。老妈经常坐着喃喃自语：“家空没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多年以后，老妈才透露当时她确实有轻生的念头，可想到三个小儿女如何呢？也曾有把我们送给别人的想法，甚至曾想过把我们都卖了，可是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动荡岁月里，又有谁来买啊！？这是差不多四十年后的后话了。
在这里还是要衷心感谢老妈，没有把我们送人或卖掉，当年凭着她微薄之力独自一人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支撑着维持一个破碎的家庭不被毁灭，足证世间母爱的伟大！也无情鞭笞了一些不负责任随便遗弃亲生骨肉的父母，但他们为什么遗弃亲生骨肉？中共窃政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发生的强制堕胎、计生、超生重罚、贫穷、街头弃婴，更反证中共暴政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不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我不知不觉间得了一个令人非常讨厌的皮肤病癞癣。初起时皮肤痕痒，接着出现小红斑，于是痕痒加剧，用手抓痒之下，皮肤损伤发炎化浓并溃烂，继而因为脓水四流而扩散，最后发展至手臂、小腿、手指及脚趾都长满那些恼人的东西。
涂了药膏药水在上面，隔三二天化脓的地方结疤了，可一不小心碰穿了结疤，隔天就会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衣裤上满是脓水留下的痕迹，难看至极！不管使用什么药物内服外敷，就是不见成效，后来慢慢经过差不多整年吧，不知不觉才慢慢痊愈了。
鉴海北路那里新盖了一座工人文化宫，设有粤曲班、台球室、舞蹈室、象棋室……老妈是毛巾厂的工人，当然可以“享受国家给工人阶级”的工余娱乐设施了。那里还有一个多功能的会场，每逢那些“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和具有特殊意思日子”才能有一些文娱节目给人们参观，平时倒是用来开会的多。到后期干脆整幢大楼被弃置了，因为已经没必要说那么多废话、搞那么多动作来取悦你了。
日子还得过下去，老妈咬紧牙关到毛巾厂工作，三妹托给何艮田照看，何艮田把二妹也带在身边，我则继续到学校去上学。姑姐比以前常回娘家省亲，明着是省亲，实则是开解老妈，二个女人坐在一起边悄悄交谈边抹眼泪。还顺道带上八表哥，他背上的竹箩里总有三两个番薯或芋头什么的，说是卖剩下来的。都明白啊！他们出门可是须要携带“路引”证明的，特别是在外头过夜时更必须到派出所申报户口的，没有人可以例外。
（可见当年共产党对老百姓的管制有多严厉，姑丈、姑姐过得并不比我们好，以前的那些桑基、鱼塘、蔗田、米铺、大屋、肥猪等等统统都没有了。他们被迫搬到小屋里住，靠着剩下来的一点点土地仅够糊口而已。一个几十岁的米商却要他去种田，这不是明放着难为他吗？他的大哥、我的表伯就更惨，因为是乡间的土豪，被共产党抓去枪决打死了，表伯母受不了刺激，跳江自杀了，遗下九个儿女，他们年纪比较大，差不多全部成年了。这些都是题外话。）
有天老妈从毛巾厂慌慌张张地赶回来，幸好路程不远，快步走也就是两分钟吧。她们说三妹是痰塞，我不知道是什么急病，只见她两眼发直，不哭、不叫、不动，样子很可怕，面色也不对，躺在何艮田的怀里。
后来有人把我找来，说需要童子尿，最好是至亲骨肉的。我说我并不便急，可是她们说不急也得急，于是就拿了我的小便，还是中间那一段。说来也奇怪，三妹被她们灌下一些尿液，不到三分钟就好了，化痰了，可见有时乡村的救急偏方也是很有效的。
可是我真的留级了，没有升上二年级，家里也根本没有钱供我读书，但三祖母不同意，说写信到香港请四叔寄学费回来给我上学，另外向学校申请减免学费。记得当时寄信的地址是九龙那边叫克兰钮厂的，可是就我的记忆所及，并没有收到过四叔由香港寄回来我的学费，于是下年我转到新路小学就读一年级。
原来早前，差不多情况最危险之时，四叔被老爸送去香港，被安排在筲箕湾胡耀记士多铺（士多：小型商店、福利社）打工。那令他幸免于难，虽不至于受牢狱之灾，但经济上的苦楚就捱定了。当时战后香港的社会环境也是很艰辛的，就这样他在香港过完他平淡却平安的一生。这也是后话。
新路小学座落在新路小河边一间旧祠堂里，校门前是一个很大的空地，一支高大的旗杆立在正前方，边墙上漆着“实事求是”几个红色大字。班主任是伍淑慧老师，我在那里待了六年，并完成小学的课程。那时的教科书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成语、典故、寓言、童话、外文翻译过来的励志故事，中国古代历史还算中肯。（当然有些刻意改动、误导，甚至隐瞒等等就在所难免了。）
放学后或不上学时，除了在家做功课外，我就是彻头彻尾的野孩子。时常在老屋花园里捉青蛙、在碎砖堆里找蜗牛、在废墟里捉蚱蜢，还在荔枝时节看人家怎样捉蝉，它们老是伏在树枝上大声叫着“知了、知了”，还挺烦人的，听得人昏昏欲睡。
待续@*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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