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赤貧
隔年清明節便由我帶領老媽，一家四口為老爸掃墓。回頭看見山下曾經屬於我們的巨宅，哀思雖仍在，但仇恨的種子卻悄然而生！
有一天契娘回來，很快又回香港了。老媽經常坐著喃喃自語：「家空沒凈！」（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多年以後，老媽才透露當時她確實有輕生的念頭，可想到三個小兒女如何呢？也曾有把我們送給別人的想法，甚至曾想過把我們都賣了，可是在那個民不聊生的動盪歲月裡，又有誰來買啊！？這是差不多四十年後的後話了。
在這裡還是要衷心感謝老媽，沒有把我們送人或賣掉，當年憑著她微薄之力獨自一人面對著巨大的生存壓力，支撐著維持一個破碎的家庭不被毀滅，足證世間母愛的偉大！也無情鞭笞了一些不負責任隨便遺棄親生骨肉的父母，但他們為什麼遺棄親生骨肉？中共竊政數十年來從未間斷發生的強制墮胎、計生、超生重罰、貧窮、街頭棄嬰，更反證中共暴政製造了多少人間慘劇！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更不知道身體出了什麼毛病，我不知不覺間得了一個令人非常討厭的皮膚病癩癬。初起時皮膚痕癢，接著出現小紅斑，於是痕癢加劇，用手抓癢之下，皮膚損傷發炎化濃並潰爛，繼而因為膿水四流而擴散，最後發展至手臂、小腿、手指及腳趾都長滿那些惱人的東西。
塗了藥膏藥水在上面，隔三二天化膿的地方結疤了，可一不小心碰穿了結疤，隔天就會變本加厲一發不可收拾。衣褲上滿是膿水留下的痕跡，難看至極！不管使用什麼藥物內服外敷，就是不見成效，後來慢慢經過差不多整年吧，不知不覺才慢慢痊癒了。
鑑海北路那裡新蓋了一座工人文化宮，設有粵曲班、檯球室、舞蹈室、象棋室……老媽是毛巾廠的工人，當然可以「享受國家給工人階級」的工餘娛樂設施了。那裡還有一個多功能的會場，每逢那些「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和具有特殊意思日子」才能有一些文娛節目給人們參觀，平時倒是用來開會的多。到後期乾脆整幢大樓被棄置了，因為已經沒必要說那麼多廢話、搞那麼多動作來取悅你了。
日子還得過下去，老媽咬緊牙關到毛巾廠工作，三妹託給何艮田照看，何艮田把二妹也帶在身邊，我則繼續到學校去上學。姑姐比以前常回娘家省親，明著是省親，實則是開解老媽，二個女人坐在一起邊悄悄交談邊抹眼淚。還順道帶上八表哥，他背上的竹籮裡總有三兩個番薯或芋頭什麼的，說是賣剩下來的。都明白啊！他們出門可是須要攜帶「路引」證明的，特別是在外頭過夜時更必須到派出所申報戶口的，沒有人可以例外。
（可見當年共產黨對老百姓的管制有多嚴厲，姑丈、姑姐過得並不比我們好，以前的那些桑基、魚塘、蔗田、米舖、大屋、肥豬等等統統都沒有了。他們被迫搬到小屋裡住，靠著剩下來的一點點土地僅夠餬口而已。一個幾十歲的米商卻要他去種田，這不是明放著難為他嗎？他的大哥、我的表伯就更慘，因為是鄉間的土豪，被共產黨抓去槍決打死了，表伯母受不了刺激，跳江自殺了，遺下九個兒女，他們年紀比較大，差不多全部成年了。這些都是題外話。）
有天老媽從毛巾廠慌慌張張地趕回來，幸好路程不遠，快步走也就是兩分鐘吧。她們說三妹是痰塞，我不知道是什麼急病，只見她兩眼發直，不哭、不叫、不動，樣子很可怕，面色也不對，躺在何艮田的懷裡。
後來有人把我找來，說需要童子尿，最好是至親骨肉的。我說我並不便急，可是她們說不急也得急，於是就拿了我的小便，還是中間那一段。說來也奇怪，三妹被她們灌下一些尿液，不到三分鐘就好了，化痰了，可見有時鄉村的救急偏方也是很有效的。
可是我真的留級了，沒有升上二年級，家裡也根本沒有錢供我讀書，但三祖母不同意，說寫信到香港請四叔寄學費回來給我上學，另外向學校申請減免學費。記得當時寄信的地址是九龍那邊叫克蘭鈕廠的，可是就我的記憶所及，並沒有收到過四叔由香港寄回來我的學費，於是下年我轉到新路小學就讀一年級。
原來早前，差不多情況最危險之時，四叔被老爸送去香港，被安排在筲箕灣胡耀記士多鋪（士多：小型商店、福利社）打工。那令他倖免於難，雖不至於受牢獄之災，但經濟上的苦楚就捱定了。當時戰後香港的社會環境也是很艱辛的，就這樣他在香港過完他平淡卻平安的一生。這也是後話。
新路小學座落在新路小河邊一間舊祠堂裡，校門前是一個很大的空地，一支高大的旗桿立在正前方，邊牆上漆著「實事求是」幾個紅色大字。班主任是伍淑慧老師，我在那裡待了六年，並完成小學的課程。那時的教科書內容還是比較豐富的，成語、典故、寓言、童話、外文翻譯過來的勵志故事，中國古代歷史還算中肯。（當然有些刻意改動、誤導，甚至隱瞞等等就在所難免了。）
放學後或不上學時，除了在家做功課外，我就是徹頭徹尾的野孩子。時常在老屋花園裡捉青蛙、在碎磚堆裡找蝸牛、在廢墟裡捉蚱蜢，還在荔枝時節看人家怎樣捉蟬，牠們老是伏在樹枝上大聲叫著「知了、知了」，還挺煩人的，聽得人昏昏欲睡。
待續@*
責任編輯：謝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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