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被称作“今年香港最被低估的纪录片”的获奖影片《忧郁之岛》，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主办机构（VIFF）的安排下，在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与温哥华观众见面了。影片表达了什么？只有进场的观众才能真切感受。影片联合监制蔡廉明（Andrew Choi）在温哥华放映期间就影片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多伦多首映获大奖 温哥华加到12场
《忧郁之岛》由《乱世备忘》导演陈梓桓执导，《地厚天高》、《乱世备忘》监制任砚聪和《十年》监制蔡廉明联合监制。
据蔡廉明监制介绍，《忧郁之岛》是今年4月在多伦多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Docs做了首映，并在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荣获“最佳国际纪录片大奖”。
这次来温哥华放映，其实不算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参赛电影。电影节平时是在9月份，但主办机构温哥华电影节电影中心（VIFF Centre），全年都会挑选一些好的电影来放映。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上映，而是一个特别放映。在温哥华的首场放映就有近百观众捧场。其实这次最初是安排5场的，后来才知道主办机构加到12场了，就是从7月1日一直演到13日。
巡影展开 最想香港的电影在港上映
蔡廉明表示，因为这是关于香港的电影，其实最主要、也都是很想香港人能够看到。
但是因为《港版国安法》和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忧郁之岛》都未必会尝试在香港剧院上映，但是希望之后可以以网络、或者一些不同的方式与香港观众见面。
蔡廉明谈到，以前一部香港电影可能主要都是在香港本土上映，但是现在发现，原来放映电影是全世界的。现在是希望以海外作为主要的放映地，海外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放映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有香港人、有华人的地方，也都是一个放映的地方。因为移民潮过来，一定是有帮助的。之前在海外推广的很多电影，其实反映都很好。
据蔡廉明介绍，现在也都是很初步的，主要是北美洲，接下来会在欧洲不同的地方做很多的放映。
《忧郁之岛》本月将在北美国不同的地方，包括即将放映的西雅图、三藩市、纽约等城市，都会陆续特别放映。也可能再有机会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一些电影院、一些社区放映、包场放映。
七月份《忧郁之岛》会在日本正式上映，因为影片有日本的投资者和众筹（crowdfunding）支持者。
电影表达了港人对香港问题的思考
蔡廉明介绍，陈梓桓导演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想法去制作这部电影。其实5年前，当时香港的气氛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是经历了雨伞运动，之后消沉了一段时间。
当时，导演在完成上一套纪录片影《乱世备忘》之后，就开始想是否可以做一些关于香港不同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事件的纪录片。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构思了：六七暴动、包括70年代内地逃港潮、八九民运的三位人物。透过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情，直到经过几十年后今天的变化，表现他们是怎么看香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他们的身份。他觉得导演最初是想探讨一个关于香港的身份、香港自己是什么的主题。
后来制作到2019年，发生了反送中运动。蔡廉明很记得，当时导演觉得发生了这么大一件关于香港的社会事件，是一定要做一些记录的。但是因为这次这套电影，基本上是横跨50年，涉及到的时间和人物都挺多的，当时还没有很具体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把它摆进电影、放进原来那三条历史线索里面。
后来导演就用了这样一个方式，包括是一些戏剧的重演，包括找了一些有参与2019年运动的年轻人来做演员，也都带出了2019年发生的事情。当然，对反送中的事情表现得未必是很详细的。
关于影片想表达什么，蔡廉明表示，这部电影并不是要很详细地重述这三四个事件，反而是要突出那些个人物在当中的一些记忆、回忆，一些平凡事。而最后带出的都是一个：究竟香港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主题。
他觉得要带出的另一个信息就是，通过历史再去看，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去看今天的香港、甚至乎再想像未来的香港会是怎么样的。
香港纪录片的崛起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对于最近在本地看到的这些影响比较大的香港电影，主要都是纪录片的现象，蔡廉明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跟2019年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其实2019年之后很多人去记录这件事情。当然，已经出来的有几部，大家都很留意。其实不但是纪录片，还有像《少年》这些剧情片，也都有一些短片都是关于这件社会事件的。其实都有一定的不同种类的制作。但是我想对于纪录片来说，都是挺好的。因为以往香港的纪录片一般观众不会很留意，通常是游戏剧情片为主。所以如果有纪录片是大家都关心、关注的，我觉得是好事。”
蔡廉明表示，其实拍电影时，有时未必会想到那么远，要怎么去影响人。都是想讲、记录关于香港的故事、事件。当然他自己觉得这套电影是有一个空间让人去思考。
他觉得最重要的是电影引发人们去反思。“比如我刚才所说的，香港人再去看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就算离开了香港、或是在香港，大家还是要去面对。因为香港已经变了。留下来的人都要想：在香港究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去面对我的香港；又或是有些什么去坚持。离开了的人一样可以为香港去做一些事情，为香港继续去保存、守护一些东西。所以我想对于不同的人都是一个问题。对于每个观众，每个人去看，他自己是怎么样去看香港和他自己的身份。”
过去这两年的移民潮、很多离港潮，蔡廉明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有趣了。
令他感慨的是，其实不同人，不只是抗争者、或者是上一代，这一次进场的有很多都是年纪大一些的观众，他们看完都会感同身受。这部电影讲上一代是因为文革所以要逃难来香港。到今天轮到下一代的时候，好像又要再走回那条路、又要移民。每个香港的观众都有机会去思考究竟他们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是什么。
当然这部影片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当时能够记录下香港的一些事件，而现在就未必那么容易去拍摄、去记录。“五年、十年之后再看，我觉得都是会有一定的意义。就是去保存一些香港的历史。”
新一代香港电影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坚守
记者注意到，与以前很不相同的是，现在拍摄这一类电影的很多都是年轻的、新的导演。蔡廉明表示，这同香港这近十年八年的发展是有关的。
蔡廉明认为，上一代的电影人、导演，好像就是以拍摄主流、商业电影为主，后来一些人也都北上去拍片。这个现象之前也都有很多人在讨论的。近六七年以来，本土的年轻导演是多了。原因可能是：一来是很多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与电影相关的科目，很多年轻人就能够修读电影，然后有机会参与制作；二来是也有很多做短片的渠道等，于是多了很多这样的新电影人。
蔡廉明表示，其实香港真的是有一群很出色的、未必很多人认识到的年轻导演。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对于社会事件的触角是比较敏锐的，他们愿意去讲一些关于香港的故事、记录一些关于香港的故事。最近很多电影也好、电视制作也好、纪录片也好，都有很多年轻的导演，他觉得对于香港电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与香港电影的创作前景也会有关系的。
在温哥华首日放映的答问环节里，很多观众关心留在香港的导演的安全。蔡廉明也有同感。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或者是新的电检条例之下，对于做电影创作的人，大家一定会小心点。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就是有些影片都过不了电检。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预算的，那条红线在哪里是不告诉你的。
从这一年多来参加各种电影展的香港电影来看，蔡廉明相信，其实很多香港的年轻导演，都愿意去表达关于香港这段时间里的经历，特别是2019年之后那种离散、那很多的情绪。不是只有少部分人继续去坚持，是很多人都继续去坚持一些创作。作为导演、作为创作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表达、去创作。
蔡廉明觉得，纵然现在香港那个外在客观的环境变化了，各种限制多了，一定要抱有希望。无论是不是电影人，就算是在香港的人、离开香港的人，都要有一种希望，抱着一种不放弃的（决心）。他相信，就算生存都很困难，但是你抱着一种信念、抱着一种希望，自然是有空间去做多一些事情。
蔡廉明谈到有一次跟导演沟通，觉得其实导演对于香港的创作前景是很乐观的，觉得一定有人会继续去制作、去拍摄关于香港的故事，虽然外在的情况可能都不是最理想的。而蔡廉明自己就觉得要继续观察下去，大家都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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