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发光”画家:充满美丽和希望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作品介绍
(BOB KIRCHMAN撰文/吴约翰编译)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的作品《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脉》,1855年创作。油彩、布面。雷诺达美国艺术博物馆(Reynolda House Museum of American Art)。(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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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北卡州一位富商的豪宅里。理查德‧约书亚‧雷诺兹(Richard Joshua Reynolds)是一位美国商人,也是雷诺兹烟草公司的创办人。一天家中一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客厅里一幅超大油画作品。母亲问孩子喜欢这幅画的什么地方,他回答:“我在看教堂。”事实上,他正盯着伟大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的画作《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脉》(The Andes of Ecuador)。母亲思考着这孩子在如此小的年纪竟然体察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于是和他一起欣赏这幅画作。她赫然发现红瓦屋顶的小教堂只是这巨幅画作中的一个小细节,也就是吸引孩子的那座“教堂”。弗雷德里克‧丘奇史诗级的作品最终出现在富有买家的豪宅里,而这些富豪在购买时,可能也不曾留意画作中的大部分细节。作品中大量呈现的巧妙细节,可能需要“小孩来引导他们看见”(以赛亚书11:6)。老实说,丘奇非常重视心灵层次,在他描绘所有美丽的风景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推手。

弗雷德里克‧丘奇从普鲁士(今波兰)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那里学到许多东西。洪保德写过许多关于南美洲的文章,更鼓励画家到现场捕捉新世界的美景。洪保德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很重视绘制实地草图,丘奇则将其铭记在心。在丘奇自己安排的旅行里,他会做很多细微的“准备工作”。他从未在露天的现场绘制大型画作,而是先实地调查,收集丰富的资料,后续再根据资料构图完成作品。他工作进度缓慢,通常会花一年时间完成一幅大型作品。而那看起来平滑又透亮的天空,是丘奇平稳与耐心地一层接着一层堆叠油彩的成果。他喜欢呈现早晨和傍晚的金色辉光。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作品《维吉尼亚的天然桥》(Natural Bridge, Virginia),1852年创作。油彩、布面。维吉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Fralin Museum of Art)。(公有领域)

丘奇开始作画时,正值多数伟大的思想家仍能看到造物主创造万物之手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欣赏丘奇的作品《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脉》都觉得好像在看出自神之手的全新作品。美国艺术史学家大卫‧亨廷顿(David C. Huntington)对安地斯山脉的风景有番论述:

“就像亚当在人类开始有意识之时,上帝便以准备许久的大地之美唤醒他。然而,这初次唤醒实际上是重新醒悟到更高层次的意识,是灵魂在基督里重生的意识,就像亚当用全新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旧时代的外表显而易见,每间教堂和路旁圣殿都有十字架标记。新时代则是来自天上的十字架,其无所不在耀眼的光芒带来祝福,崇敬自然。正如人类之手所做的十字架预示着神之手所创造的十字架,千万年来更高层次的生命延续,也预示着精神层次此刻首次以‘智慧’冥想创世。身处厄瓜多安地斯山脉之中,亚当‘翱翔’于地球和天堂之间,探究世界的神性,进入‘半神半人’状态。”

1826年5月4日,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Hartford, Connecticut)。他家境富裕,拥有充足的受教育机会。在哈特福文法学校(Hartford Grammar School)求学期间,他的艺术才能受到关注。丘奇在15岁时即受邀教授绘画课程。隔年,丘奇开始跟随当地的两位画家本杰明‧科(Benjamin Coe)和亚历山大‧埃蒙斯(Alexander Emmons)习画。丘奇的父亲约瑟夫(Joseph)的友人丹尼尔‧沃兹沃思(Daniel Wadsworth)是位艺术赞助人。当弗雷德里克表达想追求绘画事业的愿望时,沃兹沃思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伟大的哈德逊河画派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于是,丘奇在18岁时成为科尔的学生,住在科尔位于纽约卡茨基尔(Catskill, New York)的房子里。

拿破仑‧萨罗尼(Napoleon Sarony)作品《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肖像》,1868年创作。蛋白印相(Albumen print)或称橱柜卡照片。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图书馆图像收藏部。(公有领域)

科尔教授这位年轻人两年,灌输他各式绘画和调色技巧。为了加强训练,科尔还重点指导了素描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让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吸收了他对自然界伟大和美的信念。丘奇早期作品与科尔非常相似,他甚至将1844年的创作,继托马斯‧科尔后,也命名为《牛轭湖》(Ox-Bow),这虽是科尔画过的场景,但属丘奇诠释的版本。随着哈德逊河画派的蓬勃发展,丘奇也逐渐展露出自己的风格。“光亮主义”(Luminism)是在描绘风景时,特别强调光线,如同丘奇呈现出平滑、几乎看不见笔触的绘画风格。接着他开始绘制尺寸非常大的油画作品(6到8英尺宽),风格流畅,令人赞叹。

最初,弗雷德里克‧丘奇绘制哈德逊河及其周围山脉,以及其它新英格兰风景等。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谈到这些作品时说,画家通常呈现黄昏或黎明时的金色光芒,暗示“上帝的出现像是在拜访、审判和祝福我们”。拉斯金认为风景画是表达精神(宗教)意图的理想方式。丘奇当然发展了这种喻义,但他与19世纪早期的画家不同,他并没有创作出那样的寓言作品。反而,他更喜欢在画面里安排几乎看不见、非常微小的人类来呈现他的画作,邀请观众走进他广阔的作品世界里,然后探索画中微妙之处。1848年,丘奇获选进入美国国家设计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员。在纽约定居后,他教授了第一位学生威廉‧斯蒂尔曼(William Stillman)。丘奇会在春天离开工作室,然后,整个夏天通常都以步行的方式旅行。直到冬天,他才回到画室绘画与出售其作品。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作品《安地斯山脉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1859年创作。油彩、布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有领域)

与许多年轻艺术家不同的是,丘奇旅行有其目的。西部广阔的风景,或是缅因州卡塔丁等地的“荒野”景观都在召唤他前往一探究竟。他经常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偏远的地方旅行。他们会在野外就地露营,进行大量研究和绘制素描草图。旅行通常会持续数月。根据旅行获得许多研究资料,等他回到工作室后,他就会完成他的大型画布作品。对丘奇来说,花费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件大型作品其实很常见。丘奇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在他绘制的作品《维吉尼亚的天然桥》中可以看出他捕捉到岩石拱门细致的组成元素,今天熟悉“天然桥”的人都能从这微小细节而认出这伟大的自然奇观。

随着丘奇获得相当多的赞助,他的画作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位赞助人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想在南美州开展商业机会。为了吸引艺术买家,他于是资助丘奇到那旅行。丘奇实际上在1853年和1857年两次前往南美洲。1859年时,他展出了画作《安地斯山脉之心》,宽5英尺,长约10英尺,作品镶在一个装有拉帘的画框里。艺术爱好者需付费入场,手持观赏歌剧用望远镜端详这幅画的细节。展示空间灯光有意调暗,然后在揭开画作时,打上聚光灯加强戏剧效果。最终,这件艺术品获得巨大的成功,以1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创下当时美国艺术家出售作品纪录中最高价码。之后,丘奇每年都会在美国国家设计学院、美国艺术联盟(the American Art Union)和波士顿艺术俱乐部(the Boston Art Club)的年度展览中展示他的大型作品。同时,他也与托马斯‧科尔、贾斯珀‧克罗普西(Jasper Cropsey)、约翰‧肯塞特(John F. Kensett)和阿什‧布朗‧杜兰德(Asher Brown Durand)等哈德逊河画派的杰出画家共享这种光亮的舞台。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作品《卡塔丁山》(Mt. Ktaadn),1853年创作。油彩、布面。耶鲁大学美术馆。(照片由康乃狄克州纽哈芬市的耶鲁大学提供)

1860年丘奇与伊莎贝尔‧卡恩斯(Isabel Carnes)结婚。他在纽约哈德逊购买了一座农场,构筑他相对简单的“舒适小屋”,作为一家人休憩之地。然而,丘奇的人生开始发生变化,而他周遭的世界也在改变。1860年丘奇的风景画创作《荒野中的暮光》(Twilight in the Wilderness)反映出国家即将在南北战争中爆发巨大动荡。战争期间丘奇停止旅行。虽然他本人没有服役,但战争让他失去了一位密友。1865年3月,他的两个孩子死于传染病白喉。战争结束后,国内大多数人都因这场战争悲剧而受创。汤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里奇蒙(Richmond)的国会大厦呈现一片荒凉景象,刚好诉说着文明的脆弱。

战后,丘奇开始热衷研究古老的文明。1867年,他与家人前往耶路撒冷和中东朝圣。在那里和后来在欧洲的素描纪录与研究资料,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年绘制一幅大型画布作品。这些画作不再是他早期创作的自然原始场景,而是古代文明遗址和文物的写照。丘奇研究了波斯建筑和希腊罗马遗迹,也成为一系列新作品的主题,而这些作品的风格与他早期作品的纯真已经大相径庭。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作品《海边的叙利亚》(Syria by the Sea),1873年创作。油彩、布面。底特律美术馆。(公有领域)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作品《帕德嫩神庙》(The Parthenon),1871年创作。油彩、布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有领域)

底特律美术馆(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策展人肯尼斯‧迈耶斯(Kenneth Meyers)说:“丘奇画了六幅主要画作,基本上在他旅行后的几年内每年绘制一幅。其中第五幅作品《海边的叙利亚》(Syria by the Sea)与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非常不同,这是一幅完全虚构的风景画。丘奇结合诸多建筑遗址,包括反映早期希腊罗马遗址、晚期罗马遗址、鄂图曼帝国遗址和十字军时代遗址,将它们融合在一幅画中,似乎在邀请我们将这幅画解读为‘时间的流逝’。”迈耶斯继续说道:

“画面前景充满了建筑遗址。我认为对于丘奇早期的粉丝来说,这看起来很像他们在内战后看到的菲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或维吉尼亚州的里奇蒙等城市处于废墟中的照片。所以,我认为这些作品在叙述令人恐惧的历史和具有破坏力的历史。然而,就像丘奇完成的作品一样,你能看见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一切。这也代表着尽管人类生活的煎熬和痛苦是真实的,我们终将死去,但仍然有生命存在的目的和历史的意义。”

原文:How 19th-Century Painter Frederic Edwin Church Created Luminescent Art Full of Beauty and Hop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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