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發光」畫家:充滿美麗和希望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作品介紹
(BOB KIRCHMAN撰文/吳約翰編譯)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的作品《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脈》,1855年創作。油彩、布面。雷諾達美國藝術博物館(Reynolda House Museum of American Art)。(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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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發生在北卡州一位富商的豪宅裡。理查德‧約書亞‧雷諾茲(Richard Joshua Reynolds)是一位美國商人,也是雷諾茲菸草公司的創辦人。一天家中一個孩子目不轉睛地盯著客廳裡一幅超大油畫作品。母親問孩子喜歡這幅畫的什麼地方,他回答:「我在看教堂。」事實上,他正盯著偉大藝術家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的畫作《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脈》(The Andes of Ecuador)。母親思考著這孩子在如此小的年紀竟然體察到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於是和他一起欣賞這幅畫作。她赫然發現紅瓦屋頂的小教堂只是這巨幅畫作中的一個小細節,也就是吸引孩子的那座「教堂」。弗雷德里克‧丘奇史詩級的作品最終出現在富有買家的豪宅裡,而這些富豪在購買時,可能也不曾留意畫作中的大部分細節。作品中大量呈現的巧妙細節,可能需要「小孩來引導他們看見」(以賽亞書11:6)。老實說,丘奇非常重視心靈層次,在他描繪所有美麗的風景背後,似乎都隱藏著一隻看不見的推手。

弗雷德里克‧丘奇從普魯士(今波蘭)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那裡學到許多東西。洪保德寫過許多關於南美洲的文章,更鼓勵畫家到現場捕捉新世界的美景。洪保德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很重視繪製實地草圖,丘奇則將其銘記在心。在丘奇自己安排的旅行裡,他會做很多細微的「準備工作」。他從未在露天的現場繪製大型畫作,而是先實地調查,收集豐富的資料,後續再根據資料構圖完成作品。他工作進度緩慢,通常會花一年時間完成一幅大型作品。而那看起來平滑又透亮的天空,是丘奇平穩與耐心地一層接著一層堆疊油彩的成果。他喜歡呈現早晨和傍晚的金色輝光。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作品《維吉尼亞的天然橋》(Natural Bridge, Virginia),1852年創作。油彩、布面。維吉尼亞大學藝術博物館(Fralin Museum of Art)。(公有領域)

丘奇開始作畫時,正值多數偉大的思想家仍能看到造物主創造萬物之手的時代。當時的人們欣賞丘奇的作品《厄瓜多的安地斯山脈》都覺得好像在看出自神之手的全新作品。美國藝術史學家大衛‧亨廷頓(David C. Huntington)對安地斯山脈的風景有番論述:

「就像亞當在人類開始有意識之時,上帝便以準備許久的大地之美喚醒他。然而,這初次喚醒實際上是重新醒悟到更高層次的意識,是靈魂在基督裡重生的意識,就像亞當用全新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舊時代的外表顯而易見,每間教堂和路旁聖殿都有十字架標記。新時代則是來自天上的十字架,其無所不在耀眼的光芒帶來祝福,崇敬自然。正如人類之手所做的十字架預示著神之手所創造的十字架,千萬年來更高層次的生命延續,也預示著精神層次此刻首次以『智慧』冥想創世。身處厄瓜多安地斯山脈之中,亞當『翱翔』於地球和天堂之間,探究世界的神性,進入『半神半人』狀態。」

1826年5月4日,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Hartford, Connecticut)。他家境富裕,擁有充足的受教育機會。在哈特福文法學校(Hartford Grammar School)求學期間,他的藝術才能受到關注。丘奇在15歲時即受邀教授繪畫課程。隔年,丘奇開始跟隨當地的兩位畫家本傑明‧科(Benjamin Coe)和亞歷山大‧埃蒙斯(Alexander Emmons)習畫。丘奇的父親約瑟夫(Joseph)的友人丹尼爾‧沃茲沃思(Daniel Wadsworth)是位藝術贊助人。當弗雷德里克表達想追求繪畫事業的願望時,沃茲沃思為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偉大的哈德遜河畫派畫家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於是,丘奇在18歲時成為科爾的學生,住在科爾位於紐約卡茨基爾(Catskill, New York)的房子裡。

拿破崙‧薩羅尼(Napoleon Sarony)作品《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肖像》,1868年創作。蛋白印相(Albumen print)或稱櫥櫃卡照片。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圖書館圖像收藏部。(公有領域)

科爾教授這位年輕人兩年,灌輸他各式繪畫和調色技巧。為了加強訓練,科爾還重點指導了素描的藝術。更重要的是,他讓這位年輕的藝術家吸收了他對自然界偉大和美的信念。丘奇早期作品與科爾非常相似,他甚至將1844年的創作,繼托馬斯‧科爾後,也命名為《牛軛湖》(Ox-Bow),這雖是科爾畫過的場景,但屬丘奇詮釋的版本。隨著哈德遜河畫派的蓬勃發展,丘奇也逐漸展露出自己的風格。「光亮主義」(Luminism)是在描繪風景時,特別強調光線,如同丘奇呈現出平滑、幾乎看不見筆觸的繪畫風格。接著他開始繪製尺寸非常大的油畫作品(6到8英尺寬),風格流暢,令人讚歎。

最初,弗雷德里克‧丘奇繪製哈德遜河及其周圍山脈,以及其它新英格蘭風景等。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在談到這些作品時說,畫家通常呈現黃昏或黎明時的金色光芒,暗示「上帝的出現像是在拜訪、審判和祝福我們」。拉斯金認為風景畫是表達精神(宗教)意圖的理想方式。丘奇當然發展了這種喻義,但他與19世紀早期的畫家不同,他並沒有創作出那樣的寓言作品。反而,他更喜歡在畫面裡安排幾乎看不見、非常微小的人類來呈現他的畫作,邀請觀眾走進他廣闊的作品世界裡,然後探索畫中微妙之處。1848年,丘奇獲選進入美國國家設計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成為其中最年輕的一員。在紐約定居後,他教授了第一位學生威廉‧斯蒂爾曼(William Stillman)。丘奇會在春天離開工作室,然後,整個夏天通常都以步行的方式旅行。直到冬天,他才回到畫室繪畫與出售其作品。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作品《安地斯山脈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1859年創作。油彩、布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公有領域)

與許多年輕藝術家不同的是,丘奇旅行有其目的。西部廣闊的風景,或是緬因州卡塔丁等地的「荒野」景觀都在召喚他前往一探究竟。他經常和一群男性朋友一起去偏遠的地方旅行。他們會在野外就地露營,進行大量研究和繪製素描草圖。旅行通常會持續數月。根據旅行獲得許多研究資料,等他回到工作室後,他就會完成他的大型畫布作品。對丘奇來說,花費一年的時間完成一件大型作品其實很常見。丘奇也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在他繪製的作品《維吉尼亞的天然橋》中可以看出他捕捉到岩石拱門細緻的組成元素,今天熟悉「天然橋」的人都能從這微小細節而認出這偉大的自然奇觀。

隨著丘奇獲得相當多的贊助,他的畫作也跟著水漲船高。有位贊助人賽勒斯‧韋斯特‧菲爾德(Cyrus West Field)想在南美州開展商業機會。為了吸引藝術買家,他於是資助丘奇到那旅行。丘奇實際上在1853年和1857年兩次前往南美洲。1859年時,他展出了畫作《安地斯山脈之心》,寬5英尺,長約10英尺,作品鑲在一個裝有拉簾的畫框裡。藝術愛好者需付費入場,手持觀賞歌劇用望遠鏡端詳這幅畫的細節。展示空間燈光有意調暗,然後在揭開畫作時,打上聚光燈加強戲劇效果。最終,這件藝術品獲得巨大的成功,以1萬美元的價格售出,創下當時美國藝術家出售作品紀錄中最高價碼。之後,丘奇每年都會在美國國家設計學院、美國藝術聯盟(the American Art Union)和波士頓藝術俱樂部(the Boston Art Club)的年度展覽中展示他的大型作品。同時,他也與托馬斯‧科爾、賈斯珀‧克羅普西(Jasper Cropsey)、約翰‧肯塞特(John F. Kensett)和阿什‧布朗‧杜蘭德(Asher Brown Durand)等哈德遜河畫派的傑出畫家共享這種光亮的舞台。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作品《卡塔丁山》(Mt. Ktaadn),1853年創作。油彩、布面。耶魯大學美術館。(照片由康乃狄克州紐哈芬市的耶魯大學提供)

1860年丘奇與伊莎貝爾‧卡恩斯(Isabel Carnes)結婚。他在紐約哈德遜購買了一座農場,構築他相對簡單的「舒適小屋」,作為一家人休憩之地。然而,丘奇的人生開始發生變化,而他周遭的世界也在改變。1860年丘奇的風景畫創作《荒野中的暮光》(Twilight in the Wilderness)反映出國家即將在南北戰爭中爆發巨大動盪。戰爭期間丘奇停止旅行。雖然他本人沒有服役,但戰爭讓他失去了一位密友。1865年3月,他的兩個孩子死於傳染病白喉。戰爭結束後,國內大多數人都因這場戰爭悲劇而受創。湯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里奇蒙(Richmond)的國會大廈呈現一片荒涼景象,剛好訴說著文明的脆弱。

戰後,丘奇開始熱衷研究古老的文明。1867年,他與家人前往耶路撒冷和中東朝聖。在那裡和後來在歐洲的素描紀錄與研究資料,使他能夠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每年繪製一幅大型畫布作品。這些畫作不再是他早期創作的自然原始場景,而是古代文明遺址和文物的寫照。丘奇研究了波斯建築和希臘羅馬遺跡,也成為一系列新作品的主題,而這些作品的風格與他早期作品的純真已經大相逕庭。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作品《海邊的敘利亞》(Syria by the Sea),1873年創作。油彩、布面。底特律美術館。(公有領域)
弗雷德里克‧埃德溫‧丘奇的作品《帕德嫩神廟》(The Parthenon),1871年創作。油彩、布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公有領域)

底特律美術館(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策展人肯尼斯‧邁耶斯(Kenneth Meyers)說:「丘奇畫了六幅主要畫作,基本上在他旅行後的幾年內每年繪製一幅。其中第五幅作品《海邊的敘利亞》(Syria by the Sea)與他早期的一些作品非常不同,這是一幅完全虛構的風景畫。丘奇結合諸多建築遺址,包括反映早期希臘羅馬遺址、晚期羅馬遺址、鄂圖曼帝國遺址和十字軍時代遺址,將它們融合在一幅畫中,似乎在邀請我們將這幅畫解讀為『時間的流逝』。」邁耶斯繼續說道:

「畫面前景充滿了建築遺址。我認為對於丘奇早期的粉絲來說,這看起來很像他們在內戰後看到的菲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或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等城市處於廢墟中的照片。所以,我認為這些作品在敘述令人恐懼的歷史和具有破壞力的歷史。然而,就像丘奇完成的作品一樣,你能看見燦爛的陽光照耀著一切。這也代表著儘管人類生活的煎熬和痛苦是真實的,我們終將死去,但仍然有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歷史的意義。」

原文:How 19th-Century Painter Frederic Edwin Church Created Luminescent Art Full of Beauty and Hop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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