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审查下 香港公共图书馆新增书量不达标

【大纪元2023年04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张瑛瑜香港综合报导）《港区国安法》阴霾下，香港公共图书馆除了下架多本书籍和馆藏，其馆藏新增量亦不达标，遭审计署诟病。管理公共图书馆的康文署指同“出版界近年愈见萎缩”与“维护国家安全”有关。

数据显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2020至21年度起，公共图书馆中文成人馆藏资料的新增数量，与馆藏发展计划中所订的数量差距扩大。就不达标情况，有在台从事出版界的港人认为，此事对市民影响不大，但可能会令公共图书馆“死快点”。另外有学者表示，这种现象明确反映香港社会的思想也在萎缩。

审计署4月26日发表最新的《审计署署长第八十号报告书》中，提到香港公共图书馆馆藏增量连续几年不达标，其中以中文成人馆藏情况最严重，2021至22年度的新增图书馆资料的累计数量，只达馆藏发展计划所订的新增图书馆资料所需数量的72%（见表）。

近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外借馆藏中，新增图书馆资料的落实率：

注：落实率为“年内新增图书馆资料的累计数量”占“馆藏发展计划所订的新增图书馆资料所需数量”的百分比。（资料来源：《审计署署长第八十号报告书》）

香港康文署归咎出版界萎缩

审计报告引述康文署在3月告知审计署，称采购图书馆资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实际采购数量取决于多项因素，例如市场供应、书籍价格和读者建议。康文署解释，以市场供应而言，受之前疫情的负面影响，出版界近年愈见萎缩，例如因书展停办或规模缩小，令新书发布量减少，其中“中文书籍所受影响尤为显著”，包括中港台出版的书籍。

康文署另一解释，直指“为维护国家安全，拣选图书馆资料需要更多时间，而可供采购的合适书目亦减少”。就国安方面，康文署亦回应审计署建议，加强检视图书馆资料的工作，以维护国家安全，表示“同意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安全实为重中之重”，又指会检视图书馆书籍以维护国家安全，属持续进行的工作，并已完成检视“显然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图书馆书籍”，并已将之从馆藏中移除。当公共图书馆收到公众投诉，指有书籍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时，会先暂停有关书籍的服务，并检视其内容。如发现书籍不利于国家安全，即会注销并永久从图书馆馆藏中移除。

在台香港出版界人士：利润萎缩 出书不减

在台港人成立的“一八四一出版社”总编辑孔德维4月28日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反驳康文署声称疫情令出版界近年愈见萎缩、新书发布量减少的说法。

他说以台湾的出版业界而言，近年“钱是赚少了”，但原因不是书少了，反而“愈印愈多”，例如过往一间中小型出版社只是需要每年出版8本书，以正常水平每本卖2,000本便足够回本，然而目前要出12至15本才能回本。“萎缩”的原因，是源于网上买书风气愈趋盛行，例如有台湾卖书网站推出六二折到六五折的超级大减价，故萎缩“并不是因为少了书（出版）”。

至于香港方面，孔德维认为出版业界过去数年都很蓬勃，称按他的了解，独立小型的出版社愈来愈多，例如有人出版《图解香港烧卖》、香港航空发展等“以往不会有的书”。

历史学者杨颖宇表示，疫情只是当局一个方便的借口，大众都知道出版界的萎缩，主要是由于政治打压，而国安法下的香港，“出版自由已进入寒冬”。他举例，“山道图书”等有理念的独立出版社受到打压，被拒参加香港书展，连自行办“香港人书展”亦遭打压而不能成事。

国安红线不清 各方就维护国安交KPI

孔德维认为目前在国安法下，康文署的员工可能有“少做少错，无做无错”的心态。目前香港并无公开的“禁书名单”或法例禁止的“禁书”，但康文署的员工或认为“买少两本比较好”，“买多些儿童书、爱情小说，或买多两本金庸（武侠小说）算了，无须为两万多元薪资冒生命危险”。

他认为，事件反映香港社会目前不同的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都尽量就“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交出KPI（关键绩效指标），是在香港的人无法抵抗的“主旋律”——目前香港社会无清晰的“红线”，大家都要尝试表达自己的立场，“保障自身安全”。

资讯单一 中港同化 传统普世价值式微

杨颖宇认为，出版是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出版业萎缩、公共图书馆采购不达标，“明确反映香港社会的思想也在萎缩，香港人不能自由思想，思想也不能忠实记录下来”，令政府可以购买或愿意购买的书籍大幅减少。

杨又分析，对于依靠图书馆作为资讯来源的人来说，所接收的资讯便会转趋单一，中港因而同化，传统普世价值式微，香港的独特性消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他指出，近日不少人在网上哀悼今年最后一届的文凭试通识科，“很大程度上也是哀悼香港人的思想独立、出版自由，在大步迈向只能唱好现政权的公社科前，怀缅曾经拥有过的光辉岁月”。

不过孔德维则认为，公共图书馆馆藏增量不达标，对市民影响不大，除非香港实施网禁，纳入大陆的防火墙中，否则当局不能控制资讯。

他进一步解释，香港的社区图书馆在街坊之间有“普及文哲”的角色，同样在英国亦有社区图书馆（community library），但后者不时举办读书讲座、周末的亲子活动等，以推广阅读风气；不过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同类活动较少，社会功能相对“弱化”。孔德维认为即使没有国安法，亦需要花很多努力维持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对社区的贡献，加上目前康文署员工或需要摸索购书标准，就会带来问题。

总体而言，孔德维对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感到悲观。他指出，公共图书馆对教育、社区文化、文化传承很重要，但目前的情况是“你（政府）是令它死快点而已”。

杨颖宇：没有人会想做下一个林荣基或富察

杨颖宇也对香港出版业和公共图书馆的前景感到悲观，“毕竟，没有人会想做下一个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或八旗出版社富察”。他又指出“开心香港”活动于4月29日，重映黄百鸣两套电影《家有囍事》和《花田囍事》，“虽然主题呼应‘开心’，但也象征着电影业开始‘炒冷饭’”，认为出版业和公共图书馆也一样，“不容许思想冲击，就没有新书，便只能原地踏步”。

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贺）3月赴大陆探亲后失踪，疑遭中共国保拘捕，被形容是2015年铜锣湾书店事件翻版，当时林荣基等书店的股东及员工被中共掳走。

望市民支持独立小型书店、出版商

谈到香港的出版环境，孔德维表示近月前港督彭定康的回忆录《香港日记》（The Hong Kong Diaries）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一八四一出版社亦将出版其2017年的回忆录《First Confession》（首次自白）中文版。他反问说：“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最后港督的回忆录，又怎会轮到台湾的出版社去出？”相信香港的出版同业会有经济以外的考虑因素，于是只能在台湾出版。

他补充说，出版界要向原出版商出价以争取不同语文版本出版，原本的出版商会考虑一篮子因素，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是台湾出的价会争取到，香港与台湾的物价差一截”。

孔德维认为，在当局收紧自由的环境下，香港人在图书、出版方面可以做的事很有限，香港公民社会的力量目前无处发挥。而在如此环境下仍然有人做文化事业，他非常欣赏仍然营运的独立、小型书店，出版的同业，因为卖书不是会发达的事业。

他呼吁，“香港市民要给钱支持”，“如果无社会支持，做这些事情的人就会愈来愈少，真正的死亡才会到来”。

责任编辑：连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