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农妇与她的孩子》(An Egyptian Peasant Woman and Her Child)是一幅等身大小的画作,描绘了一位农夫之妻将熟睡的孩子扛在肩膀上。这是在埃及的历史转型与扩张阶段,由法国画家莱昂‧博纳(Léon Bonnat,1833–1922年)捕捉到的亲情满溢的生活瞬间。
画面描绘的是一位“费拉”妇人(fellah,又译费拉哈、法拉欣,在阿拉伯语地区指农民或农夫),她身着黑曜石色的“加拉比亚”(galabeya,一种适合干农活的轻便宽松的长衣),双目闭合,肩负着赤身露体的孩子。母亲的衣摆垂于孩子的上半脸,遮住了他的双眼。
体力、情绪和精神上的劳顿会造成困倦,而睡眠则是补救的良方。睡眠将我们的日子分割成一种可理解的现实,帮助我们处理、连结并整合记忆。博纳画中的费拉妇人,除了生儿育女的巨大付出之外,一定还熟谙体力活儿。她的身姿自然又坚毅,传达出一种顺从之感。
画面背后的艺术家
莱昂‧博纳1833年出生于法国巴约讷(Bayonne,又译贝云)。他于1846至1853年间住在马德里,这段时间对他的艺术创作尤为重要。虽然博纳正式接受艺术训练始于费德里科‧马德拉索(Federico Madrazo)在马德里的工作室(马德拉索家族是19世纪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绘画世家之一),但他的真正成长还是在普拉多博物馆。在那里,这位年轻画家整天都在临摹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胡塞佩‧德‧里韦拉(Jusepe de Ribera)、提香和安东尼‧范戴克的作品。
博纳的艺术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作品包括风俗画、宗教画和历史画。《埃及农妇与她的孩子》完成于1870年,是博纳转而专事肖像画之前最后创作的风俗画之一。
大约从那一年,博纳开始主要接受委托创作肖像画,渐而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肖像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多位总统——包括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作家维克多‧雨果以及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都曾是他的人像写生对象。
弗雷德里克‧威廉‧莫勒(Frederick William Moller)根据儒勒–瑞斯坦‧克莱维瑞(Jules-Justin Claverie)素描创作的木刻版画,表现了博纳为雨果画像的场景,作于1879年。(点这里)
博纳从古代大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在《埃及农妇与她的孩子》中体现了出来,这幅作品原题为“埃及费拉妇人与孩子”(Egyptian Fellah Woman and Child)。此画的构图中明显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明度(Value,亦称色值、色调)。中等明度构成了背景色调,而最亮与最暗色调的对比则保留给了人物,为母子俩营造出聚光的效果。最亮的色调用在母亲和孩子的皮肤上,与围在他们身上的象牙黑色布料相互映照。
画幅的高度远超宽度,加之女性人物的身高因孩子的形体而得到延伸,强烈地传达出一种垂直感。母子俩的身影,从朦胧而充满氛围的背景——一系列中性的大地色调中浮现出来,这些色调有灰色、黄铜色、赭石色、蓝色和橄榄绿色,简括地渲染出了地中海的海岸。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这幅作品,是博纳根据他1869年在苏伊士运河盛大开航仪式现场的速写创作的。苏伊士运河于11月17日晚在塞得港通航,开启了全球贸易和通航的新时代,也改变了埃及古国的角色。当晚的庆祝活动包括烟火、旋转舞、民间舞、吞火者、卡拉格兹皮影戏,以及埃及和苏丹的“赫迪夫”伊斯梅尔帕夏(Khedive Isma’il Pasha,奥斯曼帝国的世袭总督)在其游艇上举办的宴会。
在盛典的喧闹景象中,博纳并未描绘开航仪式的艳丽色彩与热烈动态,而是使一个私密的内心时刻成为隽永的纪念。作为一幅凄美动人的母子肖像,画作同时传达了苏伊士运河开航这一历史时刻的复杂性。因此,《埃及农妇与她的孩子》不仅仅是外来人对农村生活的描绘,在运河开通所促成的扩张背景下,这幅作品承载着更强烈的悲情感。
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新航道,对于贸易、商业、旅行和当地文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条运河使欧亚之间的货物运输更加便捷,也增加了埃及的商机。它为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让他们接触到欧洲的技术和工程方法。随着该运河成为国际贸易枢纽和旅游热点,埃及与世界其它地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
伴随这种新出现的自我意识,时间也在有意识地加速。博纳的绘画捕捉到了母与子的亲密瞬间,时间在此刻放慢、向内弯曲,召唤着我们分享这对母子亲情的神圣性。
费拉妇人与自由女神
19世纪,人们对遥远的土地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在东方主义运动中达到巅峰,这场运动中的艺术家们探索了北非和中东的风土人情。著名的东方主义画家包括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年)、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年)和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年)。费德里科‧马德拉索(博纳的早期绘画导师)的女婿马里亚‧福图尼(Marià Fortuny),也成了一位东方主义画家,无疑为马德拉索工作室的风格增添了更具异国情调的美学品味。
费拉妇人成为一种东方艺术类型,体现了即将被现代化淹没的日渐式微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情感。她被浪漫化为一个怀旧的人物形象、一位未受污染的美人,代表了更原始时代的纯真、脆弱与自然主义。
艺术评论家阿尔弗雷德‧阿索朗(Alfred Assollant ,1827–1886年)对查尔斯‧兰代尔(Charles Landelle)于1867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肖像画《费拉妇人》(Femme Fellah)进行了评论。他指出:“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事物扰乱的东方世界,成了先来者的猎物……在这位妇人身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个民族的整体命运。”
而最为人熟知的埃及农妇形象,或许是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版本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二十多岁时,巴托尔迪游历埃及,观察农民并为他们画速写。这位雕塑家为纪念碑性的新古典主义雕塑《埃及将光明带给亚洲》(Egypt Carrying the Light to Asia)创作了小样,该雕塑原本计划放置在苏伊士港口,迎接进入埃及的人们。
尽管《埃及将光明带给亚洲》从未完成,但巴托尔迪将他从小样创作中汲取的经验,融入到了《自由启迪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一作的构思中。
巴托尔迪利用农民的特征来守护一个节奏缓慢、缺少自我意识的时代,将农夫之妻子转变为怀旧和传统的原始象征。而博纳也用笔触传达了母子关系的永恒性,与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时刻形成了鲜明对照。
原文:Memorializing the Fellah Woma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Mari Otsu拥有艺术史与心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纽约王后区中央车站工作室(Grand Central Atelier)的核心课程中学习了古典素描和油画技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