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An Egyptian Peasant Woman and Her Child)是一幅等身大小的畫作,描繪了一位農夫之妻將熟睡的孩子扛在肩膀上。這是在埃及的歷史轉型與擴張階段,由法國畫家萊昂‧博納(Léon Bonnat,1833–1922年)捕捉到的親情滿溢的生活瞬間。
畫面描繪的是一位「費拉」婦人(fellah,又譯費拉哈、法拉欣,在阿拉伯語地區指農民或農夫),她身著黑曜石色的「加拉比亞」(galabeya,一種適合幹農活的輕便寬鬆的長衣),雙目閉合,肩負著赤身露體的孩子。母親的衣擺垂於孩子的上半臉,遮住了他的雙眼。
體力、情緒和精神上的勞頓會造成困倦,而睡眠則是補救的良方。睡眠將我們的日子分割成一種可理解的現實,幫助我們處理、連結並整合記憶。博納畫中的費拉婦人,除了生兒育女的巨大付出之外,一定還熟諳體力活兒。她的身姿自然又堅毅,傳達出一種順從之感。
畫面背後的藝術家
萊昂‧博納1833年出生於法國巴約訥(Bayonne,又譯貝雲)。他於1846至1853年間住在馬德里,這段時間對他的藝術創作尤為重要。雖然博納正式接受藝術訓練始於費德里科‧馬德拉索(Federico Madrazo)在馬德里的工作室(馬德拉索家族是19世紀西班牙帝國最重要的繪畫世家之一),但他的真正成長還是在普拉多博物館。在那裡,這位年輕畫家整天都在臨摹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胡塞佩‧德‧里韋拉(Jusepe de Ribera)、提香和安東尼‧范戴克的作品。
博納的藝術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作品包括風俗畫、宗教畫和歷史畫。《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完成於1870年,是博納轉而專事肖像畫之前最後創作的風俗畫之一。
大約從那一年,博納開始主要接受委託創作肖像畫,漸而成為法國首屈一指的肖像畫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多位總統——包括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作家維克多‧雨果以及學者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都曾是他的人像寫生對象。
弗雷德里克‧威廉‧莫勒(Frederick William Moller)根據儒勒–瑞斯坦‧克萊維瑞(Jules-Justin Claverie)素描創作的木刻版畫,表現了博納為雨果畫像的場景,作於1879年。(點這裡)
博納從古代大師那裡學到的東西,在《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中體現了出來,這幅作品原題為「埃及費拉婦人與孩子」(Egyptian Fellah Woman and Child)。此畫的構圖中明顯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明度(Value,亦稱色值、色調)。中等明度構成了背景色調,而最亮與最暗色調的對比則保留給了人物,為母子倆營造出聚光的效果。最亮的色調用在母親和孩子的皮膚上,與圍在他們身上的象牙黑色布料相互映照。
畫幅的高度遠超寬度,加之女性人物的身高因孩子的形體而得到延伸,強烈地傳達出一種垂直感。母子倆的身影,從朦朧而充滿氛圍的背景——一系列中性的大地色調中浮現出來,這些色調有灰色、黃銅色、赭石色、藍色和橄欖綠色,簡括地渲染出了地中海的海岸。
蘇伊士運河的開通
這幅作品,是博納根據他1869年在蘇伊士運河盛大開航儀式現場的速寫創作的。蘇伊士運河於11月17日晚在塞得港通航,開啟了全球貿易和通航的新時代,也改變了埃及古國的角色。當晚的慶祝活動包括煙火、旋轉舞、民間舞、吞火者、卡拉格茲皮影戲,以及埃及和蘇丹的「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Khedive Isma’il Pasha,奧斯曼帝國的世襲總督)在其遊艇上舉辦的宴會。
在盛典的喧鬧景象中,博納並未描繪開航儀式的豔麗色彩與熱烈動態,而是使一個私密的內心時刻成為雋永的紀念。作為一幅淒美動人的母子肖像,畫作同時傳達了蘇伊士運河開航這一歷史時刻的複雜性。因此,《埃及農婦與她的孩子》不僅僅是外來人對農村生活的描繪,在運河開通所促成的擴張背景下,這幅作品承載著更強烈的悲情感。
地中海和紅海之間的新航道,對於貿易、商業、旅行和當地文化的全球化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條運河使歐亞之間的貨物運輸更加便捷,也增加了埃及的商機。它為成千上萬的埃及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並讓他們接觸到歐洲的技術和工程方法。隨著該運河成為國際貿易樞紐和旅遊熱點,埃及與世界其它地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
伴隨這種新出現的自我意識,時間也在有意識地加速。博納的繪畫捕捉到了母與子的親密瞬間,時間在此刻放慢、向內彎曲,召喚著我們分享這對母子親情的神聖性。
費拉婦人與自由女神
19世紀,人們對遙遠的土地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並在東方主義運動中達到巔峰,這場運動中的藝術家們探索了北非和中東的風土人情。著名的東方主義畫家包括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年)、讓-萊昂‧熱羅姆(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年)和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年)。費德里科‧馬德拉索(博納的早期繪畫導師)的女婿馬里亞‧福圖尼(Marià Fortuny),也成了一位東方主義畫家,無疑為馬德拉索工作室的風格增添了更具異國情調的美學品味。
費拉婦人成為一種東方藝術類型,體現了即將被現代化淹沒的日漸式微的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和情感。她被浪漫化為一個懷舊的人物形象、一位未受污染的美人,代表了更原始時代的純真、脆弱與自然主義。
藝術評論家阿爾弗雷德‧阿索朗(Alfred Assollant ,1827–1886年)對查爾斯‧蘭代爾(Charles Landelle)於1867年世界博覽會上展出的肖像畫《費拉婦人》(Femme Fellah)進行了評論。他指出:「這就是為什麼長久以來沒有任何事物擾亂的東方世界,成了先來者的獵物……在這位婦人身上,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了一個民族的整體命運。」
而最為人熟知的埃及農婦形象,或許是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版本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二十多歲時,巴托爾迪遊歷埃及,觀察農民並為他們畫速寫。這位雕塑家為紀念碑性的新古典主義雕塑《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Egypt Carrying the Light to Asia)創作了小樣,該雕塑原本計劃放置在蘇伊士港口,迎接進入埃及的人們。
儘管《埃及將光明帶給亞洲》從未完成,但巴托爾迪將他從小樣創作中汲取的經驗,融入到了《自由啟迪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一作的構思中。
巴托爾迪利用農民的特徵來守護一個節奏緩慢、缺少自我意識的時代,將農夫之妻子轉變為懷舊和傳統的原始象徵。而博納也用筆觸傳達了母子關係的永恆性,與一個瞬息萬變的歷史時刻形成了鮮明對照。
原文:Memorializing the Fellah Woma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Mari Otsu擁有藝術史與心理學學士學位,並在紐約王后區中央車站工作室(Grand Central Atelier)的核心課程中學習了古典素描和油畫技法。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