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的《发现摩西》
犹太人的逾越节（Passover），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脱出来。这位希伯来先知降生伊始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史上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创作主题，无论是犹太艺术家还是基督徒艺术家，在绘画、素描、壁画、版画、教堂镶嵌玻璃和彩绘手稿中，都曾涉及。荷兰裔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爵士于1904年绘制的《发现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是最为著名的范例。
故事的参考文献来自《圣经》第二卷《出埃及记》（Exodus）。一开始，法老下令将埃及所有新出生的犹太男婴扔进尼罗河。为了避免爱子遭此厄运，摩西的母亲将他装进蒲草篮子，放在了尼罗河岸边的芦苇丛中。国王的女儿发现了这个小婴儿，将他从河水中救起。
公主知道他是犹太人，但还是收养了他，并给他取名摩西（Moses），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在远处看着这一幕的摩西姐姐现身，提议为男婴找一位奶妈——他们的母亲。
在世界上最古老犹太会堂之一的“杜拉-欧罗波斯犹太教堂”（Dura-Europos Synagogue）内，西墙壁画描绘了摩西的生平。其中一个区域描绘的便是“发现摩西”。这座教堂位于现今的叙利亚，其历史可追溯至3世纪中期，建筑内大量色彩缤纷的壁画在犹太古代艺术中无可比拟。1930年代，耶鲁—法国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该教堂，它已在沙层下埋藏了一千多年。这些艺术作品后来被转移至大马士革的国家博物馆。
欧洲艺术家的描绘
基督教艺术家对摩西降世之初的故事很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他幸存下来的传奇被视为《新约圣经》中“逃亡埃及”故事的前奏。据《新约》记载，耶稣降生后，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下令屠杀伯利恒所有的犹太男婴，小耶稣与家人由此逃往埃及。
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欧洲艺术家心仪“发现摩西”题材有特定的区域原因。威尼斯艺术家保罗‧维罗内塞（Paolo Veronese，1528–1588）及其画室至少创作了八幅这一题材的作品。这是威尼斯画派艺术家的一个热门主题，据学者们推测，这种吸引力来自这座城市与水的密切联系。
维罗内塞诠释这一题材的最杰出作品创作于1580年前后，现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Prado National Museum）。前景中的一众人物置身于田园风光中。左侧是一片水域，通往背景中的城市景观。这种绿意盎然的氛围，加上法老之女华丽的锦缎裙装及侍女们的服饰，显示出维罗内塞将故事中的古埃及背景“现代化”了。
在17世纪，荷兰人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几个故事产生了共鸣，包括《以斯帖记》（Book of Esther）和摩西的故事。就后者而言，荷兰人在自己领土上受西班牙人的压迫统治，他们感到这与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奴役十分相似，且两个民族都因勇敢的领导者而获得自由。
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藏有一幅富於戏剧性的素描《发现摩西》，出自荷兰绘画大师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1606–1669）之手，创作年代约为1655年，是艺术家以《圣经》为题材的众多纸面画作之一。画面中央是法老的女儿，她身着华服站在一把大阳伞下。右下角，摩西从水中被救起；右边远处的背景中，他的姐姐在半遮半掩中目睹了这一切。
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奥拉齐奥‧詹蒂莱斯基（Orazio Gentileschi，1563–1639）在1630年代初期为英国宫廷作画时，也受托创作过一幅气势宏大的布面油画《发现摩西》。委托的契机，大概是国王查理一世和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的继承人查理二世诞生。大约在同一时期，詹蒂莱斯基还向西班牙的腓力四世寄送了相同主题的一幅类似画作，以庆贺其继承人出生。英国的版本现在是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藏品。
詹蒂莱斯基在伦敦12年间创作的优雅画作，以华贵的色彩和对纺织品高度细腻的描绘著称。该馆的介绍中写道：“《发现摩西》是其最具雄心的作品，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精致与美感。”
艺术家将场景设定在一处乡野，看上去更像英国而非埃及；右侧的河流更像泰晤士河而非尼罗河。九位等身大小的女性人物围绕着小摩西。与维罗内塞和伦勃朗的描绘相似，法老的女儿在这组人物中清晰可辨。画中，她身着镶嵌宝石的黄色长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Miriam）跪在公主面前，姐弟俩的母亲则在近旁守候。
此画在借给伦敦国家美术馆近二十年后，该馆于2020年将其买下，成为头条新闻。虽然成交价高达2,900万美元，但并未打破这一主题画作的销售纪录。最高纪录的保持者是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的《发现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后者于2010年在苏富比拍卖，估价300万至500万美元，最终以3,590万美元成交。（此画也是售价最高的维多利亚时期古典油画作品。——译者注）
英国的爵士大师
阿尔玛-塔德玛（1836–1912年）出生于荷兰北部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去世，家里经济拮据。面对成为律师的压力，他决心追随自己的热忱，成为一名艺术家。他后来回忆道：“如果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是因为我始终忠于自己的想法。”
阿尔玛-塔德玛在安特卫普王家美术学院接受了学院派的训练。之后，他受到一位历史画家的指导，这位画家同时也是考古学教授。这对阿尔玛-塔德玛产生了改变一生的影响。他以描绘富丽堂皇的古典世界闻名于世，这些画作反映出他透过旅行、参观博物馆和广泛造访图书馆，对古代艺术和物件的精心钻研。
他于1870年移居伦敦，成为英国公民和王家艺术学院成员。阿尔玛-塔德玛的交际圈非常尊贵：他与威尔士亲王与王妃（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亚历山德拉）交好，作品还被美国大富豪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和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等人收藏。维多利亚女王于1899年封他为爵士，六年后他获颁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阿尔玛-塔德玛去世后，作为最后的荣耀，被安葬于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
可惜在这之后不久，他那些细节精确、华美绚烂、色彩鲜明、光线自然的动人画作，就被斥为肤浅而老套。现代主义主导了艺术界，直到1960年代，他的作品才重新开始获得艺术评论界的认可。
引人深思的是，尽管经历了这段低潮，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作却对好莱坞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艺术评论家兼博物馆馆长马里奥‧阿马亚（Mario Amaya）写道，阿尔玛-塔德玛“对个人戏剧情节的注重、他的广角透视以及作品的宏大尺幅，为史诗电影产业奠定了基础”。从D.W.格里菲斯（D.W. Griffith）的《忍无可忍》（Intolerance，1916），到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的《埃及艳后》（Cleopatra，1934）和《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1956），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宾虚》（Ben-Hur，1959），以及雷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的《角斗士》（Gladiator，2000），一系列电影都反映出他的影响。
阿尔玛-塔德玛的《圣经》题材油画
阿尔玛-塔德玛最著名的画作之一就是《发现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这幅油画创作于他艺术生涯的末期，灵感源自他1902年在埃及的六周旅行，当时他应阿斯旺大坝（Aswan Dam）工程师约翰‧艾尔德爵士（Sir John Aird）之邀，前去参加大坝启用仪式。艾尔德是著名的艺术赞助人，主要收藏大型学院派画作，包括阿尔玛-塔德玛富丽非凡的《埃拉伽巴路斯的玫瑰》（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
阿尔玛-塔德玛在埃及之行中获得艺术灵感，创作了许多素描，还拍了很多照片。艾尔德希望在自己的收藏中再添加一幅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作，他选定了艺术家对《发现摩西》的构思。阿尔玛-塔德玛在近两年时间里几乎完全专注于此画的创作，这幅耗时甚久的画作是他数十年来精湛技艺的巅峰之作。
这个题材对阿尔玛-塔德玛来说并不寻常，因为他极少绘制《圣经》或神话题材。虽然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史实的准确性，但自始至终也的确发挥了艺术自由，以创造出富于想像力且令人着迷的佳构。这幅画作也不例外。阿尔玛-塔德玛将摩西置于华丽随行队伍中的显眼位置，这些随行人物中有许多他钟爱的模特儿，这可从他之前的作品辨识出来——尽管对于古埃及场景来说，他们并不一定符合人种特征。
法老之女以艾尔德的女儿为模特，她头戴的冠冕直接描摹了现藏荷兰莱顿（Leiden）国立古物博物馆（Rijksmuseum van Oudheden）的一件稀有银饰。刻画精到的物件还包括她的金质胸甲和手镯、狐尾鞭、所坐的轿椅，以及侍从和祭司们佩戴的珠宝。
整幅画处处吸引观众的视线，清晰的水平线贯穿画面，横饰带（frieze）般的构图蕴含着动势；而画中也有明显的垂直线。画面左侧是一尊刻有像形文字的红色花岗岩雕像，中间和右侧都有白色陶罐。
苏富比拍卖行当年的图录中写道：“前景的精致装饰与远岸的希伯来奴隶队伍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模糊的身影让人感受到遥远的距离和朦朦的热气，轮廓清晰的玫瑰色吉萨金字塔则勾勒出地平线的所在。”
郁郁葱葱的花卉让场景更显富丽多彩。前景中的石灰岩墙边，生长着古埃及栽培的飞燕草（delphinium），花丛中点缀着几只黄蝴蝶。从小摩西栖身的篮子外垂下朵朵莲花，公主手中也握有一朵；此外，莲花还缠绕在她的鸵鸟羽毛扇柄上，缀饰在侍女们的头上。
纵观艺术史，有些画家重现了《出埃及记》的原始元素，有些则依据自己的时代重新想像了故事场景。“发现摩西”题材的普适性，显示出世界各地、各世代的人们与它的恒久共鸣。苏富比指出，一些当代观众认为，阿尔玛-塔德玛的版本是“对这个著名故事最具权威性且最忠实的诠释”。
《发现摩西》于1905年在英国王家艺术学院展出，艾尔德为购得此画支付了5,250英镑（今天合72.4万余美元），外加艺术家的创作开销。艾尔德家族1935年以区区820英镑（略高于66,000美元）拍卖了此画，正好显示出阿尔玛-塔德玛的地位在短短三十年中如何一落千丈。如今，阿尔玛-塔德玛和这幅独特的画作已恢复了应有的地位。
原文Exploring Sir Lawrence Alma-Tadema’s ‘The Finding of Mose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米歇尔‧普拉斯特里克（Michelle Plastrik）是一位艺术顾问，居住在纽约。她撰写的文章涉及艺术史、艺术市场、博物馆、艺术博览会和特别展览等一系列主题。
责任编辑：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