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9日讯】
宋 蔡襄
尺牍 册
纸 行楷书
24.7 x 27.1公分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北宋仁宗朝时的进士，以直言敢谏闻名，对经济政策与地方建设贡献很大。但他最受人推崇的，仍是他的书艺。蔡襄的书风由于相当典雅而又极具法度，且善写各类书体，在当时不仅受到皇帝的喜爱，后来也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列为“宋四家”。
这幅蔡襄书写的尺牍，又名“澄心堂帖”。宋代士大夫讲究生活品味，对于文房用具，尤其考究。蔡襄写此一信札，便是为了委托他人代为制作、或是搜寻纸中名品－“澄心堂”纸。“澄心堂”纸源自五代南唐，据说它“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在北宋就已经是相当珍贵、难求的名纸了。这幅书迹的纸质缜密光洁，很可能就是蔡襄用来作为“澄心堂”纸的样本。
精致的纸质，配上蔡襄秀致而庄重的墨迹，使得这幅“澄心堂”帖格外显得清丽动人。全文以行楷写成，结体端正略扁，字距行间宽紧合适，一笔一画都甚富体态，工致而雍容。信札署有“癸卯”（1063）年款，蔡襄时年五十二岁，正是他晚年崇尚端重书风的代表之作。
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成进士，卒时任端明殿学士，故人称蔡端明，谥忠惠。工于书，欧阳修（1007－1072）以“君谟书独步当世。”（注1）东坡推崇“近时称第一”。（注2）著有《端明集》、《居士集》、《茶录》、《荔枝谱》。
蔡襄于宋四家中，年最长，其时代背景犹承唐人遗绪，以典重有法度为胜。邓肃（1091－1132）“论书”：“君谟书如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纵横上下，皆藏古意。”（注3）“古意”就可解释为遵守传统。本幅署款“癸卯”（嘉祐八年〔1063〕），时年五十二岁，居汴京任翰林院职，属晚期作品。本幅运笔如行，而结体似楷，写来从容不迫，正是“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楮毫间。”（注4）书风比起蔡襄他书，贵于端重者又增一份工致。与次年所书（甲辰〔1063〕）本院藏“彦猷帖”比较，谨严中自有一份雍容，结体、字距行间，宽紧合适，正是端重的代表。即使相对与其它楷书，如“自书谢表并诗”（作于皇祐四、五年间〔1052－1053〕）等，也当以此为压卷。
蔡襄书以浑厚居其上。历来评论蔡襄的书风渊源，受虞世南（558－638）、颜真卿（709－785）影响，本幅用笔、结体、气息，大致融合此二家。又蔡襄自谓：“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不及，乌足道哉。”（注5）此条未署年，但语义上非年少时，或亦可为晚年之本幅崇尚端重再作一解。
本帖内文，即求制作纸中名品澄心堂纸，此纸源于五代南唐烈祖李昇（888－943），命宣城加工制作。澄心堂为李昇任金陵节度使住处名称，据称其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注6）宋代士大夫讲究生活品味，于文房用具，尤其考究。“笔墨纸砚精良，人生一乐。”（注7）北宋人对文房用品的追求，每每见于诗文杂记题跋中，其中对南唐的墨及纸备加赞扬。蔡襄本人即谓：“纸，李王澄心堂为第一。”（注8）对于文房用具，如“陶生帖”赞誉“散卓”笔。对砚的嗜好，“洮河石砚铭”记此砚之“能下墨，隔宿洗之亦不留墨痕。其肌理细润莹洁，不在端溪中洞石下。”（注9）“致彦猷尺牍”谢所送“大砚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生。”蔡絛（生卒年不详）《铁围山丛谈》“记昭陵（仁宗）赐宴”，一大臣得李超墨，襄得李廷珪墨，襄以之相易。分道时，襄长揖为谢。盖李廷珪墨虽足宝，而李超为李廷珪之父，更足珍。（注10）
这一件简短的尺牍，没有受信人的名字，制作澄心堂纸当是在“黟歙”（今新安），蔡襄自谓：“今世纸多出南方，如乌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拟之绩溪，曾不得及其门墙耳。”（注11）如此，该是从汴京寄往此地。信上的文字是有关于“澄心堂纸”的好史料，可惜，信中的文字，对当时受信人来说，当然明了，只是今日读来，仍有许多不解处。当代王壮为教授曾为文〈就蔡君谟真迹再谈澄心堂纸〉（注12），指出尺牍中用语的第一、二句，“此”字所指，是否就是本件为澄心堂纸，或是另外附有一纸。王氏认为本件是小幅，合于梅圣俞诗“幅狭不堪作诏命”之语。二、本件的“紧厚”，与“古纸精光肉理厚”合。三、“坚实”与诸家记载合。这一件简短的“尺牍”，如果是附件样本也有相当大的可能。
传世名书画中，当有以澄心堂纸所做者，如记载中屡屡以李公麟（约1041－1106）就用澄心堂纸作画。惜均为鉴藏家以目视指出，碍于不破坏原件，目前似未见以新科学方式的观察分析报告。
此次所求百幅，是否能如愿完成呢？固无法得知，但“百幅”之求，是否有得。蔡襄自谓：“余有澄心纸百幅，李庭珪墨数丸，皆人间罕见者。”（注13）此处所云是“澄心”，与南唐李庭珪墨并称的旧纸，或者是此次新制的澄心堂纸，无时间上的关连足以判断，录之以为谈助。又蔡襄自记“歙州绩溪纸乃澄心堂遗物。”（注14）“歙州此三物（墨、纸、砚），惟好事以厚资可至之，若临以官势，莫能至也。”（注15）亦为本尺牍中“试与厚直莫得之”一句共相印证发明。
（王耀庭）
注1：欧阳修，〈试笔帖〉，《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收录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65），页1008。
注2：苏轼，《东坡题跋》卷四，“论君谟书”条，收录于杨家骆编，《艺术丛编》（台北：世界书局，1967），第一集第二十二册，页78。
注3：邓肃，《栟榈集》卷二十五，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一一三三册，页72。
注4：同上注，卷二十，页1下。
注5：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跋茶录”条，下注“蔡忠惠公所题”，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页550。
注6：关于澄心堂纸的历史资料，参见谢德萍‧孙敦秀，《文房四宝纵横谈》（北京：天津出版社，1990），页178－192。
注7：同注1，“学书为乐”条，页1007。
注8：蔡襄，《端明文集》卷三十四，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一○九○册，页630。
注9：胡敬，《西清札记》卷一，收录于《胡氏书画汇考三种》（台北：汉华文化事业公司，1971），页1下－2上。
注10：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收录于《笔记小说大观》（台北：新兴书局，1975），第六编二册，页16。又见《端明文集》“墨辨”条，同注8，卷三十四，页24下。
注11：同注7，页18下。
注12：王壮为，〈就蔡君谟真迹再谈澄心堂纸〉，《书法丛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5），页281－284。
注13：同注7 ，页17上。
注14：同注7 ，页18下。
注15：同注7 ，页19下。
文见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5），页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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