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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编者按﹕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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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为谁辛苦为谁忙
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
今天，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依旧游人如织。有怀旧而来的，有好奇而来的，更有游人直言不讳：“我是来西天取经，向刘文彩学习怎样发财致富。”
刘文彩的确是赚钱能手。
刚到叙府，因为是初进官场，百端待举，刘文彩无暇他顾，以致太太杨仲华和管家都认为“五老爷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实际上，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太太杨仲华说他拿钱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刘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谋略，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多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
“义和”生意兴隆，业务繁忙，刘文彩就把他的知交彭载扬从大邑叫来，初任高级职员，暗中监视“义和”经理。原经理作古后，即由彭载扬接印。1925年，根据彭载扬的提议，刘文彩将“义和”改为“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仍由彭载扬任总经理。早期“人和”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
但是，刘文彩的“阳光生意”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幻，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辉反蒋，刘文彩全力支持。为了应付反蒋可能导致的的巨大灾难，刘文彩作了周密准备……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蒋介石最强劲的对手不是刘文辉，但最难缠的军阀则非刘文辉莫属——北洋军阀早被大革命的狂潮所吞噬；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或无可奈何花落去，或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只有刘文辉顽抗到底。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文辉集团，最后还是大吃其苦头。
刘文辉反蒋有他的思想渊源。1920年他不过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年少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滿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把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是他问鼎中原的最大障碍，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潜在对手。其次，蒋介石力图铲除地方势力，真正一统天下。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将“削藩”声浪推向巅峰。或自动解除武装，或拒不从命而成为“讨逆”目标，地方实力派的选择似乎只有这样两种。自动解除武装不是刘文辉的风格，即便刘文辉没有问鼎中原、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蒋介石强大的“削藩”攻势下，仅仅为了守成，也必须与蒋介石对抗。这就是说，刘文辉是蒋介石天然的政治反对派。正因为如此，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刘文辉积极响应。晚年刘文辉曾这样追述：
……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而我呢，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讧，从内讧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群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4页）。
不出一月，唐生智即告战败，所谓“护党救国运动”烟消云散。刘文辉的反蒋图谋大白于天下，与蒋介石的关系如其晚年所云：“已经是水火不容”。只不过因蒋介石忙于对付阎、冯，无力西顾；而刘文辉也因向中原小试牛刀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暂时不了了之。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再度赤膊上阵。当时，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尚能与蒋介石较量，政治上却被动挨打，因为蒋介石据有“合法中央”，又打着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旗号，对蒋介石政治上的“讨逆圣战”，他们无从招架。要弥补这个不足，必须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正统孙中山”去对抗蒋介石的“正统孙中山”，用改组派的“合法中央”去对抗蒋介石的“合法中央”。反蒋必须拥汪，刘文辉别无选择。汪精卫刚从法国回到香港，刘文辉即派秘书罗承烈前去输诚；继又赠汪一笔活动经费。刘文辉主动投靠，在汪精卫当然是求之不得，大表欢迎。同年7月，汪精卫从香港抵达北平，组织政府，即推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唯恐附和落后，派代表段班级北上与阎、汪直接联系。接着刘文辉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蒋联汪。刘对胡说：“此刻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蒋介石方集中力量对付冯、阎，如果现在出兵进攻武汉，配合冯、阎，将使蒋介石首尾不能兼顾，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对蒋介石不满，敢不敢一道出来反对蒋介石？”胡允诺，刘说：“好！我两兄弟就这样干。”刘、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军讨蒋檄文通电全国，史称“鱼电”。
此番讨蒋又归失败。事后，刘文辉部属大骂胡子昂闯祸，非枪毙不可。刘文辉坚决不要替罪羊，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说：
“这件事，大家对我一定很有意见。但这是有根源的。1929年12月东、冬两电我反对蒋介石，今天我还是反对蒋介石。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大家追问电报是谁搞的，那是出于胡子昂之手，但他一个人怎么干出这件大事呢？是我同他商量干的。你们不要责难胡子昂，要指责就指责我，我是一个汉子，敢怍敢为，我是不怕蒋介石的。”
这番话掷地有声，与会者长时间热烈鼓掌，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在刘氏家族几十年的苦斗史中，仅刘文运之子刘元瑭一度投蒋，此外，在重大政治决策方面，在历史转折关头，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分歧，从来都是精诚合作，患难与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氏家族集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刘氏家族的团结，尤其在于刘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同样体现于“联汪反蒋”。刘文辉赠汪精卫那笔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刘文彩在宜宾垄断市场官僚资本》，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反蒋屡遭败绩，刘文辉仍未“悬崖勒马”，公然声称：“我是不怕蒋介石的”、“我还是反对蒋介石的！”而此时蒋介石刚刚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其势如日中天，许多反蒋“英雄”都深感后怕而退缩了，刘文彩对刘文辉坚持反蒋却未有异议，兄弟俩依旧同进退。
那么，刘文彩是否不清楚反蒋所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答案所否定的。蒋介石生性残暴，对政敌素来毫不手软。一旦秋后算账，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刘文彩不仅地位不保，而且可能家破人亡。对此刘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有周密的组织准备。
这直接导致了刘文彩商旅生涯的转折。
“联汪反蒋”失败不久，“人和”银号即宣告停业，实际是所改头换面。何以改头换面？过去的解释是刘文彩要隐蔽其官僚资本的真面目，此说难于自圆。旧中国官僚资本非常猖獗，以本名本姓投资商业金融业的军阀政客大有人在。刘文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阳光生意”，又何惧之有！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刘氏家族“联汪反蒋”所带来的惨淡前景。刘文彩曾召开会议，与会者是以彭载扬为首的“人和”高级职员。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因汪倒台，蒋介石得势，刘怕自己垮台财产被没收，”急于确定对策。据目击者回忆：
刘文彩向彭提出幕后最重要的指示，指出当前情况变化原因，决定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那次幕后指示的概要有：
1．资金雄厚，以后还要源源增加，无所谓固定资本，日日改资。不做存款，不指望招牌起作用，尽量隐蔽名声。
2．刘文彩自称：“我弟兄占据防区虽大，但一时不能突破渝万（即重庆万县地段，均为刘湘防区——引者注）封锁。故在国内地位提不高。目前中央各派系以内（居于）二三等地位，作轻视的看待，仅有微小的利用、互相牵制的关系，并且中央极混乱，无法求得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
3．无力吞下云南。以前想从云南打通国际线，求得英国或法国的援助已成泡影。
4．因此，处于闭固无援中，所占地盘均不巩固，做生意不能永久做下去，新兴厂矿更不能做。
5．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同前）。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短期效益，捞一把是一把，而几乎完全放弃长远打算──“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这便是刘文彩“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的精髓所在。
彭载扬得到指示后，立即实行体制转轨。所有“人和”银号一律取下招牌，向当地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更名换姓──“人和”总号与创办于1926年的“长春”银号合并，改称“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另在宜宾设分号“长发元”、“树记”、“吉祥”，在乐山设分号“同庆元”，在叙永设分号“商贤”，在五通桥设分号“天福”，在成都设分号“全福永”，在重庆设分号“同发源”、“涌源鑫”，在昆明设分号“炳鑫公”，在上海设分号“吉庆”。自贡、纳溪、昭通也设有“庆源”分号。各地分号招牌不一，经营项目也不尽相同，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实则统一管理，牢牢控制在刘文彩手中。长线项目如贷款不复存在，全部经营项目都是“短平快”。
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权力开道，刘文彩尽可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抗衡。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依仗印把子枪杆子，实施不正当竞争，由此牟取暴利，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脸。作为官商的刘文彩，自难例外。
“人和”改为“庆源”，金融为主、贸易为辅变成贸易为主、金融为辅。为适应“体制转轨”，刘文彩随即派“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外出考察。彭载扬用了半年时间，近到成都、重庆，远到武汉、上海、昆明乃至越南海防，走街串巷，了解商情，在此基础上拟定新的经营方案，返叙后交刘文彩审批，即付实施。
此番“体制改革”大见成效，《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达1060万元。这些暴利来自如下几类。
第一大宗是盐巴。刘文彩在五通桥设有“天福”商号，以胥星桥为经理，主营盐巴。每年在当地购盐两千引（每引一万斤），销往叙岸、滇岸、永岸。当时四川最大的货船不过百吨左右，两千多引盐巴足足装近百艘百吨大货船。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船专门给“天福”运盐巴，两千多引盐巴大多是用小吨位的普通木船运出的，“天福”每年需要数百艘甚至近千艘盐船，占五通桥盐运大部分运力。为了保障“天福”盐巴的运力，刘文彩与当地盐运业头面人物侯树荣、陈容兴时常过从，陈容兴更被他认作“干儿子”。所以，“天福”盐巴的运输总能做到“先我后人”，从无半点纰漏。两千多引“天福”盐巴销往叙府、永川和云南，对三地盐市构成了巨大冲击──一般盐商根本不可能有刘文彩那样大的经营规模，无法与其竞争。滇东盐市因此几为刘文彩垄断。为确保在叙府盐市稳执牛耳，刘文彩扶植其亲家姜伯年（姜伯年次女嫁给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为宜宾盐业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信义源”盐号。刘文彩因此从盐市中获利甚丰。即便撤出叙府那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姜伯年仍向他一次上缴了七十多万元盐市收入。
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刘文彩对此非常重视，投入巨额资金。他派人到云南、川西和宜宾，提前把产地买断，完全垄断货源。其他批发商到产地采购时，已经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要么接受刘文彩商号供货，要么卷铺盖走路。但刘文彩最看好的还不是坐地批发，而是季节性囤积。叙府水洞口（今将军街）、中西医院（今人民医院）全部街房都作了刘文彩的药材山货仓库。他还延请大批技师将药材加工为成品，据说出售成品获利最大，个别品种的利润率可达百分之百，一般的品种利润率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第三大宗是棉纱。川南棉纱商不算少，但谁都没有刘文彩那样雄厚的资金，经营规模也就没法和刘文彩比。刘文彩的棉纱大多是从上海买出。如果遇到洪水季节，刘文彩还会大胆向厂家订期货。所以刘文彩总是稳操川南棉纱贸易的胜券，年销量往往最大。有一年重庆报关入口统计，刘文彩订购的棉纱几占重庆口岸棉纱入口总量的一半。
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刘文彩在自贡开设商号，专门收购扣息的期票和期汇票，此项利润率达百分之四。刘文彩有资金保障，经常投放到一百万元以上。更于月半、月底比期，从宜宾武装保运毫洋到自贡扣洋水、交汇款，每次十几万至几十万。洋水有百分之一到一点五的收入，加上买入期票或期汇票扣入的利息，其暴利几乎与经营烟土相等。据说刘文彩商号遇到贷款户倒账时，从不与诸多债权人平均承担损失。自贡曾有家贷款户倒账，一得到消息，刘文彩马上派军警武装护送自己商号的人前去枪提底货，抵清放款；其他债权人敢怒不敢言。
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三百万元，控制市场“银根”。
刘文彩并插足川江航运。1927年之后，宜宾的商品流量急剧萎缩，航运业转趋萧条，船主之间因争抢货源时起纠纷。为了平息“抢货大战”，各船主在重庆集议，禁止私下揽货，设置航运办事处，统一掌握和分配货源。办事处主管由刘文彩委派，实际控制在刘文彩手中。以刘文彩之精明，不难看出客货调度权的含金量，遂于1930年独资创办以航运为主业的“新华实业公司”。聘张挽澜为总经理，购置四艘轮船：“老蜀通”100吨，经理叶元宗；“元通”50吨，经理周志勇；“昭通”40吨，经理陶伯宝；“南通”50吨，经理肖景伯。于是，刘文彩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公平分配”货源也就无从谈起了。如鸦片、白蜡、虫草、贝母等类贵重物资，分量轻，运价高，各船主从来都是在所必争。刘文彩凭借调度大权，将它们统交“新华实业公司”承运；当货源急剧短缺、其它船主只能“待业”时，“新华”船只仍能满载。据称，刘文彩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十万元左右”。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刘文彩从事投机贸易的情形大致如上。而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从事投机贸易的同时，刘文彩仍“放长线钓大鱼”──办了几家加工作坊，如打金厂、猪鬃厂、丝厂等等。“工人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五、六元。刘文彩的商业利润中也包含了对这部分工人血汗的直接榨取。”实情如何？六十年代，调查人员曾专程前往宜宾，与当事人座谈。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刘文彩办过哪些工厂？和这些工厂的情况？
周一宽：龚瑞珍是姜伯年的徒弟，姜与刘文彩是亲戚关系。我听龚说，刘文彩投资银行，办工厂方面听说不多，主要是通过金融，如“长春”、“人和”，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
熊瑞文：主要是钱庄、商业。
李国章：打金作坊，我在里面作过伙计。龙继云是老板。另一个是龙海东。刘文彩与这些厂是间接关系。“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的官僚资本，这些银号有分号。打金作坊作料是响铜，是好锡，能刷成很薄的东西，刘文彩是间接利用，不是直接。
周一宽：那时规定搞金融的不能办厂，办厂就不能合法化。刘文彩就搞地下的，搞秘密办法。“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直接经营的（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刘文彩办打金厂、猪鬃厂、丝厂，没有得到当事人确认，也不符合刘文彩“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的经营方针。把那几家加工作坊归诸刘文彩名下，似过牵强。
但无论如何，作为企业家的刘文彩绝不可能离开印把子枪杆子而生存，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钱。换句话说，“经纪奇才”刘文彩之手的确是一双脏手。其实这也难怪，古往今来的官商，又有谁的手称得上清白呢？
1959年，刘文辉向记者坦承：
“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
但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驻叙期间，刘文彩先后兼职十余种，除“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一职外，其余本兼各职，均与捐税相关。而其最重要的职务，则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刘文彩在刘文辉防区内的最高税政长官地位。这就意味着，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刘文彩的搜刮手法，与四川其他军阀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为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以1935年为基准，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9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1935年刘文彩没能征到一个铜板的田赋，因为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的惨败迫使他中途退出了这场田赋预征大赛，大赛桂冠也就与他无缘了。1932年他弃官回乡时。川南田赋征到1949年，多征了二十七年。
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统税杂捐。四川最大的盐场及产糖区，均为二十四军据有。盐税糖税虽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四军自然油水最多。叙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织，百货云集，也构成一个重要税源。刘文彩简直是坐在聚宝盆里，哪能闲得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关卡林立，往来客货均须缴纳所谓“护商税”。“不论是经水路还是陆路来的货物，动辄纳税十余次或数十次。如水路从乐山至叙府，仅二百余里，有关卡三十多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陆路由内江至成都仅四百公里，有关卡五十余处，价值三百多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宜宾县一地设有关卡五十多之多。宜宾城中心设城验卡，东门、大南门、铜湾头设四门关卡。各关卡由乡兵把守，‘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使得商民畏兵若虎。”四川军阀莫不滥设关卡，盘剥商旅，甚至“不十里而设关两道。”三十年代中期全省推行“一税制”，废除的苛杂即达120余种。刘文彩兄弟强征暴敛不比别的四川军阀逊色，由此看来，《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这段描写，应该不会距史实太远。
“护商税”而外，还有户口派款、临时派款。户口派款按月征收，下达指标后，“一伙爪牙又加额分派，从团、保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润”。原定税额因此在征收过程中如雪球越滚越大，民不堪负。临时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谓“公路费”、“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国防捐”数额最大──派款总数达一百万元，约等于宜宾全县五年粮额。刘文彩为此专门设立“征收委员会”，以宜宾县县长张伯英为主任委员，张衡先为副主任委员。召集全县民团首领和商会会长在中山街抚州馆开会，刘文彩亲自到场，宣布各乡镇派款比例：城区二十万元，由工商户分摊；剩下八十万元，由各乡镇按田租分派，每担田租派捐一元。准许经手人从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仅过月余，二刘大战爆发，叙南动摇。除城区二十万元经刘文彩天天催逼，商会会长鄢之敏、副会长汪体泉不能不提前交清外，各乡镇都借故拖延，直到刘文彩败退时才交足半数，其余一半装进了各乡镇官绅的私囊。
刘文彩征税的具体数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说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元。此说不可信──四川头号苛杂刘湘，最高年度税额也才一千一百万元（黎英：《军阀刘湘的财政搜刮》，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倒是《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较为实事求是：“要统计刘通过税捐方面到底每年在宜宾－川南搜刮了多少钱财是不可能的”。虽然已不可能统计具体数目，但二十四军之兵强马壮曾居川军之首，所需军费主要出自刘文彩征收的川南税捐。据此算来，刘文彩川南年度税额当仅次于刘湘的年度税额。约近一千万元。
如此竭泽而渔，必然激起公愤。1927年刘文辉讨伐刘成勋，理由便是刘成勋“苛政扰民”。在攫取刘成勋防地后，他更装出一副“关心民瘼”的姿态，训令双流、彭山、新津、邛崃等县知事，教他们“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罢除，以示更始。”还示意宁雅属官绅散发宣传品，颂扬刘文辉的“仁德”，说什么“二十四军真是四川革命军队”，“刘军长真是革命军人”，他的官兵“毫不扰民，军粮自备，不拉一夫，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农民不辍，行旅如常，田夫荷锄，颂阗阗之有序；行人待路，让央央以先征。古所谓归市不止，耕者不变也。”把刘文辉防区简直说成了桃花源。但这只是宣传而不是事实。就在刘文辉对刘成勋用兵之际，《国民公报》不时披露因战争负担奇重，加以旱魁为虐，四川农民“罗根掘草，人自相食”的惨状。1927年4月23日，二十四军防区下川南某县旅蓉同学会在报上公开吁请取消苛杂，称该县“就客岁言，所捐数目，可以稽者，亦远在五十万元以上。计征粮四季，每季十六七万元。烟税及灯捐万余元。而去腊新任征收局长，又向人民借垫五千元。此外，指名押缴之特别捐，除照常征收外，复预征三年之粮税，并勒筹革命费五千元。同人不胜惊骇……”。宜宾留省学会也常常仗义直言，在其会刊上揭露刘文彩兄弟的劣迹。对此刘文彩兄弟颇有自知之明。刘文辉在告诫其防区各县局长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本军戍地共二十余县，初未尝有公然反抗行为，独宜宾、荣县两处，掀起轩然大波，竟至先后崛起，显与政府为敌”。仿佛火山就要在脚下爆发，战战兢兢。
刘文彩在川南不遗余力囊括民财，竭泽而渔，无疑是罪责难逃。但将川南苛杂仅仅归罪于刘文彩一人，则显然有失公允。刘文辉故旧编写的《刘文辉史话》就有如下一段描写：刘文辉刚刚回家坐定，夫人杨蕴光便从内室跚跚走出，面色阴郁，失去平日那种喜笑盈盈的风彩。刘文辉感到奇怪，正要开口问，杨蕴光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递过去。原来这是一封控告信，说刘文彩如何把征税衙门变成聚宝盆，瘦天下而肥自己。刘文辉看了问杨蕴光：“你有些什么感触？”杨答：“是不高兴嘛，五哥发横财，你给他担过失，你可会为人作嫁裳。”刘文辉只能仰天长叹：“亲兄弟嘛，叫我咋办？”据此看来，川南苛杂当然是刘文彩的个人行为，刘文辉不过是代人受过。这样描写，似非史家笔法。刘文彩是川南苛杂的具体执行者，但算不上最高决策者，其受益更非刘文彩一人独享。从本质上说，川南苛杂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整个刘氏家族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作为刘氏家族集团的主帅，刘文辉所负罪责更在包括刘文彩在内的所有其他家族成员之上。以刘文彩为川南苛杂元凶，为刘文辉开脱。其实是自作多情。刘文辉从来都不买账，从来都不推卸他对川南苛杂应负的罪责。晚年自述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
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
1959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开张。某大报记者就此专访刘文辉，刘文辉坦承：
“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
但当然不会让他负责──他是著名起义将领，公开清算他的历史，是现行统战政策所不容许的！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话说回来，承认刘文辉为川南苛杂“元凶”，这于刘文辉形象并无丝毫损害。刘文辉在当时尚未走向“人民阵营”，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一个与其他军阀“互争政权、大起内讧”的政治野心家。刘文辉晚年也说当时的他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只是到后来，才“因时势推移由假导真而导致了起义。”既然如此，刘文辉在川南“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又何足怪哉！刘文辉其实相当的光明磊落，对其早年经历一贯秉笔直书，比如说他当年反蒋“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早期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说他如何种植和贩运鸦片，等等。在这点上为尊者讳，既违背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也与刘文辉的初衷不合。
刘文辉苛杂扰民，其实也是非他所愿。他的长子刘元彦后来追忆说：“他却经常叮嘱，要好好念书，以后学一门专长。还不止一次地说：将来不要搞政治，政治很肮脏，没意思。”如此痛切之言，应该说是发自肺腑。刘文辉之所以厌恶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官场上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另一方面，也是因时势所迫而不能不“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既厌恶政治，又无力从政治的泥淖中自拔。现实利益的需要和不泯的良知时时刻刻都在内心剧烈地冲突，刘文辉非常痛苦。而到晚年，这种痛苦对他来说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早年的痛苦，原由之一是对在其统治下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黎民百姓深深的负咎感；而在晚年，又多了一种负咎感，那就是对他五哥刘文彩的负咎感。早年刘文彩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的崛起呕心沥血，死后又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担待了那么多的骂名。刘文辉后来固然走进了“人民阵营”，他的五哥却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以致毁碑掘墓，尸骨无存。九泉之下，他该如何向他的五哥相告呢？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
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如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唯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阀就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抢占更多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征收更多的烟税。烟税──武装──地盘就构成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与鸦片共存共荣，无论是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还是南方的李宗仁，陈济棠，龙云，还是以合法中央自居的蒋介石，莫能例外。甚至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也对鸦片产业名义上寓禁于征，实际上征而不禁，因此不但国产鸦片充斥广东，印度和波斯土也源源不断地从澳门、九龙等地输入。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楼，摆满烟灯烟具。中华国民拒毒会负责人往见陈友仁、恽代英等，要求禁烟，却无功而返。
聚敛快手刘文彩，同样视鸦片为至宝。
刘文彩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税政首长，也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禁政首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那时所谓“禁政”，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军阀政权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其他军阀的禁政如此，刘文辉防区的禁政也是如此。
“川南禁烟查缉总处”设在叙府禹王宫。最初有五十多个辖县，按县份大小设“禁烟查缉处”或“禁烟查缉所”。乡镇设“禁烟查缉分所”。禁烟机构有如网罗密布，刘文彩借助这些网罗，推行“禁政”不遗余力。
1927年夏，刘文彩在叙府中山街旧抚州馆正殿召开“川南禁烟会议”，对川南鸦片产业作了总体部署。
会场布置庄严隆重。大门前竖立着雄伟的柏枝牌坊。上嵌八个金字：“川南禁烟会议会场”。武装士兵守护在大门两旁，与会者都要佩戴出入证。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彩端坐正中，左右依次为沈眉荪、刘馥光。台下则为各县县长，各禁烟查缉处处长，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刘文彩在会上少言寡语，据说“刘的作风，常喜欢幕后活动，面子上总是绷起不做声”。这可能是个原因，但还有个原因：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不善言辞，为了少出洋相，遇到大场面尽量不开腔，当袖手观音。所以会场上风头最劲的并不是刘文彩，而是沈眉荪和刘馥光──实际上是他的这两个助手代他主持会议，他只要到到场就行了。所谓开会不过是个形式──“会前啥事都支配有人，啥事都采取分头个别接洽，每一县县长、处长等到来，先期就与有关科长或负专责的人员等按照计划洽商停妥，自然各有好处。……明明暗暗都已搞得清清楚楚”（《刘文彩“川南禁烟会议”的一幕滑稽剧》〔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这时才聚集一堂，所谓开会，也就不过是认可幕后交易，使幕后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合法化罢了。
会议精神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川南鸦片由禁烟查缉总处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定价，批发给各县禁烟查缉处（所），禁烟查缉处（所）批发给各乡镇禁烟查缉分所。再由分所批发给小贩或吸烟户头。
2．各级“禁政”机关必须按期缴款，说到做到，不许亏欠。
3．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销货多、缴款快的，回扣就多，否则回扣就少甚至是没有回扣。
4．禁绝私土。偷运“私土”及买卖“私土”的烟商烟民，严惩不贷。
“川南禁烟会议”开了两天，两天中，刘文彩一直金口难开。每个议案都是先由提案人说明意义，再由沈眉荪评点，然后沈向刘文彩说：“请总办提议表决”。刘文彩不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慢腾腾地站起来，问：“大家是不是赞成？赞成的起立。”于是全场起立，提案就算通过了。不过刘文彩实际上是很高兴的。会议闭幕时和大家拍了一张集体照，另给每个与会者送了一张自己的标准照，标准照还有上下题款。分手前刘文彩又举行盛大酒筵，和与会者喝了个天昏地暗。席上大家竞相站起来给刘文彩敬酒，但大个子刘文彩酒量并不大，每次干杯都是蜻蜓点水，后来仍旧招架不住，就把护商处科长、亲戚吕润斋拉来当替身。
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
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
当时四川，头号烟城是刘湘卧榻重庆──重庆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烟帮之盛在重庆商帮中名列前茅，烟税成了刘湘二十一军的主芽税源。第二号烟城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盘踞的成都。成都有八千多辆黄包车，分上下两班，共有车夫16000人，这16000人差不多都是瘾君子，走不了多少路，就要停车吸”松香“（川人将烟客称作松香客）。到青城、峨眉的路上，春天罂花遍野，平日烟土盈市；无论城乡，十里之内必有烟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烟馆中都挂孙中山遗像，久而久之，连孙中山遗像都被熏得黑不溜秋，似乎国父孙中山也变成了老枪。
如果说重庆、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烟城，叙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烟城了。叙府城区人口不过万户，开设的大小烟馆却多达一百余家。私灯尚未包括在内。烟馆越多，刘文彩财源越广──川南各级禁政机关公开征收“红灯捐”，烟馆只要照章纳税，就算是合法经营。每月每盏烟灯收税三元五毛；私灯可予优惠──税金减半，但有一个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违者，轻则处以罚金，重则逮捕“法办”。有资料称，仅“红灯捐”一项，刘文彩可在叙府每年坐收数十万元。
另一项更大的收入来自“公土”勒销。烟馆不仅要缴纳“红灯捐”，还要定期认购县府配售的“公土”。“公土”价格畸高──市价每两一元，官价每两二元一角。差价太过悬殊，“公土”自然没有多少烟客问津。烟馆认购“公土”实际上是为禁政机关作“奉献”的赔本买卖。若不设法“曲线救国”，烟馆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风。好在烟馆老板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如‘北园’的老板侯次修，就是一个官僚地主，‘同乐’的老板田心初就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把头；‘三层楼’的卓云台就是一个资本家。”能量极大，“他们可以用种种方式打通官府，互相勾结，譬如他们的烟灯定额是三十盏，可以临时增加一、二十盏，这一、二十可以买私烟出售”（《刘文彩宜宾时期的红灯捐》〔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如此堤内损失堤外补，烟馆老板不愁没有油水捞，烟馆也就可以维持下去。“公土”勒销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上缴刘文彩主治的“川南禁烟查缉总处”。余下百分之四十算作县长个人的回扣。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向烟馆摊派“公土”，一方面实行“利益均沾”原则，用高回扣刺激部属推销“公土”。双管齐下，“公土”内销渠道自无堵塞之虞。
“公土”内销带来的惊人利润并没有使刘文彩有所满足。他的“气魄”实在是太大了──据称，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由他包销。而云南则是世界主要鸦片产地，1931年，全省产烟达五万余担。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输出。这就意味着，刘文彩每年采购的云土在万担以上，此外，每年采购的川土也在万担以上。如此巨量的“公土”，绝非川南市场所能消化，必须进军重庆市场。但烟帮云集的重庆，竞争非常激烈。刘文彩在其卧榻百战百胜的霸权推销术，在重庆完全不能使用。一时又发明了新的招数，外销因此连连受挫，到1930年下半年，烟土积压已多达四千担。“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军阀政府大力扶持，西南烟土连年丰收，终致供大于求，重庆烟价随之猛跌，鸦片市场一度冷落。这直接影响到刘湘的税收，刘湘急了，下令二十一军防区各县压产，称：“近年以来，烟土产量过剩，不惟大有影响于烟价，抑且扩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减低烟苗之产量，方足以救济四川经济之危机。”但从产的角度减少重庆鸦片流通量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要立竿见影就要从销的角度下手。而重庆鸦片相当数量出自叙府刘文彩之手，刘湘便派人与刘文彩协商，请暂停鸦片出口。刘文彩不负厚望，顾全大局，一方面下令阻关，所有经叙府运往重庆的云土川土一律就地入库；一方面开设吗啡工厂，将积压烟土尽量转化为吗啡销往上海。叔侄配合默契，重庆鸦片经济危机始得纾解。待烟价逐渐上扬，刘文彩才开放叙府烟土输渝。
在刘文彩统一领导下，川南“禁政”和当时全国的“禁政”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的同义语。刘文彩所辖的“禁政”机构，和当时全国的“禁政”机构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
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不限于贸易领域。资料记载：“为了扩大税收，在刘管区内金河、府河两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种烟。……按窝征税，取名‘窝捐’；不重则抽‘懒捐’，税率重于‘窝捐’”。成烟上市，另收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真是欲收其税，何患无辞。总而言之，川南鸦片的种、运、销、吸，每个环节都给刘文彩带来巨额收益。《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称：“刘文彩在叙府一地，从鸦片上面掠夺的捐税，每年约有800万元。”这个数目未必准确，但刘文彩大发鸦片财，为集团私利不惜毒害社会，则是历史事实。“鸦片大王”之谓，刘文彩当之无愧。
但是，从根本上说，鸦片垄断经营乃军阀混战催生的“恶之花”──军阀混战愈升级，常规罗掘愈发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经费，只能不计后果地借鸦片牟取暴利。谁心慈手软，谁就会被无情的竞争所淘汰。其次，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与川南苛杂一样，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团行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刘氏家族集团主帅刘文辉。对此，刘文辉老同学、老“战友”冷寅东有过精到的评述。1976年5月12日，他在成都新开寺74号寓所中告诉来宾：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宜宾地区是川南富庶之地，物产丰富，又是云南入川口子。当时云南鸦片盛产，大量运入四川出售。川南各地也盛产鸦片。这样，刘文彩就以种种名义，课以重税，并且大做军火、鸦片买卖，所以搜刮了不少的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
刘文彩刘文辉大种大卖鸦片的结果，弄穷了农民养肥了他们刘家。刘文辉的钱多，刘文彩的钱多，刘氏家族的钱都多。刘文辉至解放还存外汇、金条。刘文辉的钱用来培养了他的势力，收买了一部分他的人材。例如他在“二刘之沾”时，曾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的师团长。又如，他给二十四近年的军官，都发以高薪。我在刘文辉手下任师长时，就每月领活动经费（工资）七千元，生活费根本要不完（庄园档案E3卷）。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刘文彩“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这才是刘文彩刘文辉相互关系的本质所在。包括鸦片经营在内，刘文彩的所有聚敛行为莫不服从和服务于刘氏家族集团的政治需要。《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鸦片流毒蔓延的祸首就是刘文彩”。这样评断也就颇堪商榷了。
事实上，鸦片垄断经营一直是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摇钱树。随着军阀混战的渐趋沉寂，鸦片产业渐趋凋零。1936－1937年，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迭次严令禁绝鸦片。二十四军占据的西康，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民。”甚至妙龄女子也不例外：“十指尖尖弄玉笛（烟枪），红罗帐里香雾腾。”刘文辉一位旧部追忆：
四川军阀都要贩运烟土，刘文辉搞的特别好，原因是他占据了叙府、宁县（西昌）、西康（康定）三个口子。云土质量好，外销都要经过宁县、叙府。凉山少数民族种的烟，就是从宁县运出来的，以田坝（场镇）为中心进行鸦片买卖，以枪支弹药换取少数民族种的鸦片。那时田坝是鸦片的大市场，外面有什么样的武器，田坝亦有。彝族土司（知识分子）岑光电是田坝人。
刘文辉的禁烟处长胡子运是专门替刘文辉办烟的，住在西康。刘文辉派兵从九龙斗云南西部的中甸去接烟，有专门给他运烟的军队，把烟土折成驮子运到康定，胡子运就帮他运到成都。刘文辉在（成都）武侯祠住了一营人，没有人敢检查。又由这营人运到刘文辉在方正街的公馆，公馆里面设有烟库，由他的三太太杨蕴光经手分配。方正街公馆里还建有金库银库。解放前夕，胡宗南部到成都时，刘文辉部属都跑了，曾查了他的金银仓库，抄出了几万两金子，几万两银子。卢子鹤等曾对我说起过，胡宗南在成都的部属，八个月的开支可用抄出来的金银解决。我亦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去看过，仓库是造得很好的。
鸦片的利润高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说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即由一变二由二变四。一年做几趟，就能获利许多倍。我听说刘文辉的顾问刘衡儒曾对我说过，他交了四十元钱给唐文辉（即唐英，刘文辉部师长），几年后就搞了许多钱，上百万元，人称他为“刘百万”。刘衡儒还劝我搞鸦片，但我不干。那时要发财容易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是靠鸦片发财的。刘文彩的一大财源也是搞鸦片。
刘文辉从云南运烟土，是与龙云接的头。龙云是一直在云南种烟、运烟的（庄园档案D4卷）。
冷寅东则称──
刘文辉退居西康以后，还是大量提倡种烟，利用刘元琮为贩烟，到成都的武侯祠，是他鸦片生意的据点。西康大量的烟土，由刘元琮部下武装贩运，或由袍哥贩运，集中到成都武侯祠刘家军的黑窝。在成都又有鸦片投机经纪商人周培山为其销售。因此，后期成都大部鸦片来自西康……
刘文辉实行的是多头政治：联合一切势力、利用一切矛盾、争取一切党派、采取一切手段以对抗蒋介石，以自保实力。他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他的这些钱，都来自鸦片收入（同前）。
称“都来自鸦片收入”，似过绝对。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回忆，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只是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但冷寅东等当事人的基本评断则属无误，鸦片垄断经营确实是刘文辉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1939年黄炎培作客西康，目睹鸦片泛滥之惨状，曾赋诗两首。过越隽诗云：“红红白白回望平，万花捧出越隽城；此花何花不忍问，我家即倾国亦倾。”过西昌诗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社会各界对刘文辉愤激之辞，屡见报章。
对此，刘文辉有过交待。他在晚年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并不否认主其事者是他本人。他在这里谈的是西康时期，担川南时期又何尝能够例外。
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刘氏家族的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由刘文辉亲自主理，刘文彩则出任“大邑县清剿禁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其兄长刘文渊），同时兼任“大邑县查禁种烟第二小组组长”，下辖大邑南部唐场、安仁、上安、苏家、董镇、韩场、龙泉、沙渠等九乡。刘文彩仍为“禁政大员”。此时的“禁政大员”刘文彩依旧名实相乖──身在安仁，却充当西康鸦片产业的“开路先锋”。刘文辉副官陈耀伦供述：当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罂花遍地时，荥经县却没有一朵罂花──地方人士反对种烟。就在这时，经刘文彩引荐，其亲信唐登汉出任荥经县县长。唐登汉一上任就厉行种烟，并由刘文彩从云南、西昌引来烟种。“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也就是刘文辉有意要种，不过当国民党中央正在禁种之际，不便出头而通过刘文彩来作一种非正式的劝种鸦片而已，地方人士也就无可奈何”（《西康鸦片流毒造成荥经事变的经过》）。这是刘文辉刘文彩兄弟“两位一体”关系的典型体现：“党国要人”刘文辉不便做但又必须做的事，就由刘文彩代劳。犹如“双簧”，刘文彩台前亮相，暗中操纵则为刘文辉。刘文彩实际上终生扮演刘文辉替身的角色。
不仅西康种烟赖刘文彩“开风气之先”，贩烟也须仰仗刘文彩。刘文辉从西康向成都武侯祠贩运鸦片，其中一个中转站便是安仁刘文彩老公馆。刘文彩本人也常常投资鸦片贸易。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谢藻如晚年追忆：
1938年，贺国光当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住渝不住蓉。行辕事务由我代行。行辕有个参谋长，叫刘倚仁。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准备派人去接他母亲，由安庆来川。为避免沿途检查，请我发他一张空白护照，由他母亲自己去填。我就叫管护照的陈尧卿发他一张，但嘱护照上编号码，登记下来，并另记载是刘参谋长要去。两个月后，我接贺国光由渝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刘文彩贩运鸦片，所持护照为成都行辕所发，已被军统截获，戴笠把这张护照交给他了。这事极关重要，嘱我乘飞机明天赴渝。我到重庆后，贺把那张护照给我看，就是刘倚仁拿去那张，有号码为凭。护照内容是刘文彩自己填写的。贺经多方向戴笠解释才得下台。事后调查，知是刘文彩出钱，刘倚仁出护照，合伙做烟生意（谢藻如：《苦忆四川烟祸》，见《四川文史资料》第10辑）。
此事不了了之，刘文彩毫发未伤。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创办“文彩中学”是其个人史册中最亮的一笔，但甚至这一笔也没能挣脱贩烟的阴影。其五太太王玉清回忆：“（文彩中学）修了一段时间，钱也比较紧，刘文彩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刘文辉做了几转鸦片生意，又做了一转谷子生意，才修完的。”终其一生，可说与鸦片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溺于鸦片贸易的刘文彩也染上了烟瘾。不仅自己吸烟，而且款待部属用烟，结交朋友用烟。吸烟成了他在叙府时代的主要社交手段。他曾自称：其烟枪“编一个连还用不完”。但他颇有毅力。退居安仁后，虽然未能根绝烟瘾，却已大为节制，每天七口，绝不超量。他的长子刘元龙却不象他那样乐而不淫，过而不留。终生嗜烟，每日烟榻横卧，云遮雾罩。刘文彩恨铁不成钢，真是害人又害己。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那么刘文彩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叙时刘文彩兼职近十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二万元，合计每年薪额当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额当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刘文彩家产中应该说处于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见了。
尽管如此，刘文彩仍算不得富甲四方。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共八十五人“金榜题名”。刘氏家族共有八人入榜：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居第22位，刘湘部属刘树成居第24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瑭居第25位，刘文彩侄子刘元??居第26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侄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本人仅居第33位。在刘氏家族八位“大款”中，他是倒数第一。
刘文彩家产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田产、房产和珠宝。
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地主阶层在中国农村迅猛崛起。拥地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的军阀－官僚大地主，不乏其人。刘文彩是他们中的一员。其占地情况，1959年有关部门曾公布如下：
大邑县：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
以上合计：12063亩。
其后，刘文彩的田产记录不断刷新：12530亩，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15000余亩，见诸《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真个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刘文彩的田产总额究竟是多少？刘文彩内管家薛畴久六十年代有过明确交待：八千多亩。八十年代，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大邑县志》确认为8091。43亩。
第二大宗是房产。据有关部门1959年统计，其房产分布情况为：
温江县：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一座。
这些统计数字也未必准确。成都市“公馆四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三座──文庙街公馆、陕西街公馆和湖广街公馆。大邑县“公馆3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一座，即安仁老公馆。刘文彩一个儿子回忆，正因为刘文彩在县城一座公馆也没有，所以抗战期间，他的两个小妹在县城读中学时，都住在西濠沟刘文渊公馆里。
另据庄园档案67宗D16卷，刘文彩退居安仁后，仍在叙府拥有巨额房产──街房380多间，独院30多个。合计约六万平方米。刘文彩派人常驻叙府收取房租。每月收房租约大米八十石（每石约400斤），全年应收入大米一千石。
在所有这些房产中，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刘文彩老公馆。二十年代兴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是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座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独领风骚。1992年5月7日，专家实地考察，送了八个字：“当代文物，无价之宝。”这样一尊无价之宝，在当年无疑是刘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显赫的象征。
刘文彩家产从来众说纷纭。至少有三大谜团，即：庄园新公馆之迷；新公馆金库之迷；象牙塔之迷。
新公馆在刘文彩老公馆对面约300米处，呈正方形，面积比老公馆大一倍。这是典型的中西和璧的近代庄园建筑，房屋轩敞，布局对称，既有封建豪门府邸的特点，又兼取西方城堡建筑的某些形式。共有27个天井，160余间房屋，4个花园、花圃，两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比刘文彩老公馆更豪华更气派。有关部门统计的大邑三座刘文彩公馆，就包括它在内。
关于新公馆的真正主人，王玉清早就讲得很清楚：
刘文彩说我们家发迹，主要是我们老（即刘文辉——引者注）出世后从发迹的。我们几弟兄都有住的，以后老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刘文彩在民国二十六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在昆卢寺修刘文辉的公馆，用了二年多时间修成的。这些开支都是刘文彩一人承担的（庄园档案67宗D9卷）。
另一位知情人对新公馆来由陈述更详──
这个新公馆，在解放后的极左年代里，搞地主庄园展览时，被说成是刘文彩自用的，作为他奢侈腐化的罪证之一。尽管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是刘文彩修来送刘文辉的，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修成一式两座紧紧挨着的连体公馆。于是有人猜测是刘文彩准备送文辉一座，自用一座，实际并非如此。当年刘文辉有两房太太，都有权势，各有一个儿子，这两位太太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成都亦是各住各的公馆。因此，刘文彩在构思为弟建房时，就考虑到这个情况，索性造成一式两座，两边都好看。由此，也可看出刘文彩的性格，也可看出他俩的弟兄情。谁也想不到却无心造就了一座古今中外罕见的连体孪生建筑（粟子：《刘文彩的后半生》〔未刊稿〕）。
为了接收新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专程返回安仁，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云南王”龙云送去一块大金匾；刘文辉自己也作了两块大金匾，一题“沛然堂”，一题“致远堂”，均为刘文辉手书，两院各一个，挂在大厅正墙上。这些金匾和公馆中的其它金匾一样无一留存：1950年春，有些精明的漆匠知道大户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就到各地给大宅院的匾对洗金，洗下来的金粉自得，按金量多少酌给户主一点钱。漆匠有利可图，户主也可以变出活钱来缴纳派款。刘氏庄园的匾对就是崇庆县西街一个漆匠洗的金，洗后的匾对都论斤缴了柴火任务。现在游客看到的庄园匾对，是庄园陈列馆建馆时重新制作的，当时已无金粉生产——从前生产金粉，大多供匾对、招牌、佛像及家具装饰之用，建国后这类用户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已经实行金银国有，即便有个别金粉用户，弄不到原料也没办法做。所以有关部门制作的庄园匾对，都没有像原有的那样大量使用金粉，看起来远不如原有的气派堂皇。除了龙云赠金匾，包括崇庆县长幸蜀峰在内的四川各界名流，也都送礼庆贺。刘文辉眷属随后入住。新公馆归属刘文辉无疑，却被有关部门划归刘文彩名下，至今未予澄清。
刘文辉新公馆“易帜”，其中的金库也就随之易主。
刘文辉新公馆有间中式客厅，四周用木板镶成板墙，挂上名人书画，座椅茶几摆放整齐有序；来往宾客在这里品茗叙谈，却无人知晓那道风流儒雅的板墙并非板墙，而是一道夹墙，用二尺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更不知道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秘密。
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是金库，库房呈“M”形，总容积576立方米。走进铁门，有三条宽大的长方形甬道。整个金库密不透气，仿佛与世隔绝，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开国初解放军打开金库，里面已空无一物──胡宗南溃兵路过大邑，曾在此驻扎，从夹墙的厚度看出了蹊跷，便用刺刀乱戳木板，终于发现金库。于是，新公馆金库和刘文辉成都金库一样遭洗劫。当年板墙上留下的刺刀痕迹，现在还清晰可见。
新公馆金库遇劫内幕，1992年4月25日《天府周末》发表的贵州财经学院王尚端老先生的一封来信，有过详细介绍。开国初王老先生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政治部任秘书，该校设于新都县城，距安仁很近。成都地区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士官生，一律编入该校学习改造。结业前夕，学员们分三次自动上缴了大量黄金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并交待，这些黄金大多是在安仁刘家公馆抢的。校方即派王尚端将这些黄金解送当时的川西军区政治部。据此，抢黄金的就不只是胡宗南溃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等经过安仁的国民党部队，都曾染指。
金库遇劫内幕至此大白于天下。但金库和金库中的珍宝何人所有仍需索解。《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宣称：金库及其中珍宝属刘文彩家产：
这里曾经储藏着刘文彩的万贯金银。刘文彩建这个金库非常秘密，连经管修建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设计师则在金库完工后就失踪了。
这不过是照搬“水牢”笔法。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其实另有来历。
这就必须说到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开采。
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而外，就是黄金开采了。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对川康地区的黄金资源作了实地考察。近年来我国政府根据任教授通过他的学生罗瑞卿将军转呈国务院的《采金刍议》，发现了一些大中型金矿。任教授对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开采情况知之甚详，在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的前几个月，发表了题为《“黄金大王”刘文辉》的文章，回忆说──
他以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名义，派军队进驻隆达，首先将停废多年，年产万两的隆达金库恢复起来，财政逐渐宽裕。
1937年……成立金库局，监理隆达、色尔西两厂和一些小矿区的采金税收。金库局也直接雇工开采，供给采金工人食品、衣物和工具等必需品，折合黄金予以借贷，吸收课税以外的黄金。利息比土司、头人、寺庙均低，矿工们都乐于贷用，也乐于交售金子。十几年来，川边（即西康地区）开采的黄金几乎全归金库局掌握。
……刘文辉还用西康土货，与比邻产黄金云南丽江、永昌交换产品，每年进行4至6次交易，广开黄金渠道。据初步估计……到1949年解放止，15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陈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100万两左右（《民盟史话》第346－347页）。
这些数目惊人的黄金，分别储存于西康和四川。在四川有两个储存点，一个是成都方正街刘文辉公馆，再一个就是安仁刘文辉新公馆。
新公馆金库是在新公馆落成付用之后开始修建的。1942年春刘文辉回安仁接收房子，三太太杨蕴光选定了一套院落。杨蕴光娘家几个亲戚不久就搬了进去，为他们守房。另一套院子归刘文辉二太太李氏，但李氏撒手不管，只好托一位给刘文辉管田产的何姓管事照看。1943年，刘元龙对弟弟发牢骚，说：“费钱费事修房送人，人家还不满意。”弟弟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便说出原由：杨蕴光派了几个外省工人，到安仁改建新公馆。但刘元龙弟弟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很高，看不惯新公馆的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不过就连刘元龙弟弟也承认，这使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因为改建之前并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直到几十年之后，报刊将新公馆金库炒得沸沸扬扬，刘文彩后裔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蕴光请外省工人改建的房子是金库密室。也就无怪乎新公馆金库之设，“连经管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其实岂止是总管家，刘文彩五太太王玉清几十年来也反复声明：“（新公馆）里面的金库我不知道。”新公馆金库之设无疑属于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的绝对机密。
很明显，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与刘文彩家产无涉。
刘文彩家产的最后一个大宗是珠宝古玩。这方面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不难窥见其大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一直辟有专室展览“庄园文物”。展品据说为刘文彩生前所有。如金佛、金兽、金杯、金圈、金项链，如银龙、银兽、银盘，还有美丽的珊瑚、发光的宝石、底部可露出美女头像的美人杯、能象鸟儿那样嘤嘤作声的鸣壶，莫不异彩纷呈。其中，最精美同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象牙塔十三层，六角形，尖顶。塔高46厘米，台基四周有六根扶栏，内有阶梯七级至第一层亭阁；阁内一佛像盘地而坐。象牙球全高32厘米，球直径75厘米，球座高245厘米。球体镂空，也有十三层，表层大如皮球，里层小似豌豆。雕刻着游龙、云彩；有十三个孔，可分别从表层看透里层。球座雕刻着脚踏莲花的仙姑和对她顶礼膜拜的善男。象牙塔、象牙球均系纯牙雕，属国家一级文物。其身世有两种说法。
一是有关部门所持的买赃说。
说是194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邑发生了一起轰动四乡的盗窃案，十多个蒙面大盗从县城北门城墙翻入一座别墅，别墅主宾猝不及防，被蒙面大盗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楼上楼下，抄了个一片狼藉。包括象牙塔、象牙球及白狐裘在内的所有贵重衣物和首饰珠宝，被蒙面大盗洗劫一空。就连女眷口中的金牙齿，也被悉数拔走。蒙面大盗得手之后，从容而遁。别墅隔壁的东岳庙有一连驻军，但驻军并无反应，一枪未开。
别墅主人姓刘，名成勋。
民国时代，大邑出过三大军阀，这三大军阀都当过军长和省主席──两个出自刘氏家族，即刘湘和刘文辉，再一个就是刘成勋。刘文辉还在陈洪范的十八师当团长时，刘成勋就已经是川军第三军军长。在驱滇之战中越级提拔刘文辉、气得陈洪范跳脚的“勋公”就是他，算得上刘文辉的老前辈，于刘文辉也有知遇之恩。孰料刘文辉丝毫不念旧情，在1927年把“勋公”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点老本不给。刘成勋只好宣布下野，灰溜溜地返回大邑。刘文辉仍不放过他，公然任命大邑袍哥头子牟二蝗为独立团团长，监控“勋公”。刘成勋不能不磨灭志气，颓废沉寂。为防不测，连县城也少进。只在大邑牟家坝附近修了座公馆，与个别士绅交往，把酒论盏，赏花弄月。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其活动空间才稍有扩展，常去银屏乡绿云绾，和士绅查敬中等种植树桐树，培植果园。此外，在大邑县城关皇城修了个小巧雅致的别墅。1944年，刘成勋六十大寿，县城士绅前往贺寿。在任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刘文辉、邓锡侯等“党国大员”都送了贺礼。并邀川剧名角廖竟秋等到别墅演戏，盛况空前。刘成勋心花怒放，哪知道他已经来日无多，不出一年就因高血压突然去世。去世不久，蒙面大盗就光临了他的别墅。
此案非同小可。案发第二天，大邑县长何正明即宣布戒严，挨户搜查；同时前往别墅，向刘成勋夫人问安请罪。刘夫人大发脾气，把何县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消息传到成都，新任省主席王陵基极度震怒，责令何正明限期破案，何县长查了很久，仍无头绪。王陵基遂将何正明撤职，另调青神县县长杨荫池接任。杨荫池不敢怠慢，但最终还是弄成了一桩无头案。
所谓无头案，并非真的“神龙见头不见尾”。其实杨荫池是破了案的──1947年某日，王安懋的妻子办寿酒，邀请刘成勋夫人孙茂林赴宴。请柬送到时，孙茂林正在床上吞云吐雾，不愿赴宴，就让侄女代行。侄女要打扮一番，但没有合适的首饰，孙茂林打开自己的珠宝箱，叫侄女挑选。珠宝箱琳琅满目，在一旁服侍孙茂林抽烟的何松廷简直看呆了。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侄儿，他的侄儿又转告了邛崃县大新场匪首侯泽。侯泽便在8月26日夜下了手。后因分赃不均，有人把内幕说了出来。杨荫池把侯泽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孩子传到大堂上审问。侯泽的妻子很老练，矢口否认家里有什么刘成勋遗物。杨从她那里掏不出实话，转而以孩子为突破口，孩子经不起几颗水果糖的引诱，老老实实供出家里确实有象牙球和象牙塔，所述形状与失物相符。劫案告破，但案犯之一何松廷是刘成勋亲戚，考虑到刘成勋家族的声誉，杨荫池没有公布案情。部分赃物被追回，象牙球、象牙塔和白狐裘却不知所踪。但据有关部门称，建国初这几件宝贝突然亮了相──“大邑县解放，群众在刘文彩老公馆清理物什时，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人们惊异，刘总司令的失物为何到了刘文彩的家中呢？”（《地主庄园沧桑录》第202页）对此有两种解释。或称刘文彩早就喜欢上了那几件宝贝，多次求购，都遭刘成勋拒绝。无奈之下，铤而走险，串通侯泽行窃；或称侯泽抢了那几件宝贝，见官府追查甚急，便投奔刘文彩老公馆，将赃物拱手相让，以换取刘文彩的庇护。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关部门认定，刘成勋的宝贝落到了刘文彩手上。据说这点还得到了刘成勋后裔的确认──1960年，正在大邑县城读初中的刘成勋小女儿刘培英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参观，看到了象牙塔。回家告诉她母亲说，那象牙塔就是她爸爸的象牙塔。因为她亲眼看见象牙塔底座上有孙中山刻的字。但她嘱咐母亲不要声张，她家是地主，怕说出来影响不好……
买赃说的内容大致如此。此说跌宕起伏，颇具戏剧色彩。但失之于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按说求证并不难──刘成勋的象牙塔为孙中山所赠，底座确有孙中山题字。所以，只须将象牙塔底座审核一番，即可真相大白。如此简单的求证手续，几十年中竟未着手。直到引出一桩官司，有关部门这才不能不着手──九十年代初，定居美国的刘成勋后裔到庄园参观，得知象牙塔系刘成勋所有，便一点不客气地要求陈列馆奉还“祖上遗物”。对海外华侨的呼声，有关部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随即将象牙塔送法院鉴定。鉴定结果，庄园展出的象牙塔其实是仿制品。这一来麻烦了──不是说早就“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吗？果真如此，有关部门就应该拿出真品，物归原主；如果拿不出真品，说刘文彩窝藏象牙塔及其它刘成勋遗物又有何依据？于是，尽管刘成勋后裔一再上诉，有关部门也只好“忽然闭口立”了。所谓“买赃说”，实际上不攻自破。
另一说为刘文彩后裔所持的自购说。刘文彩后裔只承认象牙球为刘文彩遗物，但断言此象牙球非彼象牙球，而是刘文彩夫人杨仲华在上海购得。1937年，刘文彩刚满九岁的三儿子刘元富患脑膜炎，医生用药过量而致耳聋。杨仲华带刘元富去上海求医，逛商店时看中了象牙球，标价五百大洋一个。开初杨仲华不敢买，因为刘元富在上海治疗无效，马上要去北平求医，估计去北平还要花很多钱。没想到北平之行花钱不多──医生判为不治之症，不同意住院治疗。适逢“七七事变”爆发，战云笼罩北平，母子俩怏怏返沪。抵沪又逢“淞沪抗战”，交通中断，困了一个多月。闲来无事，杨仲华又带上孩子逛商店，这才下决心把象牙球买了下来。因旅途险恶，杨仲华不敢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就托商店代办托运。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婚礼期间，杨仲华曾把象牙球从成都带到安仁，在老公馆大厅展出，供来宾观赏。一同展出的还有珊瑚树、金丝猴皮垫。刘元龙婚礼在先──1938年，刘成勋别墅被盗在后──1945年，可见二者本来毫不相干。刘文辉长女刘元恺以亲见亲历向笔者证实这种说法。并有如下补充：
（杨仲华）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象牙球）多好看。我就问五爸（刘文彩），我说你给我嘛。他说二天（四川话，意思是将来）给你买一个，不要闹不要闹，二天结婚的时候给你买一个——买一个娃娃。他（指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说啥子从刘成勋那儿抢来的，还有个貂皮大衣。我当时就给他说你要改，这个事我清清楚楚。我跟他说了，他又问王玉清，王玉清也这样说。转过来问刘元华（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也是这样说……那你（指地主庄园陈列馆）还把它整到那儿做啥子？他（指陈列馆工作人员）还来喊我录音写证明入档。我说入啥子档？你那个档是要取消的档。我说你（指陈列馆工作人员）关到录音机啊，我说马上把你吆出去……。他（指陈列馆工作人员）经常到我这儿来，你跟他说的话他又不听，我说没有啥子意义嘛，我们晓得真实情况，而且这个象牙球我清清楚楚，我还问他（指刘文彩）要过。这个东西（指象牙球）还硬到说是从刘成勋那儿抢的，为五百块钱。刘文彩原先那么多钱，去抢五百块钱的东西，那太出格了嘛，你就一般推断都不会这样做。
岂止是怀疑在象牙球问题上栽赃。其它庄园文物，刘文彩后裔也认为大多是栽赃。庄园陈列馆曾收到一封刘元富来函，来函在说明象牙球身世后笔锋一转，称：
我现在证实了这个象牙球是我母买回家的，但不能因此而推论其他一切“珍宝”都是我家的。首要的根绝是我父亲生前根本不喜欢收集珍宝玩器。家里女眷们当然各有几件，也是普通的饰物，够不上珍奇的标准。对于馆里那些“珍宝”，我想起两个线索：
1．文革前，我有个朋友在寄卖行管买卖电器。有次他告诉我，珍宝部的同事说，有人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发票开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2．文革初，我被红卫兵关在一个教室里；难友中有个电车公司的人，三十岁左右，问我：“庄园摆的那些名堂是不是真的？”我说没见过，不知道。他说一定是假的。我问何以见得，他也说在寄卖行看见有人采购珠宝开庄园发票的事。
可见陈列馆曾经大量采购这类东西。那时全国都没有经营这类东西的商店了，只能在仅有的几家寄卖行去找。再就是土改时地主们上交退押的、政府还没有处理完的，也可能送到陈列馆里去充实刘文彩的“代表性”。
从这几种来源来看，我认为不会有什么真资格的珠宝。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有个远亲在香港做生意，香港沦陷时，他回到成都，有次来看我母亲，闲谈中说起宋蔼龄曾在香港买过一对镶钻手镯，价格六万美元。与目前国内新闻报道的，二十万元买一条狗，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拿馆里所吹的刘文彩的豪华享受，比得上吗？
九二年秋，曾问我馆内某处是否原样，并说要恢复原样；我认为不可能。首先那十几个猪圈和猪圈下面的七、八个大茅坑就不便复原，还有不少地方已改建得很美观，更没有必要去复原了。当时我说了一句，如恢复原样，就没有看头了，这是包括“人”的原样来说的……。
九三年初开始，报纸上又重新大量渲染刘文彩的“豪华腐化”，什么“欢喜楼”、“逍遥楼”这类古小说中才有的名词，又出现在庄园里了。我知道这不是现任领导们创造的，而是不自觉地继承了过去“左”的时期的那一套……。
联想到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一位负责人曾批评：“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指示陈列馆“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刘元富来函所反映的情况，实在是情理中事。但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对刘元富来函所提出的问题作任何解释。
刘文彩家产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作为当时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及其家族不可能不富有。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除田产、房产比较肯定外，其余的就只能推演其大概，无法得出具体数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从前清算刘文彩历史，完全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宣传，耸人听闻之辞不可能反映真相。刘文彩固然是聚敛大王，但在四川军阀的聚敛大赛中还算不得独占鳌头；刘文彩固然是财富巨亨，但并不象相关著述描绘的那样富可敌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