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十八﹕杭州散记

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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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20日讯】2000年十二月﹐就是我本人经历了十年牢狱之后的半年﹐我第二次到了杭州﹐据说这个美丽的城市﹐吸引过无数游客和热爱自然美景的人。这个时候的杭州﹐和八十年代的杭州相比﹐外观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我主要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经营服装批发。感到城市外观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心的变化。市场上﹐你可以时常看到外地来的商贩﹐多数拂晓到达市场﹐然后挑选好服装﹐坐上长途大巴﹐返回原地﹔那些摊贩﹐多数完好遵守市侩原则﹐见到有利可图之人﹐满脸堆笑﹐极尽讨好卖乖之能﹐而一旦发现对方无利可图﹐立刻换个面孔﹐转眼之间冷漠得惊人﹔周遍的那些居民﹐基本全都是依靠房租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在租金上﹐也同样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根据供求而调整房租。这些纳税人﹐也如同张林所说的那样﹐“如同蝼蚁一样﹐低着头﹐拼命地找口吃的﹐苟且媮生”。

就是说﹐城市外观的变化﹐根本没有提升他们的精神水准﹐也同样没有实现他们的公民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公民权利。在官僚阶级面前﹐他们除了纳税﹐只不过是免除饥饿的动物罢了﹐还没有享受到人类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

遇到几个吵架妇女

大概是十一月十九日中午﹐我告别了贵阳一批坚定的﹐非常富有团队精神的民主战士﹐卢勇祥﹑李任科﹑曾宁等等﹐登上了贵阳到杭州的火车。沿途除了回忆和他们的友好交流﹐就是不得不忍受中国大陆管理得最差的列车的脏乱和拥挤。二十日晚到了杭州。

在验票口﹐见到一个旅客问一个妇女﹕“地图多少钱一张﹖”答曰﹕“五元。”问﹕“两元钱卖不卖﹖”那个卖地图的妇女﹐顿时脑门上青筋暴起﹐大喊起来﹕“你道是粪便﹐也不止两元。你是拿我开玩笑﹗”旅客也是个女的﹐开始有点纳闷﹐接着有点生气﹕“你不卖就拉倒﹐干吗要这样铳人﹖” 卖地图妇女更加生气﹐有点失去节制了﹐继续喉叫﹕“那些王八蛋厂长经理﹐拿我开心﹐想嫖老娘﹐嫖不上﹐就叫我下岗。你算什么东西﹐也来拿我开心﹖还要我全家活吗﹖我拿来也不止两元﹗”那旅客也高声回应﹕“你全家死活与我有什么关系﹐有本事找共产党拼命去﹐在这里逞什么能﹗”﹐两个女人﹐吵成一团﹐难分难解。

这个时候﹐我打量了那个妇女的微型报摊﹐两尺见方的小小的简易桌子以及地面上﹐放几本杂志﹐几份报纸﹐十几张地图。人大约三十多岁﹐面黄肌瘦﹐五官端庄﹐只是面部和神情﹐到处都显示出仇恨和苦闷的痕迹。心想﹕“又是专制腐败的牺牲品﹗”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劝说他们﹐我也参与了﹐劝走了那个旅客。路上﹐那旅客说﹕“真讨厌﹗她毕竟还没有被强奸啊﹗我的一个同学﹐被我们县一个头头骗奸了几年﹐说好为她找门路﹐长期霸占他﹐到现在还没有着落﹐不过是每个月给她千把块钱花花。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说﹕“那卖地图的也值得同情﹐被那些禽兽厂长经理们坑害了。理解她的心理背景﹐就不觉得她可恶了。”那旅客眼睛一翻﹐对我说﹕“你有毛病吗﹖我同情她﹐那谁同情我理解我﹖共产党弄得人人自危﹐我管得了谁﹖”一看她那要吵架的样子﹐我赶快走了。心想﹕“又是一个共产专制的受害者﹐心理失衡﹐由于受到国家的危害太多﹐苦水没处倾倒﹐遇到什么人﹐都可能发泄仇恨和不满。”

刚刚出站﹐看到一群妇女﹐围住一个老外﹐还有几个妇女﹐骂成一团。她们的杭州口音﹐叫人半懂不懂。一个刀条脸女人骂道﹕“老娘刚刚找到客人﹐比你先﹐你为什么抢我的生意。”另外一个黑瘦女人﹐也不甘示弱﹐骂道﹕“你能做你妈老娘﹖客人喜欢跟哪个﹐就是哪个客人﹗他脸上写着是你的客人﹖不要脸﹗”

我对身边的看闲妇女﹕“都是找饭吃的﹐朝朝见面的﹐大家让着点﹐还有下次呢。有什么好吵的﹖”她说﹕“谁都不怪﹐都怪老共腐败﹐我们原来都有很好的厂子﹐现在都垮了﹐只好自谋职业﹐你不吵﹐每天有了生意﹐就被别人抢走﹐我们的孩子还吃饭不﹖大哥﹐你不要唱高调好吗﹖我们也不是天生喜欢吵架﹐还不是逼出来的﹗你叫那些官太太﹐那些厂长经理的小老婆﹐会到这里来吵﹖她们撒到厕所里的﹐也够我们一家活几年的。”

我一时无言以对﹐想想她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这个国家的官僚阶级﹐不是那样疯狂地腐败﹐将国民基本生存的空间围剿得越来越小﹐她们不是安居乐业﹐就是发财致富﹐哪里会没事﹐会跑到这里吵架呢。

那两个吵架妇女看看就要打起来了。见到那个老外非常窘迫﹐不知如何是好﹐我上前隔住她们﹐同时问那老外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老外用英文说﹕“我从西德来旅游﹐这里一个说西湖宾馆好﹐一个说她的宾馆好﹐我不知道哪个好。你住过西湖宾馆吗﹖”我回答道﹕“还没有﹐但是离这里不近。”又对几个妇女说﹕“你们不要吵了﹐这个老外﹐是我朋友﹐我来安置了。”说完﹐带那老外﹐到了路边一个出租车边上对司机说﹕“他是我朋友﹐在起步价之内﹐为他找一个三星级宾馆。”司机答应了。我又告诉那老外﹕“看计程器﹐起步价之内﹐有不错的宾馆。”

就这样﹐如释重负﹐乘公车到了杭州东北郊的石桥。这里有我熟悉的乡亲﹐房租﹑蔬菜的价格﹐比城里便宜﹐我感觉自己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了。

2﹒石桥居民的诚信

石桥是个镇﹐这里的石桥由石桥镇的几个村子组成。附近有包括杭州叉车厂在内的很多工厂。附近的小区﹐很整齐﹐结构造型整齐划一﹐所不同的仅仅是各家的内外瓷砖﹐略有差异。一般是四层﹐﹐每间都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二者合在一起﹐外加一个阁楼﹐阁楼没有专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房东一般住二楼﹐其它各层一律出租。一般每家一年的房租收入在三﹑四万到五﹑六万﹐高些的要达到十万左右。这里的居民﹐仅仅靠房租﹐就饱暖有余了。几年一过﹐当造房子的成本收回后﹐他们和子女﹐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房租。

房租的价格大体是﹕阴面的东面﹑西面﹑北面的房间﹐没有阳台﹐常年不见阳光﹐价格是18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个月﹔阳面有阳台的﹐中间房间﹐250元人民币一个月﹐两边房间顶部有坡面的﹐230元人民币一个月﹔阁楼﹐150元人民币一个月。

小区多是农民的拆迁后安置小区﹐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安置﹐而是当地政府官员有意识的安置。当地政府规划好后﹐要求农民一律原地造房﹐不然走路﹐钱不够﹐向亲友借﹐再不够﹐政府贷款十万。这里的农民历年依靠原来的房租﹑小生意﹑上班等等﹐已经有了积蓄。加上贷款﹐很快一个个规划过的新式别墅式小区﹐相继完工。

杭州郊区的镇子﹐都很繁荣﹐物质上大多有城市化的气象。不似南京的城市﹐出了城区﹐就是农村。龙潭镇﹑尧化门镇﹑燕子矶集镇﹑麒麟门﹑马群﹑汤山﹑双闸﹑上新河等等﹐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的﹐根本无法和杭州的郊区相比。

中共官僚体系的腐败﹐无论哪里﹐不相上下﹐一样地吃喝嫖堵﹐一样地盗窃国库﹐一样地公开打劫人民﹔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倒是颇有悬殊。南京的郊区建设﹐和杭州郊区的建设﹐有如此差距﹐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

杭州石桥的居民﹐要比城里面的居民﹐多了许多和善与诚信。租房不用书写契约﹐房东只要说租给你﹐交点押金就 够了。房租一个月一付﹐房东也不写收据﹐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房东会赖账。如果你要不租了﹐提前半个月﹐说一声﹐房东不会有任何怨言。在马列主义文化强烈地腐蚀毒化华人灵魂﹑污染中华社会风气的毒雾中﹐能够分享杭州北郊石桥居民的朴实﹑良善与忠信﹐真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收获。

在这里的石桥南苑﹐我租了房间﹐暂时住了下来。

3﹒干净的公厕和暂住制度

在石桥附近﹐小区的厕所经常打扫的非常干净。有天遇到一个保结工﹐问她待遇如何﹐她说﹕“兼职打扫五个厕所﹐每天两次﹐四百五十元一个月。”附近的江干区的华丰村那里﹐也遇到过这样的妇女﹐那个妇女专职负责七个厕所﹐月薪是七百元。这两个妇女﹐都非常谦和﹐每次看见她们时﹐她们都低着头﹐拼命地工作。她们刚刚打扫过的厕所的干净程度﹐比南京的很多写字楼更干净些。

那么她们的工资从哪里来呢﹖据当地负责管理的人说﹐这些开支都来自外来人口交纳的暂住费。石桥本地的人口是一万多﹐而仅仅到石桥派出所登记的外来暂住人口是四万多﹐估计没有登记的最起码在四五万以上。外来人口一年的暂住费是四十五元(名义上五元是暂住费﹐四十元是包括垃圾清理﹑环卫在内等物业管理费)﹐四万人交纳的暂住费一年是一百八十万左右。这些费用归当地的村委会收取。那么这是变相地收取暂住费用﹐还是的确需要这样的物业管理费用﹖物业管理费用应该找房东交纳﹐因为房租中就应该包含了这样的费用。向外来人口收取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理的。这种榨取外来人口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的。

城管队无所不在

在石桥南苑北大门左手西拐﹐百米左右﹐有个新华工业园区﹐还不到着这个园区的门口﹐大马路外边的自行车道的外面﹐有一溜人行道﹐约五米宽。这里既是很多下岗失业者﹑进城谋生者的找口饭吃的地方﹐也是虎狼般的城管队增加收入的地方。这里早上有四﹑五家早点摊子﹐卖油条﹑箭包﹑馄钝﹑拌面﹑包子﹑油饼﹐等等﹐只能营业到八点半﹐每家必须每个月交纳3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晚上这里有三﹑四家大排挡﹐卖各种家庭炒菜﹐各种煲﹐也卖面条﹑炒粉﹑炒米线一类﹐就餐者﹐都是打工群体﹐每家每个月要交纳管理费人民币600元。

这也是中国特色。在百姓的头上﹐除了党政军警企的中共官僚们﹐后来又都了城建局下属的城管队。熟悉这个机构的人﹐都知道城管队人员﹐象虎狼一样﹐到处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很多时候﹐他们完成了警察不好意义公开实施暴力的工作。

就在张林还没有到达杭州的时候﹐某天下午﹐在石桥南苑北中门门口﹐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在卖橘子﹐他清瘦而心细﹐慢慢擦他的秤杆﹐三轮车干干净净的﹐大约有百多斤橙黄色的橘子﹐躺在车厢里面﹐偶尔见到行人﹐他总是憨厚一笑﹐说声﹕“大哥大姐﹐买点橘子吧﹐刚摘下的。”

突然一辆白色的城管卡车﹐飞驰而来﹐下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城管人员﹐折断他的秤杆﹐抬起他的三轮车﹐就往卡车上仍。他苦苦哀求说﹕“大哥﹐我这是找口饭吃﹐家里没地可种。”城管人员说﹕“别废话﹗没地种找胡锦涛去﹗不要在我们这里扰乱。”那小伙子还是哀求﹕“大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有地种﹐也不赚钱。我来找工作﹐还没有找到﹐老婆孩子等我回去买米下锅啊。” 城管人员说﹕“不要在我们面前罗嗦﹐你家困难﹐谁家不困难﹖不抓你﹐领导就命令我下岗﹐我的老婆孩子不要买米吗﹖快﹐连你人也上车﹗”猛烈的推搡下﹐那个为了口饭的小伙子﹐寡不敌众﹐哀求失败了﹐没有人怜悯他。城管人员﹐对待他﹐万般类似于老鹰抓捕小鸟。

就这样﹐三轮车和那个小伙子﹐一起被强行抬到车上。到了城管队﹐等待他的是罚款200元人民币﹐还要没收他的车子。

次日中午﹐太阳暖暖的﹐在石桥工商银行门口﹐又看到一起类似的事件。一个安徽的妇女﹐矮个子﹐胖胖的﹐两颧明显带有苏北皖北冬天寒冷留下的紫红色痕迹。同样是一辆三轮车﹐车厢里一堆橘子﹐一杆秤。不一会﹐仍然是一辆白色的城管队卡车﹐飞驰而来﹐几个凶神恶煞的﹐身穿城管制服的人员﹐下车跑来过来。第一件事﹐折断那妇女的秤杆﹐接着要抬三轮车上卡车﹐妇女死死拉住﹐同样哀求他们﹐说﹕“以后我不买是了﹐我还没有开始买一斤呢。你们行行好﹐我家乡遇到水灾﹐我丈夫又是病人﹐三个孩子﹐学都上不起。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也不年轻﹐长相也不好﹐真的要年轻漂亮﹐为了老公孩子﹐我干脆也去干啥了﹖哦﹐去坐台。没有办法﹐才卖橘子的。”城管仍然继续凶狠。僵持之同时﹐围观的人多了﹐而且围观的人﹐听那妇女称述后﹐有些义愤了﹐有的人指责城管﹐说﹕“那么多贪官﹐你不去抓﹐和人家一个卖橘子的狠什么﹖”“人家也没有弄脏地面﹐也不扰乱社会秩序﹐你们放一码不行﹖”“你们干吗欺侮人﹐不就是卖点橘子吗﹖又不是你们领导大人们那样﹐偷盗国库﹐贪污公款﹐吃我们老百姓的血汗﹗”我也请求城管变通处理。城管见状﹐略微有些和缓了些﹐其中一个高个胖子﹐心地的确也宽厚些﹐就说﹕“那就罚款吧﹐一百元。”那妇女一听﹐脸色犯难﹐说﹕“我拢共身上只有三十元﹐你们看。”边说边掏口袋。城管自然不同意。僵持了一会﹐围观者的愤怒﹐城管是看到的﹐于是就拿走了三十元﹐卡车﹐呼哧而去。那个妇女﹐满脸尴尬的笑容﹐说﹕“今天算是遇到心地善良的城管了。要不﹐我还不知道要赔多少呢。”

管理市场是必要的﹐但是中国大陆城管的管理﹐多半是借机乱罚款而已。处理这些无证摊贩﹐其实不难﹐这个工作不应该由城管履行﹐应该由工商局履行﹐遇到就责令补交一个月的应该交纳的管理费﹐本月内﹐摊贩可以凭城管开出的补交管理费用单正常营业。

但是利益驱动﹐马列主义和目前权力不受有效制约的制度﹐推动很多部门﹐只顾拼命榨取老百姓的血汗﹐而不顾他们的死活。他们不过是要挣钱买米﹐供孩子上学﹐可是官僚阶级以及他们的帮手和打手们﹐哪里考虑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执行上级指令﹐保住自己的饭碗就是最高原则。

记得二零零零年底﹐我在杭州的里街﹐遇到几个杭州的朋友﹐他们都在派出所里充任保安﹐他们说﹐所里给他们分配的罚款任务是一万﹐不完成就没有收入﹐他们只好遇到外地的人和三轮车﹐甚至是骑自行车的﹐也要捏造违章之类的借口﹐然后强行罚款。

可见哲学的唯物主义在中国﹐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利主义了﹐人们被迫象猪狗一样﹐拥挤在很小的空间﹐奉行弱肉强食的信条和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互相坑害。在这类同类相互撕咬的过程中﹐劳动阶级沦为最大的输家﹐养肥了贪官污吏﹐养肥了腐败群体的﹑特权群体的打手﹐自己却不得不“低着头﹐找口吃的﹐象蝼蚁一样﹐苟且媮生”。

杨天水于杭州北郊

2004年十二月中旬(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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