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2日讯】我毕生难忘这一天：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我也难忘这一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在这两个日子中间，整整六十四天，我失去自己的姓名和人格，仅仅剩下这副皮囊和呼吸，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活物。
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西村监狱，一位中年军官把我带进一个办事间后就走了。办事间里有两张办公桌，靠墙一个大档案柜，一个军官给我办理‘入住’手续。和住医院或住宾馆不同，我没有行李，但必须取下随身带着的自来水笔、手表和穿在脚上皮鞋的鞋带。取下就取下罢，我倒无所谓，笔和表这时对我毫无用处，鞋带属于绳索一类，本来就是用来捆绑东西的。我不是东西，是人，也教人用绳索捆绑螃蟹似的，捆个结实，刚才在警备司令部才解开，现在把鞋带拿走，也好，解除束缚嘛。
只是，要我把裤子上的皮带也拿下来，哪可不行﹗我觉得受到侮辱，拿掉皮带，裤子还怎么穿，难道整天用手提着？那办事的军官看看我的登记表，微笑着向我解释道：‘你是个知识分子，道理应当可以明白。入狱的人，身上的所有绳带，都必须取下来放在这里保管。我们信任你，不会在监狱里乱来，但你无法保证，其他的人不会把你的皮带拿去干坏事﹗比如，用皮带自杀。’而且说这是历来就如此的‘狱规’。
取下皮带我勉强可以接受。又因为军官提到‘入狱’、‘监狱’及‘狱规’等词语十分刺耳，我不假思索即予回驳。是和你穿一样军装的张代表把我弄到这里来的，既无拘留证，又无逮捕证，更无法院判决书，我能算‘入狱’吗？
军官好像不屑与我辩论，一本正经地向我当面宣布三条纪律：一、不得告诉他人我原来的职务和工作单位；二、在囚室里不得与他人谈及自己的案情；三、不得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任何犯人，只须记住自己的编号是一一Ｏ八。我真正感到忿恨和痛心，从这一刻开始，我连使用真实姓名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让我记住一个号码，岂不是要我的命。谁都知道我最大的弱点就是数学盲，两位数还好些，三位数重复多次勉强可以记住，三位数以上，毫无办法。直到现在，我可以记忆起从前许多人和事，甚至某些细节，就是记不住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心里一急，没想到却急出一点智慧来。一一Ｏ八，后面两位数，不是正巧与我的名字同音吗？当时一下子就记住了，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狱警带我走进一条阴暗的甬道，光线从甬道尽头高墙的小窗口投射进来，我的眼睛不能适应，勉强可以看到两旁是一式的矮门，一律上锁，我猜想是两排监仓。走到左边最后一个矮门，狱警开了锁，突然问我：‘有你认识的人吗？’我扫了一眼，监仓里已有四个人，一律背心内裤，席地而坐，脸无表情。我说：‘没有。’狱警又问监仓里那四个人：‘你们有人认识他吗？’四人同声答道：‘不认识。’然后，叫我进去，随手从外面上锁。我心里觉得好笑，都说不认识，住进来不就认识了吗？多此一举。
这间监仓不到十平方，靠后墙的一半是略高于膝盖的平台，另一半地板上垫了一块木板。后墙高处一个加了铁栅栏的小窗，天花板上一只二十瓦电灯泡，监仓门上端开一小圆孔，下端开一个大一点的方洞，每天两顿饭就从这个方洞送进来。门旁角落，放一只木马桶，大小两便都用它。每天傍晚轮流一人出去倒马桶，都有狱警监视。
随着外面上锁的声响，我的脑子突然空白了。我这副皮囊，呆呆地倚墙而立，如果不是还有三寸气在，俨然一条僵尸。大约有三十分钟，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只觉得有一股无名的情绪，似冰似火，似潮似涌，乱流一般，在周身乱窜。
正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忽然矮门外有点动静，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同室中年纪最轻的那位‘红卫兵’说：‘开饭了﹗’果然，饭菜就从矮门下端的小方洞送进来。我最后一个接过饭菜，是一个两寸高的黑釉粗瓦盆，剩着米饭和水煮冬瓜。肚子实在饿了，靠墙坐下，埋头就吃，没几下便完事。什么味道倒也没有很深的印象，只觉得如果再来一份，完全有能力打发。二十分钟左右，粗瓦盆又从小方洞送了出去，自己不必麻烦。监狱里的第一顿饭，就这样平淡无奇地咽下去了。
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刚才说‘开饭’的那一位，十六七岁，开朗活泼，东北口音，我猜想他可能是中学红卫兵头头，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另一个瘦瘦高高，十九岁上下，一直靠在矮门边站着，愁眉苦脸，两眼闪着泪光，一份饭菜，只吃了不到一半。我有意在他身旁坐下，轻声问道：‘没胃口？’他低着头，轻轻用广东话回我一句：‘无胃口。’我又轻声劝他说：‘无胃口也要多吃一点。如果不吃饭，身体搞垮了，将来出去半条命，还怎么工作？’
忽然从监视孔传来一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我回答道：‘我劝他吃饭没有什么不对罢？’监视孔外的人不再说话，我也给他一点面子，不再说什么了。我的判断大致不错：从踏入监狱的大铁门到吃完第一顿饭，没有见过一个警察，说明监狱已经被军管会接管了。我所在的监仓，连我在内一共五个人，都是‘新人’，没有一个‘老犯人’，说明监狱是临时为我这样一类人设置的。这位瘦瘦高高的青年慢慢也不再那么忧郁了，饭也吃好了。他悄悄告诉我，他是省体育工作队的跳高运动员，比赛得过奖牌。因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两派对立，他被打成‘狗崽子’，军代表把他抓到这里来，心里很委屈。一个月后，他就出去了。临走，还拉一拉我的手。
那位中学红卫兵头头，说话不多，该吃就吃，该拉就拉，一切都无所谓。我隐约感觉到，他有一种近乎习惯了的优越感，不自觉的流露出来。许多中、高级军官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不知不觉从父母的军衔、用小车接送，慢慢养成以‘爸爸官大为荣’的习性。小朋友之间有些小纠纷，开口就是‘我爸比你爸大’。红卫兵运动兴起不久，这种‘优越感’迅速膨胀，很快就发展成一种暴力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甚至还有封建色彩特浓的顺口溜：‘龙生龙子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一副军装，一条皮带，从学校打起，打遍全社会。只有他们最革命，别人都是牛鬼蛇神。
后来闹得太凶，打死很多人，内部又发生分裂，互相动武，又打死了不少。才不得不用军队这个正规的暴力集团，以暴镇暴，将红卫兵运动压了下去。与我同囚室的这位红卫兵头头，到我出狱的时候，仍然关着。我想，他的老子可能是高官，把他关在监狱里，保护多于惩罚。
小小囚室，不到十平方，却是相当标准的牢笼。两顿饭之外，规定的功课，是早晚各一次的革命仪式：早请安和晚请罪。所谓早请安，就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集体立正唱《东方红》，然后是同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接下来是朗读《毛语录》，两急实在忍不住了，可以临时通融，到角落的马桶去解决。不过，在小小的笼子里，庄严的仪式和见不得人的方便同时进，未免有点滑稽。晚请罪在临睡前进行，将《东方红》换成《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照旧，没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做起来就方便些。在外面做这两次仪式，必须高挂毛主席像，加上党旗国旗，布置一个‘三忠于’的庄严环境，大家面对毛主席像，唱歌跳舞读语录，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里是监仓，总不能把毛主席也请进监狱罢。但没有毛主席像，又觉得失去目标，向谁早请安，向谁晚请罪，谁都说不清。
笼子里的人数有增有减，很快就有增无减，二十天后，竟然增加到十一个人。我估计，外面正大肆抓人，笼子里岂止‘人满为患’，简直是挤压如沙丁鱼。白天磕磕碰碰，已经十分难堪，排队蹲马桶，更是一大难题。晚上睡觉，侧身个挨个还是躺不下来。好在大家同一笼，共犯难，很快就互相同情，互相沟通，互相贴近，互相体谅。协商结果：让多数人睡得好些，三个人站着，每隔两小时左右轮换一次，总算解决了睡觉问题。
小笼子里关着十一个人，倒使我想起小学时一道‘鸡兔同笼’的算术题。当年的‘鸡兔同笼’，在于训练小学生加、减、乘、除的初级数学头脑，只是这种数学头脑，根本无法理解当代‘鸡兔同笼’的悲哀。同笼中一位河北汉子，首先揭开悲哀的序幕。
他在绝望的时候说：‘诸位战友，如果将来有谁能够出去，请记住我，把我的事也带出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称呼我们为战友，我也把他视同战友，至於姓名，并不重要。
战友四十来岁，转业军人，广州沙河一家百货公司的副经理。两大派武斗期间，公司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推举他出来主持防御工作。他组织公司里同派的人，在大门口和临街二三楼窗下，堆起沙包，构筑起简单的防御工事，并通过他与原先部队的关系，弄来一些枪支弹药，使该地区对立一派的武斗队，不敢轻举妄动，这家公司自然成为本地区一个相当突出的‘据点’。战友作为这个防御据点的头头，就被他们单位的军代表关进笼子里来了。
进笼之初，战友非常乐观，劝大家吃好饭，睡好觉，耐心等待，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常说：‘没打人，没杀人，怕什么！’有一天，战友被从笼子里提了出去，临走还笑着和大家摆摆手。我在心里为他能这么快出笼而高兴。
第二天傍晚，战友又突然回笼了。我发现他衣衫破损，脸颊瘀肿，神情十分疲惫，估计他可能‘受刑’了。他一言不发，倚墙站着，陷入沉思。我半夜醒来，见他依然站着，就让出一点地方，轻声说：‘你也躺一会儿罢。’他仍然站着，阴沉的说：‘我判断错误。’
过了两天，战友又从笼子里被提了出去。和上次一样，他临走时笑着向大家摆摆手。一连三天不见战友回笼，我估计，战友已被转移到别的笼子里去了。
第四天中午，战友又回笼了。不过，他的出现，使大家感到意外，还大吃一惊。他不仅衣衫被撕破撕碎，脸和脖子伤痕累累，皮下瘀血，肿胀得都变了形，几乎认不出来了。战友靠墙坐着，半天才用嘶哑的嗓音说：‘我不服﹗死也不服！’
随后，我渐渐了解：战友被他们单位的军代表提出笼子，交由群众批斗。罪名临时由批斗的人定，‘挑起武斗的坏头头’、‘抢劫粮食的土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份子’等等，都是当时的‘时髦罪’；批斗的方式也是当时的‘流行式’，挂牌、罚跪、殴打。一连批斗三天，一块十多公斤重的木牌，用细铁丝拴住，挂在战友的脖子上，铁丝都快吃进皮肉里去了。这还不算，有人还用特制的竹刀，砍他的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完了，又放回笼子里。什么时候需要，就和杀鸡宰兔一样，再从笼子里提出去。
我完全能够体会战友的感受。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年代，人性是如此脆弱，兽性又是如此猖獗，只要手里有权，就可以堂而煌之地打出‘革命’的招牌，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我坚信自己不是鸡兔（禽兽），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即使无法对社会做出贡献，起码不能害人。如果连人性都丢掉了，还有什么本钱做人？
战友的遭遇，引导我作痛苦而不断的沉思。我意识到处境的险恶，应该向妻子做个交代，让她知道某些真相。因此，我找到一个当时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妻子给我送《毛主席语录》。这一招果然灵验，我的信经监狱管理军官检查后顺利寄出，不久，妻子就找到监狱来了。
这是唯一的一次‘笼中会’。妻子在收到我的信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已被关在西村监狱，亲人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的痛苦牵挂，是可以想象的。
一知道我的下落，她首先想到的是我的腰痛病，尤其时近中秋，天气渐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她带来一个大包袱，棉被和秋天的衣物全有，面上还压着一套红塑胶皮烫金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小《语录》。
妻子来探监，完全按照‘监规’进行。我被狱警带出来时，妻子已经坐在长方形大桌子的一头，见我走近，妻子立即起身要过来，但被狱警轻声喝住了。我和妻子面对面坐在大桌子的两头，狱警就站在旁边。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场景，我肯定会紧紧拥抱自己的妻子。见到坐在面前的妻子，还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柔，那么美丽，本来准备好一些很重要的话，都变得多余了。我定定地看着妻子两只非常漂亮的大眼睛，用平和的语调说：‘我住在这里还不错，能吃也能睡……’没等我说完，妻子就把话接过去说：‘我看到了，我明白，你放心。我会把孩子照料好，还需要什么，告诉我，一定给你带来。’
听了妻子这些话，看到妻子眼睛中流溢的光彩，我胸中的闸门顿时打开，爱的激流奔腾而出。见面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妻子给我的激励，使我走过坎坷的人生。夜深了，笼子里虽然拥挤，却也十分安静。我躺在墙角，辗转反侧，脑子里放着‘笼中会’电影，一遍又一遍，永远是那样动人。
我和妻子都是极平凡的人，就像两块不起眼的小磁铁，一次偶然的巧合，碰撞出爱的火花，就互相吸引住了。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仅仅是与生俱来的这副人的秉性。十多年来，我和妻子阅人极其有限，但能深切感受到人性的脆弱。尤其是由某种‘邪说’煽动的无端仇恨，把一批又一批怀有私心的人，变成凶恶的虎狼，残害一波又一波无辜的生命。我们惊慌，我们恐惧，我们试图躲避，我们在绝望中挣扎。我们口中也唱着那支歌：‘不靠神仙和皇帝，要靠自己救自己。’但我们不知道，最终能够战胜‘仇恨’的力量，不是天上的大救星，而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性。
笼中无意听说今年有闰八月，就是说，我会在笼子里度过两个中秋节。只是笼中既无明月，又无月饼，月圆人不圆，徒增许多伤感。到了十月一日，吃晚饭的时候，水煮冬瓜忽然加了几粒猪油渣，才想起国庆节。两个星期之后，我被提了出去。仅仅由于结算伙食账，使我明白两件事：一，坐牢要交伙食费；二，伙食账结清了，大概不会再回笼了。
7/11/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