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8日讯】中国重庆。1975年，那年我五岁。
“蔚蔚，妈妈要去在农村的分校，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嘛？”妈妈问我。
“好，我愿意跟着你，妈妈，”我说。当然，我情愿和我妈妈在一起。
后来我知道这是毛泽东要学生去农村向农民学习的政策，学校的老师也是同样的。于是我妈妈工作的重庆市第五十二中学就要在农村办个分校。
我觉得有些兴奋。我就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一阵了，我不知道会有多久，甚至我妈妈也不知道。我还从未去过农村。我只听到从乡下来的熟人在他们临走时对我妈妈，爸爸说，“哪天到我们乡下来嘛，我们乡下空气好。”好，新鲜的空气，我对此没有一点概念，它可能是个好事情。
我喜欢想像。让我想想乡下分校的其它好事。有很多树吗？可能有。有我在电影看到的草地吗？可能有。有些山吗？可能有。有些坏事情吗？我不知道。可能有。当妈妈给我说分校时，她年上没有笑容。我妈妈喜欢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我没发现有那么多高兴的事情。相反，我经常想哭。但我不敢。我知道我爸爸，妈妈讨厌它。我从来没看见过我妈妈哭。
现在农村分校的真面目来了。我妈妈和我到了那里。那个地方叫三溪口，是在重庆市中心以北三十几公里的地方。对我来说，那真是远。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在分校也是砖造的楼，学生们，老师们在那里进进出出。这楼是灰砖，而城里五十二中的楼是红砖。看来这是分校与城里学校唯一的区别。灰楼是分校教授、学习、生活的环境。我很少有机会走出这个楼，到真正的农村去。我妈妈不领我去。
上午妈妈送我去幼儿园。那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玩具，只有一些课桌和凳子。我们五、六个孩子在那里。许多时候老师也不在。其它孩子在屋子里把凳子放倒在地，全身推着它跑，相互撞击。我害怕这种游戏。我不喜欢暴力，我对它也不在行。我还是参与了这个游戏一、两次。还好，我没有受到伤害，我知道我身体瘦弱。不管这样，我玩过这个游戏了，也许老师希望我们这样玩。然后，我站在房间的一角，观看着。在地上推动着的凳子和相互的撞击带来了许多的灰尘和噪声，我觉得呼吸都有些呛人。许多个上午就是这样过去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来那个幼儿园下午不开。谢天谢地。下午我呆在家里。我妈妈和我的家在这层楼的头上。妈妈离开了房间。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应该就在附近。我愿意知道她在哪里，这样我可以把她搜寻出来。我不知道我能走多远。我猜我能从楼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但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妈妈把我锁在了房间里。在她走前，她警告了我多次，“蔚蔚，不要爬窗户。如果你爬窗户，你会从那里摔下去，摔死的。”
“好，我知道了。”
现在她不在这里，我走到窗户那里，打开窗。窗台和我下巴一样高。我看不见什么在下面，只看见白色的天空。我现在有一米高了，我搬了个凳子，放在窗户边，人站了上去。我把我的头伸出窗外。现在我能看了。阳光普照，周围静悄悄的。有三个窗子在我下面，粗的黑黑的电线从其中一个伸了进去。那我家应该在四楼了。在我们楼的前面是一片黄土，有两、三间土和瓦造的屋子，那是造粘土的工厂。我看不到许多树或草。空气比城市清新些，但感觉也不明显。没有什么事情特别好。
我从高处下来到书桌旁，坐下来。我拿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画了起来。首先，我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画一条线将纸分成四部分，这样我可以在上面画四张画。从妈妈那里要到纸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她常常说，“老蔚，妈妈从哪里一天给你找那么多纸？”
她现在不在这里。在纸上，我不画我看见的东西或人，我也不照着书上画。我喜欢的是画想像中的东西。现在我在纸的西北部画。我先用黑铅笔把轮廓画出来，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用彩色铅笔着色。我有一盒十二种颜色的彩色铅笔。我把一个将军的制服涂成绿色，皮带和鞋子黑色，衣领银灰色，帽子上的星红色，脸黄色。在他身体的右侧我给他画了把剑。这时，我看着我完成的作品，大部分的画面是绿色，在一些小地方是红色，我喜欢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
接着，我移到纸的东北部，开始第二幅画。在画完一个人的轮廓后，我放下黑铅笔，拿起了彩色铅笔。我把他的脸涂成黄色，西服棕色。我该给裤子涂成什么颜色好跟上衣搭配？黑色？我不大喜欢黑色。蓝色？好像不好。紫色？好，紫色。我的紫色笔在他的裤子上移动着。在他鼻子上，我给他画一副眼镜。我在画日本首相，他一定有渊博的知识，可能戴眼镜。我给他穿上皮鞋并把它们涂成黑色。完成了，我看着它。它看起来没有第一幅那么多的色彩，但更有生气。
现在我在纸的西南部画。在勾画出坦克，军人，大炮，炮弹的爆炸后，我放下黑铅笔，拿起来彩色笔。我把坦克，大炮涂成绿色，军人的皮带棕色，炮弹的爆炸红色。军人是两种颜色，坦克一边的军人是棕色，大炮一边的军人是绿色。因为两支军队在打仗，苏联和中国。广播里常说我们要留尽最后一滴血打败苏联的侵略。在电影里，我们的军队总是绿色，所以我把他们涂成绿色。我不知道苏联军队是什么颜色的军装。我想那肯定与我们的不同，我不能想像两支穿相同军装的军队能互相打仗。于是我猜苏联军队的军装是棕色的。听说苏联有许多坦克，所以我让坦克在他们这边。对我们这边来说，就是大炮。听说我们国家并不缺乏大炮。完成了，我看着它，好壮观。
现在我开始在纸的东南部画。在勾画出轮廓后，我把天空涂成蓝色，几朵云白色，鸟黑色，草绿色，溪流浅蓝色。我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春天。”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两个汉字，我知道它的意思，它在我心里。看着这幅画，我觉得好平安。
这张纸画完了，我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上的一个地方。妈妈下午六点回来后，我要叫她给我的画打分。有时她给我的一幅画打“优”，有时打“良。”“良”会多少让我失望，我要“优。”
我拿出又一张纸开始画了起来。我又画完了一张纸，又是四张画。我看看窗外，天空没有我刚画画时那么亮了，已经有了暗的色调。过不了多久妈妈就会回来。我画着，画着，画着。门锁传来响声，妈妈出现在门口。
“妈妈，你看我画的，”我兴奋地说着，递给她两张纸。
“蔚蔚，画的不错。”
“那你给我打个分数—”
“好。”她拿起支红铅笔在我的纸上打分。她给大多数画打了“优”，一些画打了“良”。
“蔚蔚，妈妈有事做，要用桌子。你就呆在这里，不要跑出去。”
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了，也没有地方画画。我妈妈在这里。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画画没有多少兴趣。我想像如果我在她面前画，她可能不喜欢，甚至会说些泄气话。她对我画的评价那么短。我怀疑她认真看了我的画没有。我也不太担心这些，只要她能给我纸和彩色铅笔就好了。
这时黑暗包裹了世界。妈妈开始在煤油炉子上做晚饭了。煤油炉子外面是绿色，里面是黑色，它大约二十几厘米高。妈妈在上面煮着甚么。她似乎对做饭不怎么感兴趣，我不在意，我也不喜欢吃饭。我一顿饭要吃一个小时。我情愿吃药，吃药就简单多了，把药片往嘴里一放，然后喝口水，一吞就玩了。一分钟之内我就能完成。我不理解为什么其它人对吃那么有兴趣，而觉得吃药那么可怕。
晚饭好了。蒸的白饭，有菜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一个。
“妈妈，没菜吃，我觉得白饭好难吃。”
“蔚蔚，你放些白糖在饭上面。”
我放些白糖在白饭上，好吃。在大多数晚上，我们的晚饭就是那样。有些时候，妈妈因为晚饭难过，我并不觉得难过。甜甜的饭让我不那么费力吃完了晚餐。为什么一定要更多的菜呢？
看着我吃得慢，妈妈对我说，“老蔚，看看你，吃饭变成了苦差事。不应该是那样，吃饭是一种享受。”
我没说什么，她说的可能是对的。广播里那么多宣传中，常常说中国哪里来了一个粮食丰收。我知道粮食是拿来吃的。同时，在那一刻，我觉得妈妈说话就像一个关心我的人说的。外面是漆黑一篇，静悄悄的。家里面是黄色的灯光，有些暗，锅在燃着的煤油炉子上，还有我妈妈。家庭生活多么温馨的一刻。唉，这样时刻罕见。妈妈有时莫名奇妙地打我，有时晚上所有的人都到野地里参加批斗会，时不时响起如雷的口号声，一万个拳头在挥舞。
下一年是1976年，我六岁了。分校被解散了，妈妈和我回家了。妈妈和其它老师看起来好兴奋，比过年还高兴，我不觉得。我怕又回到我爸爸那里，他动不动打我。妈妈和我在分校住了一年。
这年一月，周恩来死了。几个月后，朱德死了。九月毛泽东死了。共产党的三个最高领导人死了。十月，包括毛泽东妻子在内的“四人帮”被逮捕了。接着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了。我感到吃惊的是这次没有像以往的运动一样宣布胜利结束。高考恢复了。学生们不再到农村向农民学习了。我妈妈和爸爸看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感到很高兴，我觉得难以理解。在宣布它结束前，我觉得他们喜欢它，还对它有兴趣。
我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从分校回家后，我继续在小桌子上画画，画了一张又一张。我不知道怎么的，画家万老师在1977年时成了我画画的老师，那年我七岁。
每次我妈妈或爸爸送我到万老师家去学画画。今天妈妈和我在两路口往上爬一段石梯坎，好长一段石梯。爬上去后，我们又往左转，走了几步路。然后我们又往左转，再爬石梯坎。在走到万老师家前，我们可能还转了一、两次。万老师就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地方，满有艺术的气息。在中国我们学生都是叫教授者“老师”连上他或她的姓。所以我叫她万老师，其实我更喜欢叫她的名字，我觉得她好。
在把我送到那里之后，我妈妈离开了。我好像高兴她走。现在万老师，我和其它三个孩子在房间里。不像我家和我邻居家只有一间房，万老师家有四间房，真是神奇。万的脸看起来白皙，漂亮。她身材苗条，张得高，比我妈妈高。她说话都是轻声，注意听能听见。她看来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
“蔚，今天我们画石膏。”万说，把我带到另一个空房间，房间的中央放着一个白石膏，后面是一块深绿色的布。
“好—”我轻轻地说。我不喜欢画线条的素描，我喜欢画我的想像画。但我没有选择，只有做万老师让我做的。
今天是我第三次画素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画它那么多次，而我也只能用黑铅笔。我在椅子上坐下，手里拿着笔，看着白石膏。从顶上洒下来的黄色灯光让石膏顶部看起来明亮。石膏在水平方向有六面，在垂直方向有顶面和底面。结果，顶面和水平方向的一面看起来那么明亮，没有一丝暗的感觉。水平方向上最亮的一面的旁边那一面也好亮，只有一点暗影。我右边的一面看起来暗。其它水平方向上的三面在后面，看不见。
现在，我先用黑铅笔画石膏的轮廓。完成之后，我手里的黑铅笔在纸上来回移动着，尽量避免线条之间明显的缝隙。这和我在分校做的差不多。这是画明暗。它的原则是一个地方越暗，用的线条越多。我沉浸在其中，没有时常观察石膏上的光。终于，我石膏画完了。
现在我开始画石膏的背景，就是它后面那块深绿色的布。这不需要画轮廓了，直接涂就好了，这是我爱做的。我更多地用黑铅笔在纸上涂着，这样把背景涂得深些。画，画，画。我把右手转过来看了一眼，右边手掌的边上都是一层黑色。那是铅笔在纸上留下的碳。当我的手在纸上来回移动时，碳就粘在我手上了。我有些喜欢它。画画好后，我看着它。不同面的黑度不同，静物素描的特色。
我把它拿给万老师。她看着它，没有笑。她拿起铅笔来在纸上画着。
“蔚，你对明暗的感觉还不太准。你说，石膏的那里是高光？”她说。高光就是最亮的部分。
“顶部，”我回答说。
“顶部是有些亮，但高光在这一面，”万说着，指着水平方向上的一面。“注意背景的影响。”
“好。”
我相信万老师是对的，只是我还不大理解。不管怎样，我没有多大兴趣画素描，我不喜欢画东西的轮廓。后来的日子我来这里学画时，她让我画了更多的石膏静物素描。我不害怕它，因为我总的来说喜欢画画。
今天在万的家里，一个新的项目开始了。我不需要再画静物石膏了。万让我画水彩画。哦，我喜欢颜色。在画色彩部分前，我需要画轮廓。我不看东西，凭想像画。
我画的是我家所在的第一工人医院下面的跳伞塔。我生活的重庆是个山城，医院在个山上。听说跳伞塔是用来训练民兵的。它看起来八十米高，在它的中上部有三条长长的臂，伸出来，在末端挂着降落伞。在我的眼睛看来，塔和地上的沙滩是一样的颜色。
我见过跳伞塔使用时的景象。跳伞塔的三支臂挂着的三个降落伞从六十米的空中降下来，沙地上三个穿制服的人等在那里。降落伞到了离沙地一米高的地方停下来。这时那三个人把降落伞上的绳子拴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们的手臂牢牢地抓着降落伞的绳子。降落伞连同他们的身体慢慢地上升，最后他们到了塔的长臂。在一分钟里，他们就离地面六十米的空中停着。啪的一声，长臂末端的架子释放了降落伞。降落伞连同身体降落着，不太快，也不太慢。那几个人的身体就快触地了，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一个身体触地时保持着平衡，还站着，另外两个踉跄着坐到了沙地上。我想像一些沙子进了他们的嘴里。
现在不像以往用铅笔，我用毛笔沾着墨汁在宣纸上花。这不是我以前画画用的普通白纸，而是一种柔软的吸水性好的白纸，也是一种贵的纸。当我的画笔在宣纸上画时，墨汁在上面散开来。哦，不好，太浓了。我把笔在清水瓶里洗了一下，沾更少的墨汁再来。这次散开来少些。终于，画轮廓的困难部分过去了。我看着它，它就像中国画一样，黑白色。通常中国画不用多少颜色。
现在我最喜欢的部分来了，给画着色。我不是用彩色铅笔，而是用调色盘着色了。调色盘中央是一个凹下去的圆，在它四周是八个凹下去的基本是圆的地方，它们之间都是分开的。有六支颜料管摆在桌上，它们都好看：淡绿、大红、棕色、黄色、白色和蓝色。我怎么配跳伞塔和它下面沙滩的颜色？我想那可以是黄色和棕色的混合色。我将黄色管的颜料和棕色管的颜料都挤到调色盘的同一个地方。我用笔混合它们，新颜色就产生了：淡棕色。接着我用一支干净的笔，沾些水在笔上，在一个杯子里挤一下笔，一、两滴水掉了进去。我拿沾了水的笔去沾调色盘里淡棕色的颜料。好，现在笔准备好了。我开始用它画宣纸上的跳伞塔了。一些地方还是看起来浓。我在笔上加了些水，再把它画到纸上。这次它看起来更像跳伞塔和沙地的颜色了。这是水彩。窍门是不要让颜料溶解得像液体一样稀，但同时颜料需要被相当地溶解。它还是一种固体，虽然有些像液体，但更像固体。
画，画，画。跳伞塔的主干画好了。接着，我画它的三个长臂，用同样的颜色，看起来不坏。我移到下面的沙地。我加了一点棕色颜料在调色盘上。万老师一定会说沙地的颜色应该比跳伞塔深，虽然对我的眼睛来说，它们看起来是一样的。画，画，画。我的右手已经觉得有些软了，但我不会停。我要抓住艺术的感觉直到我完成，不然在我休息回来之后，它可能消失了。
我把一个降落伞涂成蓝色，第二个降落伞涂成棕色，第三个降落伞涂成红色。他们比实际的降落伞更好看。那没关系。我画想像画。然后，我画跳伞人的身体和降落伞的绳子。所有这些都在空中飘。最后，我把笔轻轻地在墨汁里沾，在水里溶解，在宣纸上在下降的降落伞旁边画了轻轻的几笔斜线。那时毛毛雨和风。好，就是那样。
“万老师，我画好了。”我叫她，她这时在指导其它两个九岁的女孩，她们比我大两岁。我不知道她们画的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好，”万老师慢慢地应着，转向我，把我的画拿到开着的门那里。我期待着她的评判。
“这张看着不错。蔚，你有进步了，”她说。
然后，她拿起我的笔在我的画上画着，说，“这里的颜色应该淡些。这里的线条应该是直的。”
“哦，好嘛。”我答应着，看着她手中的画笔在画上移动着，她肯定画的很好。
“好，今天看来你们这些人都努力，我要慰劳你们一下。好好在这里呆着。”万老师对我说后，走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提着两纸袋点心，真是太好了。我很喜欢吃点心，但在家里我妈妈，爸爸很少买它。我吃了两个圆的点心和一个葱油酥，又甜又咸，好好吃。其它三个也一刻不停地吃着。
万真好。我希望她是我妈妈。但我不敢告诉她或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了她，她就可能告诉我妈妈，那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一天，万老师把我们四个学生招拢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准备参加国际儿童绘画竞赛。这个竞赛由几轮选拔。第一轮选拔是我家所在的重庆市中区。如果我的画在那里选上了，就进入第二轮，到有七百万人口的重庆市选拔。如果它在那里也选上了，就进入第三轮，到有一亿人口的四川省选拔。如果它在那里也选上了，就进入第四轮，到北京选拔，那是全国选拔。如果它在那里也选上了，就到赫尔辛基进行最后一轮的选拔。
“赫尔辛基在哪里？”我问。
“那是芬兰的首都，”万回答说。
我觉得兴奋。赫尔辛基和芬兰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名字。它肯定很远，很远。我想像我的画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赫尔辛基应该是我的目标。
我更加沉浸在跳伞塔的画画中。这将是我的参赛作品。在那时我已经七岁了，在小学读一年级，但是我对学校老师讲的或我妈妈，爸爸在干什么几乎没有明显的映像。我所有想做的就是画，画，画。
在小学校的一天下午，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把教室照得亮亮的。我们学生坐在那里，听着讲台上的老师讲。突然，砰，砰，好像有两声轻微的敲门声。老师走到门边开了门，一个穿蓝色上衣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对老师耳语几句，递给了她什么东西。然后他离开了。老师在他身后把门关上，回到讲台上。
她对全班同学说，“刘蔚的画被选到四川省去了。”
刘蔚是我的全名。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的目标是赫尔辛基。全班同学的无数双眼睛看着我，这提醒我这事特别。应该是特别地好，不是特别地坏吧。但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我觉得沮丧。
我应该告诉我妈妈和爸爸吗？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他们很少显示对我画画的兴趣。他们还可能打我。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谈，觉得压抑。
现在我上午、下午都需要去学校。有一天回家后，我在纸上画画。妈妈进来问我，“你作业做了吗？”
“还没有，”我回答。
“那你应该先做你的作业。现在你上学了，不再是在幼儿园里了。学习才是对你重要的，画画只是你有时间的时候玩的。即使你根本不画，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妈妈说着，脸上没有表情。
我服从她。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喜欢她说话的样子，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不快，焦急或悲伤，更不要说哭了。她总是看起来强，我不喜欢。
一天，万老师通过妈妈叫我，她想带我到外面去写生。我妈妈拒绝了，她事后告诉我这件事。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我不能改变这些状况。不久以后，当我还是七岁时，我不再画画了，而只是上学读书。我也失去了和万老师的联系。一、两年后，我的画画才能完全消失了。
──转自《自由文学》(www.lettersofliberty.com)(http://www.dajiyuan.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