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十一)

孔雀东南飞(1)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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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古诗写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我眼中这些来自山坳坳或水旁旁的“孔雀”,却丝毫不徘徊,而是毅然决然飞向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达城市。

相比于一生都困在泥地上打滚的祖祖辈辈,坐在火车汽车上,鼻子贴近窗玻璃使劲张望车外风景、脸上没忘了时刻洋溢着喜色的村男村女,他们一定在暗暗高兴:我们赶上好时代了。

不过,城里并不是天堂,吃苦耐劳再在行,轻松活几乎都已被文化高、门路广的城里人瓜分一空了,余下的辛苦活倒是遍地都有。乡下男子进城后大多跑去建房子、筑路、掏粪;女子则多将身影凝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进城民工把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工种给承包起来了。肩上的重压将民工的背一点点压到逐渐靠近地面,呈现出虾米的雏形;也把他们脸上的皱纹压到进一步“深入浅出”——40岁的城里人看起来总是年轻过30岁的民工。

处于城市工作和生活最底层的民工,受苦受难不说,还总是受到无情的戏弄——我们回忆一番,连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都有不少小品笑星拿着农民开涮,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时,我无数次听到市民用最鄙夷的口气说:“瞧,这些农民!”

苦了累了,其实民工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让他们欲哭无泪的是辛苦过后而一无所得。许多的媒体披露,有老板揣着民工的工资跑得无影无踪;或者是财大气粗的老板硬是死死摁住钱袋不给民工发工资。当一个个民工爬上高楼欲采用纵身一跃伸展四肢飞翔的自杀方式来追讨本该属于他们的劳动所得,却得知老板逃之夭夭,只能选择在工厂门前席地而坐,用欲哭无泪的表情面对来采访的记者时,可猜想到他们心底的哀伤与绝望!

还有两种人,更惨。

一是没文化、缺技术、少资金的乡下民工,他们找工“没路子”,也没有任何后台能靠上关系,除了一身强健的肌肉,他们一无所有。这类人倘若稍微心不坚定,再加上有人撺掇,很快就走上拉帮结伙“捞偏门”的道路。这些人成了最让城市管理者头疼的治安扰乱者,轻者干点子小偷小摸的事,重者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中国司法部曾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我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高比例的流动人口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原因有多方面,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经济性的。

另一种,则是被个别城里已婚女子严密防范,被某些城里男人鄙夷却又不停热切张望的“小姐”。欧洲人把当年成吉思汗蒙古大军的西进称为“黄祸”,而今的城里人面对漂亮年轻又风情万种的乡村小妹的蜂拥而来,也惊呼:黄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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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

作者简介:

蔡成,中国青年作家,现居海外,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共发表近200万字作品,长于散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有《左手跟右手下棋》、《花花草草与人生菩提》、《情人看招》、《生命向左转弯》等散文、随笔集。

2002年开始,蔡成怀着社会忧虑之心,从繁华的深圳出发,先后19次前往福建、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农村,开始“风土中国”系列丛书的创作,接触过中国农村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文字记录和照片拍摄的形式,与 120多位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开展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先后成书《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老江湖——追踪神秘的传统江湖术》、《角落—— 99个民间人物的背影》等四部著作。其中《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一书的删改版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引起众多忧国忧民人士的关注。《广州日报》、《深圳商报》、《城市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扬州晚报》、《海南日报》、《中国新书》等报刊杂志曾进行报导和激烈讨论。与此同时,由于该书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平面直观、真实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存在的大量问题,因此受到指责和批驳,被指为“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有对 “三农问题”扩大化之嫌,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抹黑之作。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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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句老话,但在而今的农村,仍能经常听到。这话,难免被众多的城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很懂得读书作学问的重要性。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乡下人有种传统的意识: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粪。

  • 【大纪元9月24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四日电)海南省海口市近年来出现年轻农村女子靠“谈情说爱”发财的“吃婚族”,这些人三两成群、以表姐妹相称,或单独行动,流浪于海口市的酒店、按摩院、歌厅等娱乐场所,编造各种理由从年纪较大的男子或有钱人的口袋中骗钱。
  • 在乡下与人攀谈,问起他们心里最想望的念头。“啥盼头?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万事满意了。还有,儿女能读上书,以后比我们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这话,或与此大致相彷的话,我至少能每天听到5次。在中国总人口数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农民,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并不高啊,温饱无忧身体好,希望儿女有出息就够了。
  • 41岁的蔡关说:“正月初三就出门,走路出村,坐汽车到长沙,再赶火车。打工苦啊,要是家乡富裕,谁愿抛妻别子去打工?”蔡关是湖南益阳土生土长的农民。26岁南下广东韶关打工,后来赶上南方城镇狂卖非农户口,靠多年在韶关工作的叔叔帮助,蔡关用钞票使自己摇身一变为“城里人”。接着,艰苦奋斗几年后,他主动下岗回到了家乡。再接着,用多年打工收得,凭在城里增长的见识,再筹措资金开了个规模不小的砖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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