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八)

苍白的乡村教育(3)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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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中国的出版社似乎也在成心跟乡下农民过不去,总把书本的价格标得老高。倒是有个名叫金盾出版社的,该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价格标得格外低,挺受乡下老百姓喜欢。而且,金盾出版社那些有关果树栽培、如何把花草养得更靓丽的书本,实实在在是贴近了乡下农民的心坎。

乡村学校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的校服、明确的校训只有极少的乡村学校才会有。

乡村学生除了上课就是上课,学习成绩好就“三好”了。文娱体育尖子很难像城里小学一样受到关注。总结起来就一点,乡村学校的目标明确:排除万难使孩子们中多出几名大学生,而孩子们当然是一切围绕考大学这座独木桥了!

考上大学是无上光荣的大事,有人会说,“中个秀才不容易啊。”—个村落要是出了个大学生,他将永远作为“榜样”出现在乡人的嘴里。考上的时候,孩子的家里总是要办上几桌酒席,村上的邻居会不请自到,塞上个红包给孩子,以示他们的奖励和祝贺。

乡村孩子也跟老师一样,在学校是学生身份,回家来就是小农民身份了。他们总要承担部分家务活,干点相对轻便的农活——农忙季节,下田插秧,收割稻谷对于他们而言早已熟门熟路。

尽管许多报刊电视媒体都曾喜滋滋宣布: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实际上,这结论下得太乐观了太荒唐了。而且我敢肯定,下此结论的人,可能是坐在家里不出门的空想家。事实应是这样:在我走过的任何一个村庄,都或多或少有孩子连小学6年级都没读完!

其实,即使是一帆风顺跨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也未必就从此踏上康庄大道。 因穷,农家孩子考上大学之后,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含泪撕毁录取通知书,甚至在一时失望之下走上自杀绝路的农家孩子或其父母,在南方各省,都偶有发生。

“难读书,书难读,读书难。”这话,尽管没任何农民亲口告诉我,但我却总能从农民的叹息里得出如此感慨。

还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中国众多站着说话不嫌累的某些理论家的注意。

一是越使劲送儿女读书的人家越穷,越是大学生出得多的村落,越是出名的穷村。究其原因,是农村人家花在儿女教育上的负担太重!

二是农家儿女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并省吃俭用把大学读完后,会毫不动摇地选择去城市发展。农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出个大学生,却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出了大学生的村落基本上没能从家乡的大学生身上捞到啥“收成”。

乡村为培养人才花费了数不清的教育资本,到头来,只是改变了极少数当事人的命运,而把越来越大的贫困甩在家乡农村。

教育界的专家学家和教育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真该留意下面这种“声音”。

有名老家在安徽,而今月收入上万元的的深圳“金领”对我说起他家乡的贫困,我随口问:“那你干嘛不留在家乡作贡献?”这位名牌高校毕业的他先是脸上红了红 ,接着叹气:“你以为我不想么,可我学的是国际金融,在家乡能干啥子?”

我一愣,马上醒悟了。是啊,假如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大学课程设置时, 尽量在果树栽培、矿业开发、农牧业增收等利于农村发展上有更多的考虑,那么一个进行良种水稻研制的大学生很难跑到城里来寻找就业机会,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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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

作者简介:

蔡成,中国青年作家,现居海外,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共发表近200万字作品,长于散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有《左手跟右手下棋》、《花花草草与人生菩提》、《情人看招》、《生命向左转弯》等散文、随笔集。

2002年开始,蔡成怀着社会忧虑之心,从繁华的深圳出发,先后19次前往福建、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农村,开始“风土中国”系列丛书的创作,接触过中国农村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文字记录和照片拍摄的形式,与 120多位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开展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先后成书《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老江湖——追踪神秘的传统江湖术》、《角落—— 99个民间人物的背影》等四部著作。其中《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一书的删改版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引起众多忧国忧民人士的关注。《广州日报》、《深圳商报》、《城市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扬州晚报》、《海南日报》、《中国新书》等报刊杂志曾进行报导和激烈讨论。与此同时,由于该书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平面直观、真实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存在的大量问题,因此受到指责和批驳,被指为“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有对 “三农问题”扩大化之嫌,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抹黑之作。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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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粪。

  • 【大纪元9月24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四日电)海南省海口市近年来出现年轻农村女子靠“谈情说爱”发财的“吃婚族”,这些人三两成群、以表姐妹相称,或单独行动,流浪于海口市的酒店、按摩院、歌厅等娱乐场所,编造各种理由从年纪较大的男子或有钱人的口袋中骗钱。
  • 在乡下与人攀谈,问起他们心里最想望的念头。“啥盼头?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万事满意了。还有,儿女能读上书,以后比我们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这话,或与此大致相彷的话,我至少能每天听到5次。在中国总人口数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农民,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并不高啊,温饱无忧身体好,希望儿女有出息就够了。
  • 41岁的蔡关说:“正月初三就出门,走路出村,坐汽车到长沙,再赶火车。打工苦啊,要是家乡富裕,谁愿抛妻别子去打工?”蔡关是湖南益阳土生土长的农民。26岁南下广东韶关打工,后来赶上南方城镇狂卖非农户口,靠多年在韶关工作的叔叔帮助,蔡关用钞票使自己摇身一变为“城里人”。接着,艰苦奋斗几年后,他主动下岗回到了家乡。再接着,用多年打工收得,凭在城里增长的见识,再筹措资金开了个规模不小的砖窑厂。
  • 我们是生活在浙江农村的农民,具体位置就是在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百兴村,从小给我们的记忆这里的村民淳朴善良,辛勤劳作.可自从我们这里的王姓村支书上台以后,整个村越来越让我们感到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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