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5）

五、“铁八师”
　　
　　　　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又开始成立新的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当逍遥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有一天傍晚，工地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到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的心头，让人窒息，让人随时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我父亲由于年纪轻轻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到文革期间，他这号人又是首当其冲的斗争和歧视对象，朝不保夕、担惊受怕；他能够在文革恶浪中全身而退，也算是个奇迹。虽然没有挨整，但我父亲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正在此时，传来了祖母被红卫兵强行遣送封丘老家的消息。父亲连忙回封丘帮祖母安家，不但连手表都卖了，还欠了三百多元的债，后来还了十年才最后还清。每天过着这种日子，父亲年纪轻轻的却每天晚上都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不到两年光景，一头浓密的黑发就变得稀疏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千把号人，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处从两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处之下设有工程段，段下又设有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大约一两百个人）。当我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地；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是十分欢迎地；但是，你还是需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地。”父亲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回来后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干脆自己成立个“革命”组织好了。于是，他和队里十来个还没参加造反组织的工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组织——铁八师。之所以起“铁八师”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冬天周总理制订了《十五条》，号召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和“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因此，我父亲他们几个就自己定位为一个“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的最初成员不过十余名，其中有接近一半是成分不好的，在当时都属于被歧视的对象。但是一失必有一得，这几个成分不好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却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不乏文笔出众的秀才。我父亲虽然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由于多年来一直酷爱读书，特别是在农场改造期间与那些干部、知识分子接触得多，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我父亲头脑聪明，看问题一针见血，话总是能说到点子上，在工人中也有些威望。因此，“铁八师”成立当天，我父亲就被大家推选为头头。

　　　　业余革命组织“铁八师”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发表个成立宣言，印制了几个红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销声匿迹了。其他队里有几个因为各种原因参加不了造反组织的工人，一看“铁八师”如此稳健，也陆陆续续要求加入；我父亲一律来者不拒，渐渐地有了二十名成员。但是“铁八师”的成立和渐渐壮大，却引起了 “工红总”头头们的不快。在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造反派眼里，这个只有二十来个人的小组织里，居然有接近一半的牛鬼蛇神，纯属乌合之众。于是他们贴出大字报来，百般嘲笑“铁八师”，不许这帮乌合之众“革命”。

　　　　我父亲原本打算息事宁人，和“工红总”井水不犯河水算了。无奈“工红总”不依不饶，天天寻衅滋事，惹火了“铁八师”的牛鬼蛇神。几个工人找到我父亲，说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催着我父亲反击。我父亲心里也挺窝火，顿时一拍即合。于是，“铁八师”的牛鬼蛇神也贴出了大字报，与“工红总”针锋相对。一搞大辩论，“铁八师”几个秀才成员们的文化特长立刻得以发挥出来，写出的大字报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辞又尖刻，内容又生动；而“工红总”内有文化的人凤毛麟角，几个能写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经常辞不达意、错字连篇。一优一劣对比明显，工人们都喜欢看“铁八师”的大字报。

　　　　双方斗了许多回合，每次“工红总”都处于下风。时间一长，逐渐有新的成员加入“铁八师”，甚至一些原来加入“工红总”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铁八师”。短短三个月里，“铁八师”的成员竟然扩大到四百多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组织了。此时，“工红总” 的头头们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约我父亲谈判，要求联合。我父亲成立“铁八师”的唯一原因就是自保，此时见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就顺水推舟将“铁八师”并入“工红总”。二者实现大联合之后，成立了新的造反组织“五一一公社”，我父亲只当一名普通成员，继续过他的逍遥生活去了。

六、乱世景象
　　
　　　　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不断挑拨老百姓之间互相仇视与杀戮，公然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反动”的口号，重复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给广泛使用暴力找到了理论根据。“文斗”很快成为过去，渐渐地武斗盛行起来。开始是用木棒铁棍，后来发展到大刀长矛，后来就自制土枪土炮，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越来越血腥。在一九六七年春末武斗第一次打死人之后，单位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局面非常混乱。我父亲感觉不能再在单位待了，于是跑回了郑州。虽然郑州也不是什么太平天下，但毕竟待在家里感觉要安全一些。

　　　　当时郑州市有三个比较大的造反组织形成鼎足之势：第一个叫“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河造总”，主要由机关干部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对比较稳健保守；第二个叫“十大总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组成，据说后台是武汉的“百万雄师”，十分恶毒，特别热衷于武斗；第三个是“河南二七公社”，主要成员来自部分工人、郊区农民、街头商贩、无业游民等，他们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机会；由于其成分复杂，又由七十多个大小组织合并而成，所以河南民间有“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之说。

　　　　父亲回到郑州时，恰逢三个造反组织剑拔弩张之际。那天晚上一出火车站，就碰到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他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被人这样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十大总部的，或者是跟这两个组织都对立的其他什么组织的。万一答错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我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已经算比较丰富了，因此灵机一动掏出了带在身上的工会会员证。父亲的工会会员证还是在大兴安岭时发的，上面有汉文也有蒙文。我父亲指着会员证上的蒙文对造反派们说：你看，我在边疆工作，对咱们郑州的革命形势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几个戴柳条盔的人一听，也变得客气起来。原来他们是“十大总部”的，于是跟父亲讲了“十大总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坏的话。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当即表态坚决站在“十大总部”的革命立场。末了，这帮人还握住父亲的手，自做多情地说：“保重啊，战友！现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我们一定要与他们血战到底！”我父亲心中暗笑，但也只得装模作样地道了声珍重，也就脱身了。此后几个月里，我父亲在郑州街上曾多次遇到类似的盘查，均用该计对付，屡试不爽。

　　　　当时的郑州已是一片混乱。如果说，宋代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景象的话，那么就当时郑州市的混乱景象也完全可以画一幅《郑州文革图》，定能成为传世经典之作。一出火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上挤满了卖各种小吃的商贩。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远远听去，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如同夏日池塘里的蛤蟆聚在一堆呱呱叫唤。单位大的开着汽车宣传，有些小单位没汽车，但也讲究革命造反精神，派个男的拉个架子车，女的坐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念稿子。再往远，造反派的打手们头戴柳条盔、手持大刀长矛，还有人手持冲锋枪站在汽车上耀武扬威，一个个面相凶恶、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则开着抢来的小轿车招摇过市，有些车已经被砸得不像样子了：外壳瘪了、车窗没了、喇叭坏了、车灯灭了，居然也能凑合着开。车上的造反派们打个手电筒充当车灯，用木棍“当当”敲击车门，嘴里喊着“让开让开”替代喇叭。那时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