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48)

第七章　　黄金时代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退潮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元甚至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怎么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因此，我虽然早就听说过君子兰这种花，但就是没见过。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二○○四年新年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说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外地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每天一下班我母亲就背着个柳条框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我母亲就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三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想法。那时她在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由于是工资款还有不少一块两块面值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一万多块钱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母亲是厂里的会计出纳兼总务，可以说要是胆子大点挪用公款做点小买卖，条件是很便利的。但母亲每天过手的公款成千上万，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

那时厂里经常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每当这个时候，我母亲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来拉铁丝的有多有少，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次是个星期天，那一天他们几个人平均每人装了九百六十六盘铁丝，挣九块六毛六分钱，回家后骨头都要累散架了。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靠装车，每个月总能比人家多挣三分之一。

线材厂的铁丝还供出口，用于出口的每一盘铁丝上都要挂一个椭圆型的标签，上面写明规格、重量、产地等。这些标签印好以后，都是几十个一大张，需要人手剪成椭圆型，并且在标签上打两个气眼，再把一种铝环封到气眼上保护起来，这样铁丝穿过气眼时，一般的搬动不会把标签弄坏。当时还没有见过打孔机，每一个气眼都是用特制的小铳子砸出来的，全靠手工完成。我母亲从工厂里领回很多标签，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和父亲一起做标签，一直做到睡觉。每做五十个标签挣一分钱，虽然不多，但比起七十年代往糠醛厂原料山上背麻袋每五十斤一分钱的工钱来，做标签已经算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副业了。一开始没经验，每天晚上也就做几百个标签，挣个毛儿八分的；后来熟而生巧，一晚上两人可以做两千个标签，挣四毛钱。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母亲为此专门买了一台缝纫机，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工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八十年代，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銹头（【注】銹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銹头，把它们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銹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起初别人不知道我们做这个生意，母亲就在星期天时带着自己的货到处推销，有时为了推销一个人扛着一盘铁丝坐火车、转汽车，甚至搭农民开的小四轮拖拉机，渐渐地有了不少客户。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自然喜不自胜，一时间买者若鹜。那几年，家里总是不断地有各地来的采购员，终日来来往往，门庭若市。

拔銹头的生意，我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账，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尽管我母亲能吃苦，有业务关系，完全还能多挣不少。但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外公外婆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只好忍痛收山。母亲当时的算盘是：三万块钱，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万成家，她自己和我父亲留一万养老。当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因此想着这相当于自己二十年工资的一万块钱给我和姐姐无论如何都够了。谁知，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公、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公、外婆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基本上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母亲在做拔銹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父亲，当时也弄不清楚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母亲被调到厂供销股。那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人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行为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母亲在厂里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节节高升到了一般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别人眼红都来不及呢，去了两三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走，不是有毛病吗？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纷纷到家里当说客，有些人一坐就是一整天，试图挽留母亲。我母亲对这个厂子怀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并不想走，但她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就是自己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十几年攒下的好名誉就算丢了。所以，任凭工友们如何婉言相劝，母亲都咬紧牙关不松口。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好几十个，被判刑的有好十好几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才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每况愈下。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转念一想厂里出了这个事以后人心早就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回天乏术；更何况那些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回去后难免触景生情，肝肠寸断。于是，母亲婉拒了工友们的请求。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