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27)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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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 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 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
  
“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
  
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 争”中都不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
  
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
  
“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 党,说放卫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 家钱学森在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 限?要不要对他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 现象也都慷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 他平时在私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去“汇报”的。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 麻子召开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 只当没听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 态度一贯很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 “忘了”朱麻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谅!”
  
……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 拉爬犁,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 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 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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